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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不是自己设立和维持调查研究机构，而是向几个民间研究所提供资金，从中取得专门而详细的信息。其中有一个研究所是亚洲经济研究所，拥有数百个研究员，研究亚洲各国问题。这里的研究员和信息资料的规模，同世界其他研究所相比，毫不逊色。到了六十年代，日本面临的问题愈益复杂，需要更多的研究所来从事燃眉之急的调研工作。于是日本人又按照自己的工作方法，派代表团出国，考察外国著名的研究所，终于设立了日本最好的智库。智库在日本风行一时，研究所接二连三出现，大有雨后春笋之况，不久就成立了智库联合会。日本考察团把世界各国的研究所作了比较，发现美国的研究所有个缺点，就是那里的研究所与其后援单位分离，往往进行一些不相干的研究，结果真正需要的有关信息却残缺不全。于是日本规定，研究所要同有关官厅挂钩，由官厅确保研究所的预算，负责监督信息搜集工作。此外，政府对少数研究人员组成的班子提供援助，订立短期合同，使他们发挥特长，从事专题研究工作。
从美国的标准来看，日本许多研究所不大进行基本调研，缺乏创造性，分析不深刻，论述不完善。然而这些研究所的目的本来不是要搞什么创造。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没有创造性和独到之处。老实说，对能源问题进行分析和估计，这是一件举足轻重的事，而日本人已进行了富于创造性的高质量的研究工作。日本的智库的任务在于搜集信息，也就是说就某一问题去网罗世界的最高知识。研究所综合信息时，其目的并非要作结论，或者发表每个研究员的分析，而是向委托单位提供一些有用的可能线索。后援单位对研究所的要求，不是整理得很全面的最终报告，而是经常就关键问题所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取得有关信息。研究员一般不坚持什么政治观点，或者固守什么学术意见。他们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提供一切事实、见解和预测，以有助于了解所提出的问题，这就足够了。
这种研究所由于以官厅为靠山，就带有一个缺点，即各个官厅只顾自己的本位主义。七十年代初，日本政府为了使各官厅进行交流，设立了综合政策研究所，名为NIRA（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其宗旨在于对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不受个别官厅的兴趣和观点所局限。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从整个国家的立场出发，把问题综合起来，加以整理，并统筹几个官厅管辖下的智库之间的分工。这样一来，就可以从所有角度去研究重要的问题。
有些智库只订立短期合同，要看他们的成绩以及需由政府资助的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订立合同，委托他们研究下去。有些智库拥有专职人员，可以由有关官厅给予长期的财政援助。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等大型研究所为数不多，他们类似美国大规模的研究所，可以满足高质量的长期研究的要求。这些研究所由国家或企业给予财政保证，拥有许多专职研究员。每当有一个问题具有显著的重要性时，就制订几项有关研究计划，委托智库去研究。如果问题逐渐显得不那么重要，那么研究经费就从较低级的研究所开始予以削减。
总之，智库同日本其他单位一样从事搜集信息工作，他们从世界各处网罗资料，加以消化和整理，从中掌握某一决策的共性和特性，以适应委托单位的要求，并使政府的决策当局便于使用。
企业搜集信息的积极性不亚于政府有关官厅。美国有些企业制订搜集信息的训练计划，大体与日本相似。不过一般日本企业搜集和处理信息的工作做得更彻底一些。美国有一批学者预测未来，提出最新颖的观点，例如赫尔曼·卡恩、彼得·德鲁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丹尼尔·贝尔等人，日本的实业家比美国人更加注意和关心这些美国学者。
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丸红、伊藤忠、日商岩井等日本综合商社
搜集国际信息的规模，庞大而精密，国内外不能望其项背。一个原因是这些商社都是庞然大物。他们几乎垄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在全世界的支店星罗棋布。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商社特别重视搜集信息。在搜集详细的经济信息方面，私人企业比政府干得好，特别是利害攸关的生意经，谁也赶不上他们。有时这些商社甚至比外务省更了解最新的政治动态。例如，一九七三年日本客机在阿布扎比遭到劫持，外务省完全依靠当地三菱商事的电传机传递情报。又如三菱系统某公司派驻华盛顿的人员同政界人士过从甚密，被日本一家杂志讥为“三菱驻华府大使”。由于这些商社在小城市也有分支机构，对于当地的信息，他们往往比外务省更了如指掌。
一九七三年，苏联驻美官员同美国的小麦公司签订合同，购买了大量小麦。这件事把美国政府吓了一大跳。可是有一家日本商社事先就知道这件事。原来该商社派驻莫斯科的人电告总公司说，苏联主管这类贸易的某些官员不在莫斯科。根据东京总公司的指示，纽约的常驻人员立即进行调查，获悉苏联高级官员途经纽约机场前往科罗拉多。于是科罗拉多的常驻人员跟踪追查，又电告总公司说，苏联人正与美国小麦公司开会，看来一定是在采购小麦。这家日本商社收集这种信息的目的，是要在事先掌握大量采购的动向，趁消息传开、小麦涨价之前，抢先调整自己的采购量。这样周到的信息搜集活动并非偶见。不过，长期搜集基本信息的目的，并不在于上述那种秘密的通报活动，而是要长期搜集并分析与本公司有利害关系的资料——从宏观经济理论到中国农村猪鬃的价格。
除了商社，其他日本的企业也同样积极地搜集信息。私人经营的中等企业老板，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婿将来在公司身居要职，例如可能当个总经理，一般就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的教育和训练。第一步是把儿子送进庆应义塾大学这类著名的私立大学，在那里学好基本人文课程，同时与将来可能在实业界出人头地的同学交游。同窗故友之交，乃是将来立身出世的重要非正式信息来源。庆应毕业之后，通常的模式是学讲一口漂亮的英语，然后留美，在著名的商学院取得商业学系硕士学位。许多日本人都认为，美国商学院的经济学是先进的，留美可以同美国人广交阔游，有助于通晓美国商业，这对将来担任公司要职大有益处。美国商学院毕业之后，就在欧美等处与父亲同行业的公司，特别是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外国公司工作几年。这个期间当见习生，可不计较薪水。在外国干了几年之后回国，才到父亲的公司工作。开头当一般职员，在各科室转一圈，同大家搞好关系。经过几年，才做领导工作，处理实际业务。这时就有机会运用学过的东西了，同时还要留心与旧友同事继续交游来往。
要在大的非家族企业发展，需要一步步慢慢往上走。日本企业一般采取终身雇佣制，从就业到退休，通常在同一企业里工作。因此，日本的企业为了教育和训练职工，不惜多花点钱，这是有道理的。欧美的企业则与此不同，他们觉得好容易花了钱去培养职工，一旦别的企业觉得这个人很能干，就常常把他挖过去。日本的职工在走上领导岗位以前，先要在各科室转一下，或者派到外部机构去，学会各种技术，增长才干，同时搞好人与人的关系，将来提升之后，在重要经营问题上作出决定时，就可以利用那些老交情而形成一个必要的信息渠道。美国的企业无需自己培养新人才，可以从外面拉进来。日本则很少采用补充雇员，因此企业内部上下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这一点好处很大。
企业也和官厅一样，每遇有事需要尽早解决，就加紧搜集有关信息。平时没有急事，也要不断搜集信息。日本有些企业在技术和组织方面，总的实力超过欧美，但他们一直没有放松学习的态度。这些企业时常检查自己的缺点，如果看到别的公司有什么优点胜于自己，不问国外国内，只要是用得上的，他们就去学习，努力改善。例如关西有一家印染厂，职工不过五十人，它订阅同业杂志，通晓世界哪个印染厂最近有什么出色的革新信息，每年都派一两个人到当地去，用一个月或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掌握新技术。
日本的大公司对于将来可能有用的信息都很珍视。例如报社对于前程有望的青年政治家，都会指派同他的性格、作风、政治言论等方面合得来的一两名记者去了解他。承担这种任务的记者，在报社内各科室工作期间，仍不断同那个政治家来往，建立特殊联系，成为他的密友，必要时就在报社内或公共场合表示支持这个政治家。不管谁当首相，谁当大臣，一家报馆记者之中，必有人熟悉那个人物，同他有过特殊交情，一旦遇到内阁改组这种重要局势时，就很有用。一般公司也同样，对于将来有作用的关系，不管他是顾客、营业员、批发商、银行家、官员、政治家，还是外国人，都私下安排人手同这些人物交往。
日本的公司还很重视曾在本公司任职而后退休的旧领导人。因为这些人具有对公司很宝贵的知识和判断力。公司给这些人安排名誉职位和各种特殊待遇，同他们接近，使在职的领导人得以随时征求前任的意见。普通职工平均五十五岁前后退休，当了领导人可以再延长几年。董事、专务董事从五十多岁到六十多岁，总经理在六十多岁以上，董事长从六十多岁到七十多岁，然后再退休。公司的董事会常由过去的老经理、老董事等人组成，不像美国那样用外面的人。日本的企业对这些老人在退休之后还给予那么多的权限，也有不利之处。但是，这些老人的忠告、判断、才干、见识、门路毕竟是很有用处的。
信息大都不保密，当然也有绝密的。如果遇到有被竞争对手所利用的危险时，人们就矢忠矢勤，守口如瓶。日本的公司有一种倾向，不相信外部的中间商、律师、会计师，而相信内部的专家、密友。企业的秘密通过艺伎泄露出去的事是常有的，不过实际上那些艺伎和信得过的新闻记者一样，老板们认为她们也是有信用有眼光的人。整个公司的目的和计划，原则上要使一般职员都了解，但是个别重大事项，只能让少数领导人知道，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另一方面，即使是竞争对手，一遇到有机会参加同行业的共同研究工作，并能从中学到东西，那么双方都要很机灵地对待。五十年代，新的企业经营方式介绍到日本，所有大企业，不分敌我，都派人参加讲习会，共同研究。六十年代，计算机开始大规模使用，举行过多次讲习会来研究计算机对日常事务和人事工作的影响，各公司都派代表出席讨论。这类讲习会无所不包，从能源政策到税制、地方建设、福利事业、工资制度、会计程度、污染问题等，无不加以讨论。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这些共同研究大都由日本生产率本部
倡导，政府、企业、工会等有关人员出席。有时，主管官厅来不及安排下属企业派人出席，就主动主办讲习会，有系统地进行讲解，以提高公司的质量。主办团体有经济团体联合会、同业公会、各行业的特别委员会、智库、希望宣传自己的商学院等。总之，公司之间虽有竞争关系，职员们一到讲习会来，就离开公司的立场，大家都是学生，友好交往，互相尊敬，共同讨论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公司之间的竞争无足轻重，但对大家都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决定是否派人参加共同研究工作，要充分思考一番。因为竞争固然激烈，但还是要千方百计去把信息弄到手。
为了向职员提供最合适的信息，几乎所有大企业都要成立几种讲习小组，对象有高级领导人、中级领导人、新来的职工，有时还包括他们的家属。不但利用公司的专家来当讲师，而且请外面的专家来讲解所关心的问题，或者开个读书会，讨论新版图书或论文中的有关问题。如果公司未能安排职员接受必要的专门培训，就会鼓励职员们学习相应的课程，或者脱产参加合适的培训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