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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后半期、明治时代初期，明治政府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派了一些调查团出国，研究各国的政治和社会，从中采纳认为最好的宪法、军队、工业、科学、技术、农业。日本现政府继承明治的传统，在战后也派遣各种领域的调查团出国。他们从哲学、政治、原子物理学、玩具制造法、企业经营管理法、家庭经济、医学到爵士音乐，无所不学。学得越多，获得的信息资料越精细入微。
日本各官厅的精英们，对工作认真负责，善于指导人们把学问学到手。他们自己分析信息，并且决定需要取得什么信息。在美国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学者和白宫工作人员。日本各官厅拥有大批专家，按照各自的专业，花费很多时间在调查国外情况。他们并不只是追踪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从中探讨日本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门路。
日本政府派到国外进修的不是青年大学生，而是在官厅工作过一两年的年轻有为的官员。这是因为，官员一般在退休以前总是在同一官厅任职，为了将来做领导工作，需要进行基础学习。让新来的官员进行几年特殊进修，这对各官厅是很合算的。同一时期进来的人，随着年龄增大，地位也提升。官厅安排他们到各个重要岗位轮流工作，同期毕业的人对官厅的所有基本工作任务都分头熟悉掌握。就职以后，青年官员首先接受有关业务的一般性训练，然后分配到各专业部门，在世界上被认为最好的大学，学习其专业所需要的外语、技术、理论等。所需学费和生活费都由政府负担。这些被派往国外进修的官员，对自己所属官厅需要什么知识和信息，是很清楚的。因此，他们就能够有的放矢地学习专业知识。官厅在制度上还保证进修的人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充分运用他们所学到的东西。
以外务省为例。每年有两三个人被分配去做中国工作。最初两年，他们在东京外务省内转一圈，然后派往台北或北京进修中文。日本在一九七二年正式承认北京政府之后，最初交换的留学生不是优秀的大学生，而是年轻的外务省官员。他们在那里学一两年中文之后，其中一人或两人又被派往美国大学留学，了解欧美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另外的人则被派往莫斯科，了解苏联研究中国的现状。经过这样的进修之后，再被派到北京或香港，这次就让他们从事分析实际问题。这样，经过三年或四年的出国进修，才开始接触实际工作。不过当他们在香港或北京完成任务之前，仍然觉得自己还在进修。然后，这才成为外务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问题的分析研究上担任一部分工作。在这种制度下，就可以经常掌握重要的门路来取得潜在的信息。
各官厅的其他专业领域，一般不一定都像上面那样彻底地安排进修，不过为了培养业务尖子，方法基本相同。大藏省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官员出国，学习税制、税法、企业管理、经济理论、计量经济等。通产省则研究特定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理论、能源问题等。研究什么题目，要看将来那个题目有多大重要性而定。例如，六十年代当时，日本对贸易自由化感到不安，通产省派人到法国，研究法国如何对付英国工业产品。一九七三年以后，能源出了问题，就增加这方面的人员从事研究，如此等等。
他们认为，官厅最重要的事是要消息灵通。如果搜集信息的范围超出一个官厅的主管业务，就去找几家直接有关的研究所，成立特别委员会，力求填补空白。但是，各官厅不光是搜集信息就行了，需要去粗取精，加以整理，使本省主管人员在处理重要问题时不至于因情况资料过多而看不过来，也不会发生信息不足的现象。各省内处理信息的人不像美国那样由高级负责人动手，而是由课长或课长助理担任。
例如通产省各课的职责，是搜集主管产业部门有关的重要信息，诸如与该行业有关的世界市场趋势、技术水平、新技术的性质和可能发布的时间、什么行业在国外最吃香、为什么，等等。
官员们根据问题的进展情况，制订正式或非正式的日程表，照此搜集信息。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产省官员认为发展钢铁、电力等基础工业对日本事关重大，于是倾全力搜集这方面的信息。五十年代开始关心搜集汽车工业的诀窍。六十年代后半期以前，对计算机还不那么重视。一九七三年“石油冲击”以后，能源问题压倒一切。主管中东石油的官员认为，日本若要确保中东石油源源而来，光是买油，向当地投资，那是很不够的。他们决定要在中东搞个技术开发计划。计划的目的是使产油国更多地依赖日本的石油技术专利和技术援助。要办好这件事，就需要取得中东商情和社会风俗的大量信息。于是日本攻读阿拉伯文和中东文化的人一下子增加起来。日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加强同中东的联系，以便将来能更可靠地进口石油资源。
日本人一旦看到某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努力去搜集一切信息，哪怕它重复白费也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詹姆斯·阿贝格伦把这种情形叫作“日本人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例如，驻在外国的官员不仅直接搜集信息，并且利用当地的日本人，或者同报社的特派员、学者、商人、实业家以及任何有助于提供这类信息线索的人打交道。官厅根据需要，负担信息调查费用。但通常不用政府的援助来搜集信息，各个企业会提供调查费用。宣传机构对今后可能令人关注的事情是很敏感的，他们也行动起来，请专家学者们写文章，出席电视节目。每逢有人作报告或开会时发表重要内容，杂志时常一一予以报道。在这种时候，编辑工作也许会匆忙而马虎，但他们确实很快就能把人们的意见和情况报道出去。
外国专家们同日本人交往，时常被请去作报告或写文章，报酬从丰，有时则应聘赴日。美国著名的专家受到更多日本而非美国媒体的压力，要将主要观点迅速地让更多普通人知晓。应聘赴日的外国人受到热烈欢迎、殷勤款待，他们所贡献的知识，大受酬谢。日本人作为信息的受惠者，师事远道而来的外宾，执礼甚恭，接待备至。他们洗耳恭听，纷纷提问，务求兼收并蓄。但他们很少反驳，不愿意随便露一手，总是装作自己是个一无所知的外行。
日本政府搜集信息，其范围之广，令人吃惊。越南战争时，世界各地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当时，经济企划厅派了一个事务官到美国，访问了一位美国进步经济学者，征求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种种可能性的看法。经济企划厅的目的在于：当制订长期计划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形。又如，日本政府曾请一个会讲日语的美国人参加出国考察团，让他临时离团，了解美国人民对日本的看法。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估计将来可能出现联合内阁，于是派了一个考察团到欧洲，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的联合政府是在什么情况下走投无路的，当时曾遇到什么问题，等等。这一调查的目的是准备将来日本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就可以引为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