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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提供信息，另一个取得信息。讲的人是先生，听的人是学生。日本人认为，任何人都要有时当个学生，倘能活到老学到老，就是好学生，并且受人尊敬。好学生要虚怀若谷，恭恭敬敬，孜孜不倦，好学敏求。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即使讲课的先生枯燥无味，也要使人看不出是在打瞌睡。如果讲的东西不值一听，也要隐忍持重，不去反唇相讥。先生讲的要点，心领神会，有所提问，要就先生自以为得意的专业方面去提问。学生就是学生，要专心致学，别被人看出自己本来已经学会了。
日本人一向认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年轻人不但在学校里学习一般知识，而且要懂得自己是在集体中学习。一个人读完一本书之后，要同朋友交谈读后感想。日本的大学与其说是供人学习，不如说是供人毕业，求得文凭。从学术造诣来看，大学的气氛不够。虽然如此，学生在这个集体里，倒是养成了离校之后仍要继续学习的习惯。大学毕业之后就业，日本人并不因此就自封为专家。毕业后在工作单位还要接受专业训练，并且广泛学习一般知识，已成为社会风尚。就业之后，新职员叫作“见习”，职位较低，要接受长期的特殊训练，然后成为普通职员，那时也要时常参加各种学习班。如果企业里没有这类学习组织，则奖励职员自习有关业务。女生毕业后结婚，成为家庭主妇，都很热心学习如何成为贤妻良母，将来还要当个好婆婆好奶奶。为了这些人，地方公共团体、公司、报社、商店、大学等都举办成年人讲座，大受欢迎。
日本人在下班以后，也不断找机会学习对业务有用的东西。即使有时与业务无关，只要觉得重要，就努力去学。因为从长远来看，说不定有用处。日本人接待外宾时，几乎都要动动脑筋，想从外国人那里学点东西。日本人每年有三百万人出国旅行，他们到处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回国后用得上。
日本人的向学心还扎根于集体。这一点在大众媒体上表现得很明显。体育报、大人看的连环画、好多种类的周刊杂志、许多套电视节目等等，是他们的娱乐中心。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等等，以提供大量知识和信息为其主要任务。无论报纸杂志或者图书，日本人平均比美国人读得多。日本大众媒体中，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知识和技能的媒体比例，也比美国高。
日本两家最大的报纸发行量都达六百万份以上，不用说，比美国最大的报纸还要多。日本报社在各个专门领域都配备成批的记者，海外有许多特派员，能够为读者作详细的报道。这些全国性的报纸使日本读者比美国读者更能通晓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一九七六年，日本报纸发行总量为六千一百万份，与美国相同，按人口平均，比美国多一倍。
期刊之多，难以计数，内容五花八门，向人们提供专业性信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赫伯特·帕辛教授说，日本学者提出新的学说时，有很多杂志马上作为话题来报道；而在美国，同样的事情说快也得几个月才能找到一家出版物发表。日本每年出书三万种，同美国数量差不多。从战争结束到现在，日本翻译外文书籍约十五万种，虽然目的不完全出于获取知识和信息，但同翻译成英文而在美国出售的书籍相比，日本得到的外国信息确是无与伦比的。
日本政府为教育电视拨出大量预算，而且相当大的内容并不是为了培养尖子，而是用于基础教育。教育电视每周举办六门外语讲座，有英语（从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芝麻街”
到对大人的高级班，分了几个教程）、德语、汉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最近还有对农民和企业主的特殊节目，并为不同年龄的母亲编排节目。这些节目时常使用数字、图表、插画等进行讲解。美国人对于诸如此类的节目，一般都不感兴趣，不屑一看。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有个计算机讲座，许多人收看，讲座教材一年之间就卖了一百万册。私营电视台也编排教学节目，每天还广播译成日语的一些外国节目。
不同年龄的人都同样坚持基础学习。一个单位一旦认为某一问题很重要，整个单位的人就会总动员起来，好像在搞竞选似的。诸如修建铁路计划、促进设备投资、改革地方税法等类问题出现时，本单位几乎所有的人就会用上几年工夫就有关问题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探讨新观点，搜集有关信息，加以综合考察。
这种过程，通常在掌握问题的焦点以前很早就开始了。首先是由官厅或企业的负责人召集有关专家听取意见，并在本单位成立一个班子。他们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研究有关事项，听取别人意见，整理参考文献目录。经过这个阶段，就进入详细观察调查的第二阶段。搜集资料文件，加以摘要，有时翻译外文资料。成立几个研究小组，分头研究有关问题。然后开会讨论研究报告，决定下一步要研究的问题。于是又从头开始，提出同样的问题，重新确认某些问题有无出入，或者换一个角度，把焦点对准新产生的问题。研究班子深入考虑到可供选择的几个重要部分，并重新检查定义，采取最好的方式深入探讨。把情况吃透了，消化了，整理了，再把资料加以消化，最后找到关键所在，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