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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星期三，傍晚，当我准备离开我的房间时，我接到我的年轻朋友雷诺夫人的电话，她要求我在当天傍晚赶紧到波尔多咖啡馆去。咖啡馆在里沃利街上，离我的寓所不太远，如果我快一点，一个小时后可以准时赶到。
我刚开始讲的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异常征兆立刻出现了：在下楼梯至三楼时，我和两个男人相遇，他们讲西班牙语，我不懂的一种语言，他们穿着深色的长外套，戴着宽檐帽，由于身处我下方的台阶，帽檐遮住了他们的面孔。由于楼梯通常处在半明半暗之中，而我走路的时候也没有声响，所以直到仅相距三级台阶时，他们才注意到我的存在。于是他们不再说话，但他们并没让到一边让我继续下楼梯（楼梯两人走，相当宽绰，三人走则不然），而是相对而视了片刻。这一片刻却好似永无止境一般（我必须强调，我当时站在比他们高几级台阶的地方）。之后，他们极为缓慢地把目光放在了我身上。他们是警察，我想，只有警察才保持那种看人的方式，这是在阴暗的森林里捕猎的先祖遗留下来的东西。随后我想起来，他们讲西班牙语，因此他们不可能是警察，至少不可能是法国警察。我想，他们接下来会对我讲那些迷路的外国人讲的半吊子式的外语，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以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方式向旁边一躲，靠在了他的同伴肩上，那种姿势肯定让两个人感到不舒服。这个动作使我能够在打了一个得不到回应的简短招呼后继续下楼梯。出于好奇，我在走到一楼的平台后回头看了看他们：他们还待在那里，我发誓，他们还站在原先的台阶上，上一层楼梯平台处悬挂的一枚灯泡投下微弱的光亮，让人委实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仍然保持着让我通过时的那种姿势。仿佛时间停止了，我想。走到街上后，从天而降的雨水使我忘记了这件事情。
雷诺夫人靠墙坐在餐厅的最里面，后背像往常那样挺得很直。她看上去很焦急，尽管见到我时她的面部放松下来，仿佛突然的松懈正是她表达已认出我来并在等我的明确方式。
“我想请你去看看一位朋友的丈夫。”我刚刚在她对面坐下来，她便脱口而出。我面对一堵墙上的大镜子，镜子让我几乎将餐厅里的一切一览无余。
我想起了不久前死去的她年轻的丈夫的面孔，天晓得我怎会有如此怪异的联想。
“皮埃尔，”她强调着每个字，“现在急需你从专业的角度去看看我好友的丈夫。”
我想先点一杯薄荷酒，然后再问她，那位先生患的是什么病……
“巴列霍。”雷诺夫人说，接着又同样简洁地说：“打嗝。”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张貌似已故雷诺先生的面孔会闪现于那几个在离我们一两张桌远的地方喝酒和闲谈的人身上。
“打嗝？”我面带但愿是礼貌的苦笑，问。
“他快死了。”我的对话者冲动地说，“谁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你得救他，这不是一个玩笑。”
“我担心，”当她通过大窗户望着里沃利街上流动的行人时，我低声说，“如果你不特别清楚地说明的话……”
“我不是医生，皮埃尔，对这些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你很清楚，这是我的不幸，我一直想当护士。”她那双蓝眼睛愤怒地眨了几下。其实，雷诺夫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实际上，她没有进行过任何学习），但这并不妨碍我认为她是一位聪慧的女性。
她微露愠怒的表情，垂下了睫毛，以一种背诵的语调补充说：
“从3月底开始，巴列霍先生就住院了。医生们依然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但是他确实快死了。昨天，他开始打嗝……”她停了片刻，巡视着街上的人群，仿佛想寻找什么人。“就是说，他昨天开始不停地打嗝，谁也没有办法减轻他这个症状。正如你所知，这样打嗝下去是会要人命的。如果说这还不够的话，高烧还一直不下40度。巴列霍夫人我多年前就认识，今天早晨她给我打了个电话。她独自一人，除了她丈夫的那些朋友（他们几乎都是南美人），没有任何人帮助她。在她对我说明她的处境时，我想到了你，当然我没有对她保证什么。”
“对于你的信任我感到荣幸。”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信任你。”她立刻回答。
我想，信任是爱情的第一个条件。
我觉得没有把握。她的眼睛显得干涩（怎么能不干涩呢？），仿佛在慢慢地打量我的西服上衣的垫肩。
“医生们没做过的事情，你可以通过针刺疗法做。”
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轻轻地打了个寒战；一瞬间，我觉得雷诺夫人的手指是透明的。
“相信我吧，你是唯一能够挽救我朋友丈夫的人，不过我们必须快一点，如果你答应的话，明天你就去看看巴列霍。”
“当然，我不能拒绝。”我说，没敢看她。
她的叫喊引起了临近几张桌的人的注意：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啊，皮埃尔，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我打断了她的话，一面望着镜子里我那羞红的、也许是洋溢幸福的面孔，以及服务员的身影，他在跟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说话，那两个人又高又瘦，面孔憔悴，站在收款台旁边，好像正在为某种消费付款，或者在向服务员吐露什么秘密。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我需要跟若尔热特，跟巴列霍夫人谈谈，”她说，“并为明天的会面敲定一个尽早的时间。”
“我非常赞同。让我越早了解你朋友丈夫的病情会越好。”我十分肯定地说。
服务员和那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转过头来看我们。那两个面色特别苍白的陌生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表示同意。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那一刻，我觉得那两个人是某种怜悯的化身。我怀疑雷诺夫人认识他们。
“他们在注意我们。”
“谁？”
“那边，在收款台旁边，你偷偷地看看那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我觉得他们像一对天使。你不这么认为吗？”
“别说蠢话，我求求你，天使都很年轻，而且有粉红色的皮肤。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像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或者是从地下室里出来的。”
“尽管他们可能只是疲惫的或者生病的办事员。”
“的确。你认识他们吗？”
“不，当然不认识。”她回答，眼睛盯着我的领带上的别针。
我感觉她好像变小了。
虽然我尽力了，雷诺夫人的丈夫还是在六个月前死去了，年仅二十四岁。准确地说是在其夫过世的一个星期前，雷诺夫人带着我们共同的朋友里韦特老先生的一封简短的介绍信来到我家，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什么也做不了，医生们早就宣布雷诺无法医治了，很明显，只有年轻的雷诺夫人还在绝望中盼望着丈夫能够康复。我不顾我的习惯，也不顾疲劳，答应了她的请求。就在那一天，我去看了躺在萨尔皮特里埃医院临终病床上的雷诺先生。那家医院有不少医生很尊敬我，有时会请我用我基本的针刺疗法协助他们进行各种治疗。
雷诺先生肤色黝黑，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睛，据说是一个南方人。他很巧妙地假装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我随即觉得他很和蔼；他既英俊又笨拙，在他身边待五分钟就明白他的女人对他怀有的爱情。
“所有相信我能恢复健康的人都是疯子。”第二天晚上，我为了让他开心，也许也为了创造一个互相信任的空间而向他讲述了我日常工作的细节后，他对我说。
“别这么想。”我微微一笑。
“你不懂，佩恩。”他的面孔闪着光，并稍稍朝向我，同时他的眼睛在寻找某种我看不见的东西。
我在他身边，直到他死去。
“你不必自责，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他死的那个晚上，迪朗医生劝我说。
从那时起，每过半月二十天，我就去看雷诺夫人。是一种友谊吗？我不知道。也许还有别的东西，尽管我们相见只限于伴随着交谈的散步，那些交谈从来就没有涉及对感情或政治的见解，或者至少没有涉及她的见解；几乎总是我说话，尽管我很不情愿，话题还是停留在我那已经有点久远的青年时代、我曾参加战斗的世界大战、我对神秘学的兴趣和我们对猫儿的共同爱好之间。的确，我们也去看电影，并且总是在我的要求之下，或者躲进随便某个城区的餐厅里，通常在那里默默地待着，那种沉默让我们感到很舒服。从来就没有关于亲密关系或感情的任何暗示，除非将她说的关于她去世丈夫的话归于此类。最后一点，我们从没有到对方的私人住所去拜访过（雷诺夫人带着里韦特老先生的介绍信去找我的那一次除外），尽管我们都有对方的地址。
我一面慢慢地往家走，一面回想雷诺先生发烧的面孔，同时思考着陌生的巴列霍先生的呃逆。这一意象反复地出现，突然想到：近几个月间，我很难不把疾病甚至英俊同对雷诺先生的回忆联系起来。几乎十二点了，我在帕西区的一家咖啡店里由一位老熟人陪伴度过了剩余的不眠之夜，他是一位退休的裁缝，把大部分时光用来研究催眠术。雨已经停了。我想，在我们和患者之间起桥梁作用的人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过患者们最深刻的症状。中间人就像X光。该理论实在是缺乏根据，在内心里我是不相信的。除了她个人的那种想看到我终于治愈某人的愿望，一种病态的愿望，关于这位我未来的患者，雷诺夫人又反映过什么呢？如果不是出于她想要更加信任我的合理愿望，这又能意味着什么呢？既然我没有救活她的丈夫——当我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的时候，这就是我的作用和任务，那么现在我就应该救治她朋友的丈夫，并以行动证明一种现实，证明一种合乎逻辑的、高级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我们能够继续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也许我们最终会相熟，相熟之后会改变幸福，在我来说则是向往幸福。（一种类似勤奋和信任的合情合理的幸福。）然而仍有某种抓不着的东西，它存在于雷诺夫人的沉默中，存在于我自己的感官中，是一种我自己也不清楚原因的警觉。一种异乎寻常的烦恼在极为琐碎的事情后面存在着。我相信我隐约看到了危险，但不知道它的性质。
似乎为了证明我的恐惧，在转过我家那条街的街角时——这条街平时在这个时间荒无人烟，我突然听到一阵正在加快的脚步声。我又走了几米后惊异地停了下来。有人跟踪我，我像那些发现自己的腿患坏疽病的士兵那样怀着既确信又惊恐的心情肯定。这可能吗？
我回头从肩膀上偷偷地看了看：大约在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两个男子顺着我所走的方向走来，他们肩并肩，挨得很紧，看上去像一对连体兄弟，戴着特别大的宽檐帽，黑色的身影呈现在对面人行道上的路灯下。
我知道，他们在一面走路一面紧紧地盯着我。被监视的感觉如此强烈，甚至引发了肉体上的痛苦，那种痛苦让我整个人都变得不自然了。我快步走完到我居住的公寓楼的那段路。我不记得听见他们在跑步，据此我猜想，我的反应应该让他们措手不及了。迈过门槛，略微费劲地关上门厅的门后，我发现自己浑身都湿透了。我背靠着门想：出汗是身体健康的明显标志。之后，我感到羞愧极了；我对自己说，我刚才一定在跑。那两个男子一定且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在躲避他们，等等。就在结束这些除了自我羞辱毫无其他益处的指责时，我已经恢复了气力来爬陡直的楼梯，足够爬到第五层。就在这时，我听见大门外头，几乎就在与我的耳朵齐高的地方，传来那两个男子用西班牙语含糊不清地说什么的声音。
我没有开灯，尽可能不声不响地爬上了楼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小炉上热了一杯茶后，躺在了床上，我对自己说，昨天和今天有一些新情况将打乱我的日常生活。是运动，我想。圆周，会在意想不到的某一点断开。我有一个患呃逆濒临死亡的病人；那两个西班牙人（而我那个病人，尽管不是西班牙人，是西班牙语美洲人）毫无疑问在跟踪我；雷诺夫人在波尔多咖啡馆里看到那两个在看我们的高个子先生时，显得很紧张。他们并不是跟踪我的西班牙人，不过，雷诺夫人似乎认出了他们，或者猜出了他们的身份，有些害怕了。
4月份，我想。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在某个时刻，我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