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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顶着音乐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头衔，我却和其他乐迷没有区别。与每个人一样，我听音乐为的是获得乐趣。然而与多数人不同的是，我会不由自主地分析音乐，并努力辨别出我为什么喜欢这段音乐。是什么不为人知的因素把一场精彩动人的演奏与那些平平无奇的表演区分开来？为什么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跟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总让我欲罢不能，但每逢卡拉OK之夜去餐厅时，我却一定要坐到离音乐最远的位置上？歌曲一模一样（显然，卡拉OK机都会自带辛纳屈的全套曲目），但是效果却有天壤之别。
当我们求助于专家，希望他们能就这种听觉上的好恶来指点迷津时，得到的只是令人绝望的混乱。上一代的学术界尝试着去解开审美口味的谜团，他们认为审美口味就是一种由文化与经济因素持续变迁所驱动的社会观念。然而，在同一时期内，神经学家、进化论生物学家、认知心理学家，以及其他研究者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明，我们对音乐与其他艺术形态所做出的反应是根植于生理共性之中的，这是人类社会中亘古不变的事实。在我看来，这些家伙彼此间根本没有进行过交流。他们似乎都在同样的大学里工作，所以还不如开个座谈会面对面解决来得痛快。
于我而言，我研究了两方阵营的观点，却不会对任何一种妄下定论。我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特别是近20年来，就是歌唱中与演奏中的文化趋同。通过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我相信，演奏的标准基本上不会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如果你唱起一首摇篮曲，那么你期望的结果就是让婴儿进入梦乡，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哪个时代，都是如此。当音乐家们演奏舞曲时，他们期望人们的双脚能跟着跳起舞来，在现代的电子舞曲音乐会和远古社会中都是一样。人类社会中的每一名成员，某种程度上都会被相同的音乐特质所吸引。若不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共聚一堂享受音乐，或在本书中探讨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我发现神经学家和生物学家都过分夸大了他们的观点，而那套绘声绘色的“脑科音乐”理论也不会增加我们对任何音乐作品的喜爱之情。一旦他们要评估一些实在具体的东西（比如迈尔斯·戴维斯的独奏，或是比莉·哈乐黛的演出），科学家就道不出多少真知灼见了。神经学分析永远也无法解读杰出的音乐作品。
这时就该音乐评论家出场了，这些邪恶的家伙总是装作他们晓得世间万物的答案。他们能够在两个极端之间自由穿行，既不会假装音乐是客观科学，也并不坚信音乐是主观臆想，他们避免了两者都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却又能从两方阵营之中汲取有价值的想法，作为评论家，他们的价值正体现于此。面对这些冲突，我的解决之道就是把关注点放在音乐本身，而不是去关注我的生理化学反应或脑电波。通过细心聆听，我发现，只要仔细观察一首歌曲构架中的基本建筑元素，便能掌握其魔力所在。可以这么说，音乐也有自己的化学反应，有时我们需要使用显微镜去一窥其原子（甚至亚原子）结构，这样才能了解它们在宏观层面上产生的影响。我们的主观反馈是这种分析的其中一个部分，仅此而已，随反馈（response）而来的还有责任（reponsibility）—这个词与“反馈”一词有关，表达的意思与拉丁文中的“义务”（obligation）相似。我们应该这样看待音乐评论家的工作：待评的音乐作品将一种义务强加在这些专业聆听者身上，作为回应，他们则须为满足这一要求而努力。
对于那些期望进一步理解爵士乐的爱好者而言也是如此。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我们拓展自己的聆听技巧并从深层次上去欣赏歌曲时，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在前一章中，我们探讨了节奏与摇摆。现在，让我们从一个更微观的层次去审视，探索每一个独立的音符与乐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