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聂斯多略派的教会

一六二五年，大概在三月开始时候，陕西西安西郊土中掘出了一个大石碑。这个石碑，似乎在八四五年九月三十日（唐武宗会昌五年），颁发了灭教诏谕后，埋在地下的。石碑上面刻着华文和西利亚文字，日期是七八一年二月四日——唐德宗建中二年。这是聂派会外神职班的萨巴才（Sazdbōzēd），在七八〇年至七八一年间的冬季集会时建立的。他是土加来斯登（Tokharestan）的巴尔格（Balkh）城人。不消说得，这个石碑的来历，是出于聂派的教会。碑上先给我们天主教中最重要教理的纲要，讲着天主三位一体，创造世界，原人的义德，原祖的堕落，以及天主第二位的降孕，诞生，和救世主的救赎，升天，等事。其次，叙述自六三五年至第九世纪的上半世纪中，所有聂派在中国传教的经过情形。略称阿罗本（Alopen）是于六三五年从大秦来到中国（这大秦大概是指波斯）；来后三年，即六三八年，太宗给他建立寺院一所于西安，此后各寺院，是由继续太宗做皇帝的高宗建立的（650至683年）。同时，阿罗本受封为护国大法主，聂派的宗教（景教）便传遍了十道，各处城市都有景教寺院。其后，佛教僧徒，曾两次起来和他们为难，一次是在六九九年，一次在七一三年。但在七四二、三年间，玄宗（742至755年）即位后，复邀宠遇。代宗（763至779年）和德宗（780至804年）也都优待他们。原文的结束，是一篇颂辞，歌颂唐代“列圣”的恩德。列名碑末的人很多，都是聂派的主教、司铎和修士们；他们的衔名是用西利亚文字镌石的。

聂派传教士到了中国不久，便着手翻译经典。二十世纪开始时，清代光绪庚子年间，在甘肃敦煌石室发现这些译经的几种，大概是在六三五至七〇〇年间，在西安附近译成的。

在许多关于教义的华文作品中，最古的，似乎要算《移鼠迷诗诃经》（Book of JesusMessiah，一名《序听迷诗所经》）了。这部书大约是六三五至六三八年间的作品，晚近才发现，译成西文。在这部书里，天主称为“天尊”；有使我们想起十诫的言论，也讲到原罪，贞女产子，天主降孕等事；叙述救世主一生的行实，还算详尽，讲他诞生时的异星，又讲若翰保第斯大，给他付洗，天主圣神借着白鸽的形像降临，还述及耶稣的圣迹，和他的受难：在比辣多衙门受审判时，比辣多曾宣告道：“我找不出什么缘由，好杀死这个人”；又讲他在过了三十二岁的时候，为了要救赎“众人”，死在木架上，在两个强盗的中间。

同时发现的，又有一部手抄本。这是大约在六四二年上写作的一个小本子叫《一神论》。这部书里讲及娑殚，原祖亚当，肉身的复活，天神和地狱的永远等事。

还有一部抄本；名叫《三威蒙度赞》。这是一篇对于天主圣三的颂赞，和东西利亚式的《荣福经》一般无二。这是一篇经文，天主教的司铎们在举祭时候，差不多天天要念着的，便是现在，也还念着。最后一部手抄本，开首就写着天主圣三三位的圣名，其次是几位天主教圣人们的名字，末了，是几部已经译出的教中书籍的名称。天主圣三三位的名称，是以阿罗诃为天主圣父，弥施诃（即默西亚）为天主圣子，卢诃宁俱沙（西利亚文“Ruha da gudsa”）为天主圣神。在许多圣人们的名字中，容易认出的，是梅瑟、达味、玛窦、玛尔谷、路加、若望、保禄等。聂派教士来华时，带来的经典，一共有五百三十部。据说那时已经译成华文的有三十五部，如《达味圣经》——这也许是歌咏——《梅瑟经》，及《圣保禄信》、《福音经》、《日课经》及《礼仪篇》，谅必也在其内。在这些古代宗教经典中，至今发现的只有两部，就是《宣天至本经》和《志玄安乐经》。这两部书大约是第八世纪末叶，大秦寺僧景净所译。便是那西安的景教碑，也是他撰作的。

据说，现在还保存着当时景教寺僧华文的圣经。这种手迹是否真确，姑且不论，可是除了敦煌石室所发现的以外，还有一部纪元后七五一至七五二年，西利亚文的手抄本，到一七二七年还保存着。这部抄本的主人，是一个中国的回教官员，书中包含着圣欧弗莱（St.Ephrem）、尼西卑的雅各伯（James of Nisibis）和其他信奉耶稣的作家所撰作的诗咏、颂赞。

在将近纪元后七百年的时候，像四川成都那么远的地方，也建立了一座景教寺院。西安的景教碑也明明说起古大（Khumdan）和萨拉格（Sarag）二城的主教，这两个地名，大约就是陕西的西安和河南的洛阳了。

在八四五年上（唐会昌五年）武宗受了道士赵归真等的欺骗，发了一道严厉的灭佛诏谕，敕令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余所，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收腴田数千万顷。那时候，景教僧及回教、祅教僧侣，共有三千余人。所以诏谕中还有“勒大秦穆护袚三千余人还俗”的话，说：“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送还本处收管”等语。

因着这次的教难，聂派教会的损失，究竟有多少数目，我们可不知道了。可是我们确实知道他们经过了这次风波以后，却依旧没有绝迹。事实上，武宗到了下一年上就死了，宗宗（847至859年）继位，便收回了先帝灭教的成命，重建寺院。想来景教僧徒，也必乘此时机，力图恢复。从这些事实上看来，我们可以约略知道，据说在八七八年，黄巢作乱时，十二万的回回、犹太、波斯人和信奉景教的人们，在广府歼灭的来历了。可是到了九八〇年，一个聂派主教曾派人回欧报告，说道：“中国的景教，如今才毁灭了。奉教的本国人，先后消灭；他们的教堂，都已拆毁了；中国境内，只剩了一个景教信友。”这样看来，中国景教，第一次完全毁灭，谅必是在将近纪元后一千年的时候。

然而在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中，蒙古人入主华夏，景教僧徒，却依旧卷土重来。他们渐渐变得很有势力，在元成宗时代（1229至1240年），也许更在元世祖（1206至1227年），和其他的元代帝皇御宇时代，竟可以不纳租赋，不完捐税。而且这几个皇帝，还许他们免除其他任何义务，只要他们为皇帝祈祷。

我们看了这种情形，对于马可孛罗（Marco Polo）一二七五至一二七九二年间，在中国各处，像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的河间、福建的福州、浙江的杭州、江苏的常熟、扬州镇江等处，发见许多重要的景教教堂这回事，便可以得到一个解释了。讲到镇江一处，中国史籍上的记载，很足以证明马氏游记中的话为不虚。那时候，信奉景教的马薛里吉思（Mar Sargis），正做着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一二七九至一二八一年间（至元十六年至十九年），先后于城内外兴建景教寺院六所，此外又在杭州建寺一所。景教信徒还在镇江附近建大法兴寺。到一三三三年上，镇江马氏所建的六寺，还有四寺存在，其余二寺，于一三〇九至一三一一年间，改作了佛寺。据晚近发现的一本书上所说，马可孛罗在福州相近的地方，还遇见过天主教信友，他们的祖先，是远在第六世纪中到中国来住下的。

无论如何，利玛窦在一六〇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曾记着说他“不多几天前”，才确实知道中国在最近五百年间，有天主教信友，而且在许多地方很多着有过天主教人的证据。

至于景教方面的遗迹，数百年来陆续发掘出土的也很不少。如十三四世纪中，在信奉天主教的古国盎葛（Ongut）所找得的各种遗物，上面都有十字形，又如在福建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了五块有十字的石碑。泉州旧名刺桐（Zaitun）是中古时代福建的一个大城市。又在蒙古石柱子梁找得了好几个有十字的墓石，许是十二世纪至十三世中的遗物。一九一九年，在北平西南四十里地方的十字寺里，又发现了两块刻花的石碑，碑上有文字：一块是九六〇年立的，一块是一三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立的。碑头上都有十字，和泉州出土的石碑相似。这种形式，想必是唐代遗传下来的。再则中国古籍上往往载着景教信徒的名字，和从景教来的异教教派名称。又新疆和蒙古的中部和东部，有几处义塜里有十字形的墓碑上面，刻着的年月，约略是在一二〇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