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先的记载

第一个把天主教传到中国来的人，究竟是不是那十二位宗徒中的一位——圣多默（St.Thomas）宗徒呢？这个历史上的疑问曾引起过许多人研究探讨。我们所有倾向于这种传说的考据，可以开列如下：

（一）耶稣会士金尼各氏（Trigault,S.J.）在一六一三至一六一五年间所译在印度传教的耶稣会士若翰刚保利氏（John Maria Campori,S.J.）的西利亚文作品的译文。

（二）奥斯定会士戈伐氏（de Gouvea O.S.A.）一六〇九年前所著的《东方史》（HistoireOrientale）。

（三）多敏我会士茄斯巴克罗自氏（Gaspar da Cruz O. P.）在他所著的《中国志》（Tractadoda China）中，所有关于这事亚美尼亚人在一五五六至一五六九年间的传说。

（四）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于一五四六年所有关于这问题的记载，尤其是从印度来的传说。

（五）农诺大公哈（Nuno da Cunha）在一五三三至一五六三年间，所有关于亚美尼亚人及印度人传说的覆述。

（六）十四世纪上半世纪中，两个聂斯多略（Nestorian）派人的记载；一个是埃伯耶稣（Ebedjesus），他是一二九〇至一三一八年间的尼西卑的宗主教（Metropolitan of Nisibis）；还有一个许是阿罗斯（Arnrus）。此外还有两本西利亚文日课经里的一篇圣咏。这两本日课经，一本在马拉巴（Malabar）教会里，一本在马拉巴教会外，据说这篇圣咏，是远在十六世纪末叶以前写作的。

在专凭事实的历史家看来，这些记载，一点也算不得是有力的证据。所以一班对于上述的疑问，予以否认的历史家，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种传说是在十四世纪，或是十三世纪末叶（1282年）发生的。而且这种传说，大概在十五世纪中才流行着，尤其是在印度很盛行。

元代总主教乔伐尼·蒙·高味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对于亚美尼亚、波斯、印度等国，和圣多默宗徒劝化的天主教信众，以及聂派教会情形，很为熟悉，可是他并不知道这种传说。他在一三〇五年从中国寄信到欧洲，说：“宗徒们，或宗徒的子弟们，从不曾到过这个地方。”

耶稣会士白来笃（Melchior Nunez Barreto, S.J.）是十六世纪中，第一个在中国沿海地方登陆，住过几时的人。他在一五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澳门的记载，说：“中国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

利玛窦这样努力搜寻中国古代的天主教信友，竟也完全不知道这宗徒来华说的来历。如果他知道了，他一定要提起的，像佛教徒利用圣徒的名字，来证实他们的说话一样，在他述及“达磨”（Tolome）时提起，或者在他追溯中国“十字教”的来历时提起。这段故事，全是金尼各氏在往罗马的归途中，在印度的时候，把利玛窦的论著译成了拉丁文后加上的。

新近有一位历史家在他的作品《1550年前的中国耶稣信友》（Th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一书中断定说：“大概人看来，这圣多默宗徒来华的故事，不消说得，是出于晚近的来原。这个故事怎样发生，也就不难猜测。”这就是说这个故事的来历，是因人们发现了中国有讲西利亚话的信友，才归纳到多默宗徒既然是其他西利亚人教会的宗徒，必然也是中国教会的宗徒了。这个故事最初模糊的迹象，是在聂派人埃伯耶稣的著作中发现的。他在生长中国的聂派宗主教耶巴拉哈三世（Yahballaha Ⅲ）的指导下，撰写了这种作品。也许这位作者，以为应当认这聂派宗长所出生的中国教会，和他在那时所统辖的聂派教会，必是出于同一的根源。便是在那西利亚文的日课经中，所有述及中国的地方，也许是在纪元后六四七年至六五七年间，修正这日课经的时候，或者还在后来加上的。那时候聂派的景教，当然已经传入中国了（事在纪元后635年）。

据说在东汉时代（纪元后52年至220年），曾有两个西利亚教士到过中国。他们到中国来，表面上是为了要学得养蚕、治丝的方法，把蚕子带回欧洲起见，可是他们的本意乃是传教。

在西方典籍中，所有关于福音传布到中国最先的记载，是在Adversus GentesⅡ一书中找到的。这部书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文学家阿诺比五（Arnobius）在三〇三年至三〇五年间的作品。他为排斥异教拥护天主教起见，在许多论证以外，还提出基利斯督的宗教传播迅速一层，作为真教的凭证。他发挥这段议论时，明白述及“赛来司”（Seres）（意谓蚕国，即中国）为许多福音已经传到的国家中的一国。考“赛来司”这三字，是从希腊文“赛尔”（Ser）得来，“赛尔”的解释，是蚕。因为丝蚕从中国，亦称“赛利加”（Serica）传到了欧洲，欧洲人才知道有中国，所以那时候的希腊罗马人，就给中国起了这个名称。然而一位文学家，在发挥一种宣言式的议论时，信笔拈来的话，也许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看来，对于这中国古代天主教的疑问，不见得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价值吧。

依据设立中国主教区的事实，我们对于这个疑问，也许更可以得到一种印证，虽则这些事实确实的来历无从追溯，可是在八五二年至八五八年间，早就有人述及了。有几个作家说那时中国主教区是七一四年祝圣的聂派主教撒利巴萨加（Saliba-Zacha）所设立的。也有人以为是宗主教西拉（Silas）或者竟是宗主教阿该乌斯（Achaeus）所设立的。考西拉氏祝圣主教，是在五〇三年，阿氏在四一一年。假使后一说是信而有证，那么中国主教区的创设，似乎不是由于聂斯多略派，却由于天主教正宗了。因为聂斯多略在四二八年以前，还没有做着君士坦丁城（Constantinopole）的主教，到四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才被厄弗所（Ephesus）公会议摈斥，认为异端的。但是我们即使承认那聂派主教埃伯耶稣，迟到一二九〇年至一三一八年间才写着上述的记载，是有历史性的，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证据，可以证明那几位中国的教长，的确住在这划分给他们传教的中国境内。他们也许在中国境外，住了好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