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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当初，传教士们就有一种明白的观念，要使中国的天主教教会，渐渐失去由外人引入，和由外人管理的传教工作的性质，成为一个有规则的、通常的、当地的、本籍的教会，完全由中华民族的子女们组织成立，行使各级神职人员的职务，从寻常的司铎直到主教，从女修会中的小姊妹，直到会长。圣教会也向怀着这个国籍教会的期望：“让中国人为耶稣精神地而感化中国。”她要在中国有一个根长在中国泥土里的教会。
假使我们约略看一看天主教中所有根据的各项文件，便可以知道历代教宗们永久不变的政策，总在督促造成中国国籍神职班，和建立中国国籍主教。一六六九年，教宗格肋孟九世，和一六七三年，教宗格肋孟十世，先后宣称他派遣宗座代牧到中国，大概是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要造成国籍神职班，和建立国籍主教。十八世纪中历任教宗们，都曾一再声言，凡在传教地方，传布建设天主教教会的必要方法，是在发展本籍司铎和本籍主教。一八四五年间，罗马教廷曾规定一种原则，就是：培养本籍神职班，应该使他们适合于教会全部的职任，连主教包括在内。一八九三年，教宗良十三世，曾颁谕旨，说“要是没有国籍神职班，和国籍主教，那么，教外国中的天主教信仰，不会有确定的将来。”一九一九年，教宗本笃十五世，说明“天主教既然不分畛域，那么，每一个国家，应该培养自己的神圣职班。”他又道：“凡有本籍神职班的地方，有充分人数和充分训练，这一处的传教工作，必然要认为已经达得到了可喜的终向，那里的教会是成立了。”最后，教宗庇护十一世更于一九二六年间，坚持着说：“耶稣神国，假使没有本籍神职班做基础，到处不能成立，也不能有稳固的进展。”
至于这种传教计划的实现，中华国籍神职班的历史，很可以分做三个时期：就是开始时期（1294—1844）、长成时期（1844—1926）和加冠时期（1926年以后）。
乔伐尼·蒙·高味诺曾把小四品委给高唐王。前面说过，他又收录了四十个青年，亲自教他们拉丁文和圣教礼仪，更为他们翻译新经和圣咏，还想把日课经全部译出。虽则种种设备很是简陋，这种举动，却足以表示这位第一先驱，便在十三世纪将告终的时候，对于这个本籍神职班的大问题，也未始不关心。
利玛窦来华后，只过了六年，便已提及最先的两个中国人，渴盼着进修会。两年以后，就是在一五九一年的开始时候，耶稣会远东会长范礼安就收了这两人进耶稣会。这两位修士，一名钟鸣仁，一名黄明沙。葡文名字第一弗那台（Fernandes），第二玛底诺（Martines）。黄明沙还领过小四品，预备晋铎。除了钟、黄两人以外，利氏亲收入会的青年华人，多到有六个，其他预备进会的，还有好几个。一六〇五年，利氏记着道：“在我们各处的住院中，除了本会会士以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学生们，都是生长在中国的，他们正预备着要进耶稣会。一五八三至一七八〇年间，在中国传教的四百七十二名耶稣会士中，八十一名是华籍，其中有四十八位司铎。在四川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一七八一年至一八二一年教难最剧烈的四十年间，中国人晋升司铎的，多至四十六人。遣使会中西教士的比例，也很可观：一六九七至一九一一年间，在中国传教的五百九十三名会士中，有十一个蒙古人，都是司铎，一百八十五个中国人，除了八人外，其余都是司铎；其中有二人在一九二六年上，又祝圣了主教。
多敏我会获有晋升第一个中国司铎，后来又祝圣了天主教主教的荣誉。这位主教便是罗文藻（Lopez）。他于一六一六年在福建罗家庄诞生，一六三四年在利安堂司铎（Fr.Antonio deSanta Maria O.F.M.）手里领洗入教；到了一六五〇年上，他进了多敏我会，一六五六年，到小吕宋马尼刺（Manila）祝圣司铎。一六七四年，他被任南京宗座代牧，一六八五年，才由本笃十五世的一个亲属康和之主教（Msgr-Bernadino della Chiesa O.F.M.）在广州祝圣。罗主教在一六八八年八月一日祝圣了三个最先的中国耶稣会司铎。一个叫万其渊号三泉，那时他已有五十四岁；一个是清代六大画家之一，吴历，号渔山，那时他已有五十七岁；还有一个是做过钦天监监副的刘蕴德，号素公，那时他已有六十岁。罗主教到一六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才在南京去世，葬雨花台。
自从一八四四年，准许自由传教，环境一新之后，传教士们便立即开始工作，收录中国子弟着手训练，来培养本籍神职班，比较百年前的办法，规模大了许多。虽则不免有种种困难，却差不多每一个宗代牧区，或是宗监牧区，都设立了修院，就其是一九〇〇年以后，设立得更多了。因此，目下中国各省，都有本籍神职班，不过人数多少些罢了。晚近这种神职班，发达得很足使人惊奇。查十八世纪中叶，华籍司铎只有十五人；十九世纪开始时，也不过三十三人；到《南京条约》成立时，约有一百三十人。可是这些数目，一八四八年上，增到一百三十五；一八六五年，增到一百五十七；一八八六年，是三百二十；一九〇〇年，是四百七十；一九一〇年，是五百二十一；一九二〇年，是九百六十三；一九三〇年，是一千五百。假使我们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全世界传教地内，本籍司铎人数三千二百三十二中，亚洲就独占着三千〇三十八，中国便可以自夸是世界上因着国籍神职班获得无上荣誉唯一的国家了。一八四二至一九二一年间，在南京区传教的耶稣会士，五百六十八人中，有一百人是华籍，还有会外司铎们一百三十八人，不计在内。而且华籍神职班，往往比外籍要超过许多。比方，在一九三二年上，划分给遣使会的华南七个教区，华籍教士有一百九十六人，外籍的却只有一百十五。同年，北平宗代牧区内，外籍神职班只有二十九人，国籍的竟多至九十九人。未来的状况，更要大放光明。一九三二年，在中国，或是在罗马，预备晋铎的中国青年，共有八百六十三人，他们都在大修院，或是修会中，攻习神哲学，将届毕业。同时，志在修道，开始学习拉丁文的初级生，有四千三百五十一人。
国籍神职班中，还该计入修女们。国外来的各种女修会，很有许多，已经收录了许多中国女子入会。像教士们一样，国籍会员，也往往超过外籍会员。比方女修会中，最先来华的仁爱会，于一九三二年间，分驻在九个教区内，二十八个住院中的国籍修女，共计有二百十八人；外籍的却只有一百六十三。同年，各属女修会会员二千六百四十三人中，一千〇二十七是中国人。
但是在这些中外修女像一家姊妹们共同生活着的混合修会以外，如今中华天主教还有近乎四十个女修会，或是善会，会员完全是生长中国的女子们。最先成立的，便是献堂会，在一八五五年上就已开始在上海创立了。过了不久，其他的本籍女修会也就接踵兴起。一八五八年，吉林创立了圣母圣心会；一八六〇年，香港创立了耶稣宝血会；一八七二年，北京创立了若瑟会；一八八〇年，湖北老河口创立了方济各第三会；一八八〇年，河北正定创立了若瑟会；一八九二年，浙江宁波创立了拯灵会；一八九四年，热河创立了圣母无染原罪会；一八九七年，江西吉安创立了圣妇亚纳会；一八九八年，广州创立了圣母无原罪会。
二十世纪中，这些本籍女修会更如“雨后春笋，滋长勃发”。最近三十年中，几乎年年有一两个新会成立。我们不妨用编年体来逐一排列着：一九〇一年创立的，是河北永平的圣母会；一九〇三年，是广西南宁的圣家会；一九〇五年，是宜昌的圣方济各第三会圣婴会；一九〇七年，是江西南昌的圣母善导会；一九一〇年，是山东兖州的圣家会，和四川重庆的圣心会；一九一三年，是四川叙州的圣道贞女会，和奉天的圣母圣心会；一九一四年，是浙江杭州的圣心女儿会；一九一五年，是贵州贵阳的圣心院；一九一七年，是湖北汉口的圣方济各第三会训蒙院；一九二〇年，是河南南阳的圣母无原罪会；一九二二年，是陕西西安的耶稣圣心圣方济各第三修女会，陕西汉中的善道修女会；一九二四年是山西太原的贞女传信教授会；一九二六年，是宁夏的圣女婴孩耶稣德肋撒会；一九二七年，是广东北海的圣母会和无原罪会；一九二八年，是山东兖州的传信协助会；一九二九年，是湖北武昌的圣若瑟善功会，陕西汉中的宝血会，山东烟台的圣母传教会，和河北安国的德来院；一九三〇年，是蒙古集宁的献堂修女会；一九三一年，是江苏海门的小德肋撒会，和甘肃兰州的圣家女修会；一九三二年，是河北献县的圣母救亡会，和河北永年的圣神修女会；一九三三年是湖南衡州的玛利亚亚松大圣方济各第三修女会，和常德的传教贞女会。
一九三二年，这些本籍女修会会员，共计有二千零八十五人，再加上前述混合女修会里的本籍会员，那么，守贞不字，完全为圣教会服务的中国女子共计有三千零一人了。
此外，还该加上要理女师，守贞女教习，和在家贞女们。她们都并不加入任何修会。一九三二年上，计有要理女师四千五百六十三人，守贞女教习五千三百九十人，在家贞女七千六百十一人。
一九二二年，宗座代表到了中国之后，中华国籍主教的计划，便次第实现。这位宗座代表就职后最先模猷之一，便是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先后委任两位国籍司铎做了宗座监牧。
一九二六年二月间，教宗庇护十一世颁布了“Rerum Ecclesiae”通牒。在这次通牒里，他重新明白宣示说：“以后不得再藉口任何情事，去阻碍国籍司铎们做本铎区，或者竟是本牧区的首领。要依着天主的圣意，从速创立本籍主教的本牧区。”这最后的几句话，就是宣告要委任华籍主教了。事实上，这通牒颁布后不到三个月，消息传来，华谛冈宫中，已委任了六位华籍主教，其中一位，是属于会外神职班，两位是方济各会士，两位是遣使会士，一位是耶稣会士。为要使全世界公教信众注意这一次历史的盛举，明白这回的举动，在中国天主教史上，辟一新纪元起见，庇护十一世把这几位新主教召到罗马，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华谛冈大堂中，亲自祝圣。这样，便把几百年来，关于本籍神职班，罗马的老政策加上了冠冕。一九三三年，这位教宗，趁着举行吾主耶稣救赎圣功，一千九百周年纪念盛典的机会，又于六月十一日，在罗马第二次亲自祝圣了三位华籍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