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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歹多利亚（Tertullian）时代，直到如今，“致命圣人们的义血，却做了天主教信友们的种子。”这句老古话，对于中国，不但不曾有过例外，而且中国却更“出色当行”地，证明了他的真实。
中国天主教在这二十世纪的三十三年中，虽则经过了最厉害的阻力，却依旧很兴旺地，而且更出人意料地，发展着。这三十三年中“丧乱频仍，危机四伏”，圣教所遭的艰难，如拳乱时的重大损失，国内政局的屡屡变化，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接着又是世界大战。民国成立后，又是内战不绝，菅苻遍地，共产主义蔓延，教士们被掳勒赎，或横遭残害，可是教务却仍有神奇的收获。
中国天主教信友人数，一九〇〇年是七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二。一九〇七年，初次达到一百万的标记。一九一〇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九万二千二百八十七；一九二〇年，增加到一百九十九万四千四百八十三。一九二一年约略超过二百万（确实数目是二百零五万六千三百三十八）。一九三〇年，有二百四十九万八千零十五；一九三二年，有二百五十六万二千七百四十二。可知从一九〇〇年起，天主教信友人数在十三年中增加了一倍（1914年是一百五十一万九千）；二十三年中增加了两倍（1923年是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三十二年中差不多是四倍（1932年是二百五十六万二千七百四十二）。可是一九〇〇年以前，要过三十多年才得增加一倍（1870年的数目是三十六万九千四百四十一，1900年的是七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二）。
神职班的增加，也一样使人欣慰。在一九〇〇年上，中国全境的传教区，由十个传教会分别担任，就是奥斯定会、多敏我会、方济各会、耶稣会、遣使会、圣言会、圣母圣心会，以及巴黎、密良和罗马三处的外方传教会。但是一九〇〇年以后，其他的传教会士相继来华，络绎不绝。各省修会林立，教士们加紧工作，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盛况。许多修会团体因着教宗本笃十五世，一九一九年间颁布了Maximum Illud通牒，鼓励传教事业；人称“传教传宗”的当今教宗庇护十一世，又一再昭告，多方激励，尤其是他一九二六年所颁的Rerum Ecclesiae通牒，说得十分恳切。因此欧洲各修会，陆续派遣会士来华，努力参加工作。
所以在上述外籍，或是国籍，神职班的传教会士，和会内的会外神职班以外，又陆续加入了其他的传教人员。比方慈幼会士们（The Salesians）是于一九〇二年到了澳门；巴尔玛外方传教会十们（The Parma Foreign Mission Society）是于一九〇四年到了河南；伊苏登外方传教会士们（Issondum Fathers）是于一九一七年年到了贵阳；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士们（TheMaryknoll F.M.Society）是于一九一八年到了广州江门；圣高隆庞（St.Columban）外方传教会士们是于一九二〇年到了汉阳；苦难会士们（The Passionists）是于一九二一年到了湖南辰州；比布斯（Picpus）二心会士们是于一九二二年到了琼州；圣心司铎会（Betharramites）是于同年到了云南大理。此外如本笃会（Bendlictine）士们先后分三次来华；美国本雪尔凡尼（Penssylvania）的本笃会士们是于一九二五年到了北平；洛本（Lophem）的，于一九二六年到了四川西山；圣奥迪尔的（S.t. Odele）于一九二八年到了吉林延吉。一九二三年救世主会士们（The Salvatorians）到了福建邵武；一九二五年，印五伤司铎会士们（Stigmatins）到了河北易县；司格包罗勃埒夫（Scarboro Bluff）外方传教会士们到了浙江处州；开倍克（Quebec）外方传教会士们到了辽宁四平街；一九二六年，方济各特规会士们（Conventionals）到了陕西兴安；白冷（Bethlehem）外方传教会士们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一九二八年，奥斯定重整会士们（Recollects）到了河南归德；赎世主会士们（Redemptorists）到了河南驻马店；一九三三年，奥斯定常律会士们（Canons Regular）到了西藏；圣母心子会士们（TheMissionary Sons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到了安徽徽州。
这些来华的外籍传教士们，都是从世界各国，欧美各方，不远万里而来。在毫无成见的中国人眼里看来，足见天主教的普遍性，是绝无“畛域之见”的。他们的国籍，各国都有，不论南美、北美、澳洲、奥大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巨哥斯洛伐基、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士什么都有。他们的人数，一九〇〇年，有八百八十六；一九一〇年有一千三百九十一；一九二〇年，有一千三百六十四；一九三〇年，有二千〇六十八。这几年份的宗座代牧，或是监牧，还不计入，数目是四十一，四十七，五十四，六十九。外籍神职班的情形大致如此。
中国人自己也创立了两个男修会：一个是一九二八年在安国成立的，定名“圣若翰·保第斯大小兄弟会”。一个是一九三〇年在宣化成立的，定名“主徒会”。
最近几十年内，各国女修会，因为在医药界有极好服务机会，尤其是因为中国在废除旧式教育以后，亟需学校教育的工作人员，便把职任传教的修女们，陆续派到中国，设立分会。因此除了前述十九世纪中来华的修女们以外，又有许多女修会的修女们络绎来华。如上海的安老会修女们（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是于一九〇四年来的；山东兖州的司带尔圣神忠仆会修女们（The Servants of the Holy Ghost）是于一九〇五年来的；加拿大乌忒蒙（Outremont）的始孕无玷会（The 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Immacutate Conception of Canada）于一九〇九年到了广州；埃及方济各女修会（The Franciscan Missionary Sisters of Egypt）于一九一〇年到了湖北老河口；美国玛利诺多敏我外方传教会的修女们（The Mary Knoll Foreign Mission Sisters of St. Dominic）于一九二〇年到了香港；山林圣玛利亚（St. Mary-of-the-woods）上智会修女们（The Sisters of Providence）于同年到了河南开封；包勒杜（Boisle-due）玛利亚若瑟女儿们（Dauhters of Mary and Joseph）于一九二二年到了热河；勒奴维尔（Lennoxville）天神母后会的修女们（Sisters of Norte Dame des Anges）于同年到了贵州贵阳；圣若瑟小娣妹会修女们（The Little Sisters of St. Joseph）到了山西潞安；罗马的圣乌苏拉（St. Ursula）罗马联合会（St Roman Union）也于那年到了广东汕头；南林（Nerinx）劳莱笃修女们（Sistersof Loretto at the foot of the Cross）于一九二三年到了汉阳；尼闸蒙弗拉笃（Nizza Monferrato）的进教久佑会修女们（Daughters of Mary Auxifiatrix）于同年到了广东韶州；鲁文（Louvain）奥斯定会传教修女们（Missionary Canon Nuns of St. Augustin）也于同年到了宁夏；加拿大宝血会修女们（The Adorer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于一九二四年到了河北献县；洛劳诺（Logrono）奥斯定第三会教学修女们（The Teaching Sisters of the Third Order of St. Augustin），于一九二五年到了湖南常德；孔万（Convent Station N.J.）仁爱会修女们（Sisters of Charity）于同年，到了湖南辰州；斯不林飞耳（Sprinfield）方济各会服务医院的修女们（The HospitalSisters of St. Francis）也于同年到了山东济南。
一九二六年，加依根（Cahircon）圣高隆庞会传教修女们（The Missionary Sisters of St.Cobumban）到了湖北汉阳；美国毕资堡（Pitts）圣若瑟会修女们（Sisters of Joseph）到了湖南辰州；贝来（Borry）圣母赎掳会传教修女们（Missionary Sisters of Keray）到了安徽芜湖；匈牙利加罗萨圣母会（Sisters of Our Lady of Kaloka）教学修女们到了河北献县；耶稣圣心会到了上海，圣心会修女们（Religious Sisters of the Sacred Heart）到了浙江嘉兴；救世主会修女们（Salvatorian）到了福建邵武。
一九二七年，巴尔玛乌苏拉圣心会修女们（Ursuline Sisters of the Sacred Heart of Barma）到了安徽蚌埠，卢林堡（Luxemberg）方济各第三会仁爱会修女们（Sisters of Merey）到了湖南永州。
一九二八年，奥斯定重整会修女们（The Recollect Sisters of St. Augustine），到了河南归德。拉克劳司（La Crosse）卒世朝拜方济各会修女们（Fransiscan Sisters of Perpetual Adoration）到了湖北武昌。
一九二九年，美国沃海洼州若瑟山（Mount St. Joseph, Ohio）仁爱会修女们到了武昌；英琴波（Ingenbols）圣十字架修女们（Sisters of the Holy Cross）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巴伐利亚（Bavaria）圣方济各沙拉诺修女们（Sisters of St. Francis-Salano）到了山西朔州；奈缪圣母修女会修女们（Sisters of Notre Dame de Namur）到了武昌。
一九三〇年，美国本笃会修女们到了北平；嘉布遣会第三会，圣家女修会修女们（TheThird Order Capuchin Nuns of the Holy Family）到了甘肃平凉。
一九三一年，门斯德（Münster）始孕无玷会修女们，到了山东济南。耶稣孝女会修女们（Daughters of Jeansis）到了安庆。
一九三三年，善牧会修女们（Sisters of the Gordhep）到了上海。
假使我们愿意把这些修女们所做的事业，略为考察一下，我们可以说在一九三〇年那一年上，中国境内，共有四十八个外籍女修会，修女人数是二千四百六十人，外籍九百十六人，国籍一千五百四十四人。这一年里，委托修女们料理的医院，或是留养院等，共有二百三十二所，所照顾的病人，计八万〇一百四十二人；老人，计五千五百六十二人。所有施诊所也大概由她们经管，担任这种职务的修女，计七百八十五所，一九三〇年一年中施诊给药，共有七百零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起。同年，她们因着会外贞女们的襄助，圣婴会的孩子们由她们照管的，有五万二千八百九十四人。又三百六十处的孤儿院中，由她们养育的孤儿，有二万一千八百五十八人。讲到教育，自从中国于一九〇四年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之后，果然因此发展加速了，可是并不是因此才发动的。利玛窦时代最初的努力，姑且不说，一八四七年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创立。只过了三年，那遐迩闻名，素称教育中心的徐汇公学，早就于一八五〇年开办了。学生们不论教内教外，都得入学肄业。
二十世纪中，天主教开办的各级学校，更是日盛月增，上自各科大学，和裁植神职班的大小修院，下至教理小学，多得不可胜计。除了北平、大同、济南、兖州、成都、徐家汇、开封、宣化、汉口、九江、宁波、香港，各区所设立的十二处中枢修院外，许多宗座代牧区，或是宗座监牧区，还另外设立着一两个修院。一九三〇年这一年内，共计攻习拉丁文的学生，有四千三百五十一名，攻习哲学的，有三百二十七名，攻习神学的，有四百二十五名。此外还有二十九名修院生，在罗马留学，预备晋升司铎。
为便利学生们求高深学问起见，法国耶稣会士们在上海设立着震旦大学。这个大学是在一九〇三年开办的，由耶稣会管理。在北平，则有辅仁大学，是于一九二五年由美国本笃会士们创办的，一九三三年让渡给圣言会司铎们管辖。法国耶稣会又于一九二二年在天津创办了工商学院。震旦、辅仁两大学和工商学院，都已呈准政府立案。一九三〇年，三大学学生，共计一千三百八十四名，都是男生；分别计算，正科生：教内，一百四十三名，教外，三百七十九名，预科生：教内，一百五十六名，教外，六百九十六名。
在许多教区内，还设立着高等学校，教授初高中课程。一九三〇年这种学校共计有五十一所，男生八千三百〇六名，教内三千四百三十三名，教外四千八百七十三名。又女生四千〇二十六名，教内一千九百九十五名，教外二千〇三十一名，同年份，肄业各属师范学校，预备将来从事于教育工作的男生，有二百七十九名，女生三百九十五名。又其他各属造就要理教员的学校里，有青年男子八百七十七名，青年女子七百五十四名。
寻常男女儿童，都在初高小受教育。一九三〇年，共有男童高小学校，一百九十七所，计教内生六千零五十六名，教外生四千四百三十三名；女童高小学校，一百十七所，计教内生三千九百三十六名，教外生四千四百五十一名。此外，教理学校有八千六百四十所，男生八万六千九百七十五名，女生七万五千五百十名。
讲起教育工作，不妨顺便在这里提一提中国天主教教会出版的刊物。各种定期刊物如周刊、月刊、半月刊等，约有三十种中西文都有。西文刊物有拉丁文、有英、法文，也有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各国文字。同时公教教会，也办着印刷事业，他们经营的印刷所，有二十余处，主要的是北平、天津、上海、土山湾、献县、者庆、兖州、香港七处，这几处的印书馆，办得很久，先后出版的书报刊物，不下数十万种。第一，要算土山湾印书馆的出品最多，竟多到五十三万种。其次，是重庆的圣家印书局，也有四十万种。这些书籍的作重，如南京会外神职班的黄伯禄，和耶稣会士晁德蒞（Zattoli）、夏鸣雷（Havret）、顾赛芬（Couvrer）、管宜穆（Tobar）、夏之时（Richard）、禄是遒（Doré）、戴遂良（Weiger）等，都是教中著名的华文学家。还有其他非耶稣会士的华文学家，如焚国梁（Mgr. Favier）、陶福音（Mgr. Otto）、贝廉（Perny）、欧磬石（Aubazac）、梁司铎（Lamasse）、雷慕贤（Rey）、闵司铎（Jasmin）、闵神父（Mullie）、任司铎（Maorio）、鲍司铎（Biallas）、苗司铎（Mittler）、于纯璧（Hubrecht），等多得难以计数。
为依照上海第一次全国公会议决议鼓励发展，和统一天主教教育和印刷业务起见，一九二八年在北平设立了一个中枢机关，由宗座驻华代表直接监督。这个机关的名称是“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这个教育委员会除了其他解多出版物以外，还发行着一种月刊，用华文、拉丁文和英、法文，四种文字刊印这种杂志，华名称《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丛刊》，英文名称是“The Digest of the Synodal Com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