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逐渐扩大

国际条约打开了新局面以后，传教士们便渐渐深入中国内地，创立了新住院。开办了许多在条约时代以前所不能兴办的事业，又把已办的，扩大推广。所有在教难时代，被政府没收的教会财产，发还的发还，赔偿的赔偿。便是那从前查禁天主教的诏谕，此刻都已正式取消了。一八七〇年颁发的大清新刑律中禁止天主教的条款也都正式注销。

将近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工作的传教会，共计有五个。西班牙多敏我会士（SpanishDominicans），在福建传教。巴黎外方传教会（Paris Foreign Mission Soctety）所管辖的区域，算是最大了。他们管着四川、贵州、云南、两广、满洲和西藏。方济各会士（Franciscans）们正在中国中部和东部，努力工作着，就是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五省。遣使会（Iazarists）的教士们，自从一七八五年，因着耶稣会解散，接管了他们所开创的传教区以后，却能在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开始，教难最剧烈时代，不畏艰苦，殚心竭力，来保存河北、江西、河南、浙江等省，信友们的信德，替圣教会出力不少。此外，耶稣会于一七七三年解散，到了一八一四年上，一经恢复以后，便于一八四二年卷土重来，先后分派得江苏、安徽两省，和河北的东南部。一八四七年，他们在上海徐家汇徐光启墓址附近，创立总部。

十九世纪的下半世纪中，更有他种修会到中国来传教。密良（Milan）外方传教会士们，是于一八五八年初次到了香港。到了一八六九年上，便分经他们河南教区。圣母圣心会司铎们（The Schent Fathers）在他们的修会成立了不多时以后，便于一八六五年来华。他们所分得的传教区是蒙古，这是传教工作最难着手的区域中之一。奥斯定会传教士，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间断之后，又于一八七九年回到了河南。一八八五年，罗马创立了圣伯多禄·圣保禄修会。（Roman Seminary of. SS. Peter and Paul）便在这一年上，派遣会士来华到陕西传教。德国司带尔圣言会（Steyl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的司铎们，于一八七九年初次来华，到了一八八二年上，便划分得山东的一部。此外还有一八八三年来华，住在河北杨家坪的苦修会士们（Trappists），一八七〇年到香港的教学修士们（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和一八九三年到上海的圣母小昆仲会修士们，在中国参加传教工作。

这些先后来华的传教会，因着条约的关系，所以在以前做过的传教外，和照顾信众的工作之外，还能做着许多新工作，如创办医院、孤儿院、留养院等，尤其是各种学校，不但为培植神职班的神学院，却还开设着各级普通学校，不但为教育教中子女，却也给教外人家的子女们，进德修学的便利。而且那时女修会的女修们，也开始来华，教士们在教育一方面，得到了她们很大的助力。这些女修会中，最先来华的，要算一八四二年来的仁爱会修女们了。随后，来华的有沙德·圣保罗女修会（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1848年），有加诺萨女修会（Canossian Sisters，1860年），有拯亡会（Helpers of the Holy Souls，1867年），有包底欧上智会（Portieux Sisters of Providence，1875年），有方济各圣母传教会（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1886年），有多敏我女修会（Dominican Sisters，1889年）。自从一八六九年，圣衣会修女们到了上海之后，欧洲妇女们的隐修会，竟也陆续在中国设立分会了。

一八五〇至一九〇〇年间的五十年中，除了太平天国的扰乱，天津教案，和义和团之乱，以及其他大小事变以外，天主教在中国的教务情形，大致还算平顺。可是一八五〇至一八六九年间的十九年中，司铎们被杀的有十五人，信友们被杀失踪，或是被拘禁的，有数百人。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十位仁爱会修女，两位司铎，和几个信友们在天津被残杀。一八七一至一八九九年的二十八年中，教士们被害的又有十人。这几起杀害教士案件，有几件酿成了重大国际交涉，使中国遭受了很大的不利。一千九百年，拳匪之乱，教士们被杀害的，计有主教五人，外籍司铎二十九人，外籍修女九人，修士三人。信友们被杀害的，约计有二、三万人。他们列入真福品的请求，现正准备向罗马圣部提出。

如今于中国的诸位致命，经罗马天主公教教会列入真福品的，已有三十三人。其中十九位，是于一八八九年、一八九三年和一九〇〇年，先后由教宗良十三世钦定的，其余十四位，是由教宗庇护十世于一九〇九年钦定的。这三十三位致命真福中，有三位外籍主教，九位外籍，四位国籍，司铎。还有两位修院生，八位要理教习，三位信友，两位贞女和两位寡妇，都是国籍。他们舍身致命的地方，是在福建、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和广西；时期是在一六四八至一八六二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