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内外交迫的艰难

凡是为天主的工作，没有一件不是先受磨难，然后成功的。中国的传教事业，对于这天主上智的常律，也当然不在例外。那位开创人利玛窦死了只有六年，便于一六一六年，在南京起了剧烈的教难。这次教难的主动人，是礼部侍郎沈隺。好几个传教士被押送澳门，有的还被关在囚笼里，押解前往。其他潜留在内地的教士们，都藏匿在奉教的中国人家里，秘密地继续做着他们的传教工作。到了一六二二年上，又起了一次教难。一六六四年的教难，闹得更凶了。这回恶风波的缘由，是因回回历士杨光先忌妒汤若望蒙顺治帝宠遇，做了钦天监监正，早就想把他陷害，就后来趁着康熙帝“冲龄践祚”，辅政大臣鳌拜等不喜西士的机会，便诬告汤若望和各省传教士阴谋不轨。辅政大臣们听信了杨光先的话就命礼部会审。结果汤若望几遭极刑。同时教士们被拘押送广州的，有二十五人，其他的教士们，又躲起来，等避过了风潮，再去工作。

那时候，教士们的组织变更了。差不多五十年来，在中国传教的，只有耶稣会士。到了一六三一年上，才有多敏我会士接踵来华。一六三三年，方济各会士也来了。后来其他修会团体又来了几位。像奥斯定会，是于一六八〇年来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是于一六八三年来的。教士们来的愈多，归化的信众，果然增加不少，可是困难也就因此加多了。非耶稣会教士们一到了中国之后，敌人们便从中挑拨，设法捣乱。因此在一六三四至一六三五年间，各派传教士中，便发生了那最不幸的礼仪上的争执，彼此都公然争持着。关于中国人对天主的名称、祭祖宗、拜孔子等事，争论过不知道有多少次数。教士们都分作两派，彼此都竭力争持着，而且完全自信地、热烈地、不屈不挠地和有些近乎固执地争持着。他们又不是完全没有党见的，而且还有是感情用事，更带着他种过于是人类本性的色彩。教士们分了党派，当然信友们也不免要分着党派。到了一百多年后，这个不幸的争端，经教宗本笃十四世于一七四二年七月十一日亲自审核，切实解决以后，那惟我独尊的中国皇帝，已因着眼见一个国外的威权来了干涉中国的内务，便觉着大大的不乐意了。从这里到教难和传教事业的毁败，相去的距离，已是不远了。

可是我们如果定要追究上述事件的经过事实，来寻求那跟在上述时期后面，可悲悼的危机的充分缘由，那是大可不必，而且在历史上未免要有不尽不实啦。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上半世纪中，传教工作上，所有的敌视行为，和许多隔阂，原因不只一种咧。康熙时代的教难，不全是因为教士们意见不和而起的。在雍正的眼里，便是宗室大臣，也不能邀他的恩赦。一七二三至一七二七年间，一个近支宗室，职居将军的苏努，因为信奉了天主教，全家被戍给极边，其中有封爵的男子有三十七人，妇女人数也相仿佛，仆役三百余名，大多数也奉教。事实上，康熙以后的满清君主，虽则依旧重视教士们的学术，却已痛恨着他们的宗教。各省地方官员，也明知皇上已变了主意，才敢大胆肆行压迫。此外教士们，既然大抵是外国人，自然也像目前一样，很容易被诬为外国政府的工具。

在这些情形以外，关于耶稣会方面，还该加上他们在欧洲的仇敌变得越弄越多，终至耶稣会被迫解散一层。先解散当地的耶稣会，随后于一七七三年完全解散。中国也和其他各国一样因着耶稣会的解散而感觉着深刻的痛苦，或者比别国还要深刻。他们为了传布天主教的神国，在中国努力工作了一百九十年（1583—1773）。这回受了这样重大的打击，自利玛窦以下，多至四百七十二个耶稣会士的工作，差不多完全毁灭。这四百多人中，很有几个是著名的学者，和工作不惮劳苦的人。所有因着该会解散而发生的种种弊害，他们的后继人，也不能一一补救。

我们把上述的缘由，和其他有连带关系的各种缘由，并在一起，便可以约略明白，为什么在一七〇〇至一八四二年的一百四十多年中，天主教在中国会变得“奄奄一息，不绝如缕”了。然而虽则经过了这许多的忧患，和最严重的事变，有时信友人数的确也曾减少，可是传教工作，却从未曾间断过。在一七〇〇年上，中国天主教信友有三十万人。到了一八〇〇年却只有二十万。将近十九世纪的中叶，又稍为超过了三十万。天主教在中国，经过了一个半世纪长时期严厉的教难，和最难堪的艰苦，却至少能保持着她的子女数目。这的确可算得是一种真实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