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在朝的教士

利玛窦在写信给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或是给在意大利或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同会友人们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五九五至一五九六这两年中，总是坚持地伸说着他完全明白以下两点是怎样重要。他说：第一“假使我们不能在南北两京到皇宫里对着皇上宣讲福音，设法求得他的许可，至少许我们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那么，将来传教要得不到保障，也就甚么不能成就。”；第二“假使我们求得了这种许可，便可以在短时期内，有几百万人归化圣教”。因此在开始传教的时候，利氏就定下了一种计划，打算请教守派遣使节来华，和中国皇帝通好。他希望这样做去，他自己可以因着使署职员的名义，得入禁廷。为求达这个目的起见，他毫不迟疑，决定和他最初的友伴罗明坚司铎暂时分手，于一五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让他到罗马去接洽。便是后来这教廷派使的计划竟归失败，他却依旧毅然决然，尽心竭力，来求达他的目的。一五九六年十月十五日，他在江西南昌的时候曾愁闷地说道：“要去见皇上，似乎是不能了。”但是他又立刻接着说道：“我们在这里已有了住院，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在京城里要去建立一个住院使皇上知道我们来京，再看我们能不能求得他的恩典，准许我们的同会司铎们自由来到中国。”

他于一五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了南昌之后，便结识了几个住在本城的皇族，成为知己，尤其是乐安王和建安王，待他很多异数。利氏竟也因着后者的请求，做了第一篇中国论文，《交友论》。一五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利氏在写作中提起，他说：“这位王爷愿做一个天主教信友，我想他将来要做到的。”同年十一月四日，他又笔述道：“这位王爷离开天主国已不远了。”但是利氏并不安闲着；直到他在一六〇一年一月的时候，在北京蒙朝廷召见，奉上了几帧最美丽的救世主耶稣像，和童贞圣母像，才称了他的心愿。那命他入觐的万历帝，对于利氏很觉得喜欢，不但要了一个画匠来，画他和他同伴的肖像。还叫他们住在皇宫里，等买下了一座专做教士们住宅的屋子，来安顿他们。他们从一六〇一年二月间起，住在宫里，一直住到了一六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那时候利氏在京，得到了南昌发来的消息，说一位近支的皇族，于一六〇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那里领洗了，洗名若瑟。他那宗徒的心神，是多么踊跃欢欣啊！那里，耶稣会司铎李玛诺（Fr. EmManuel Diaz, Senior），又于一六〇五年一月六日，三王来朝瞻礼日，给若瑟的儿子付了洗。同时领洗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表兄，他们的圣名是三王圣名即梅吉欧（Melchior）、茄斯巴（Gaspar）和巴尔德萨（Balthasar）。不多几时以后，若瑟的妻子、母亲和其他的六位皇族命妇，也都信奉了天主教。

在相近十七世纪中叶，明末最后称帝的永历帝，据守肇庆的时候，掌握军国大权的，便是前述信奉天主教的亚基楼庞天寿。他可以自由出入宫廷，便把天主教和耶稣会教士们，介绍给皇家。在一六三六年上，已经有一百四十个亲王，四十个皇族，七八十个皇族命妇，领洗奉了教。到了一六四八年，明室将亡的时候，永历太后赫烈纳和马太后玛利亚，王皇后亚纳，皇太子慈烜，公斯当定也都由耶稣会司铎瞿安德（Fr. Andrew Xavier Kaffler, S.J.）付了圣洗。两年以后，庞天寿和皇太后赫烈纳，派耶稣会司铎卜弥格（Fr. Michael Boym）带信到罗马——一封是太后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其余两封，是太后和庞天寿分呈教宗的——都请多派耶稣会司铎，到中国来传教。皇太后赫烈纳信上的日期，是一六五〇年十一月四日。

信里说：“……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祈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送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

这两封信的原文，是于一九一一年，由商务印馆书总经理张菊生氏在华谛冈图书馆中找见的。

利玛窦死后，明神宗就下了一道诏谕，举行国葬。他识见远大，等到葬事办完，便又于一六一一年间敕令耶稣会修士改中国历法。这又给与教士们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好借此多和皇帝相好。他们在明代（1629年）开始进钦天监服务。到了满清时代，也依旧继续供职。

当时精通天文，最负盛名的教士，有意国人罗雅各（Giacomo Rho，1590—1638），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1575—1620），瑞士人邓玉函（John Scheck，1576—1630），尤其是德国人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和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liest，1623—1688）两氏。汤、南两位还被委任钦天监监正。明代的崇祯帝（1628—1643）和清代的顺治帝（1644—1661）和康熙帝（1662—1722），都很尊重他们。除了在教难期内，曾有短时期的间断外，直到一八三七年止，这钦天监监正一职，都由教士们担任。便是在一七三三年上耶稣会被迫解散以后，该会传教士的职务，于一七八四年由遣使会士接替，他们当中又有几位照常在钦天监供职，其中如法国人罗广祥（Nicolas Baux），葡国人李拱良（JosephRiberio，1823—1826），和最后任职（1826—1837）的葡国人高守谦（Verissimo Monterio de Serra）等，尤为著称。

汤若望供职钦天监时候，那顺治帝不但随时唤他到宫中相见，叫他不拘礼节，还不顾中国数千年来相沿着的，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帝王法度，纡尊降贵，屡次突然驾幸汤氏的寓所，往往整天徘徊着，问问这样，讲讲那样，惯用满洲语称汤氏为“马法”（Mafa），即“亲爱的祖父”；这样一年中竟有二十多次。顺治帝曾赐给汤若望一个称号叫“通微教师”，又加封了许多荣显的官衔。此外在一六五〇年，兴建北京第一座天主（南）堂的时候，这位皇帝，也捐助了银一千两。汤氏见这个中国君主，听了他明智的诱导，竟有这样的善意和欢迎，心中便怀着一个希望，希望他将来有一天要归奉圣教。可是顺治帝在肉欲里沉浸得太深了，总没有这度着纯洁的信友生活的勇气。然而那时候却有好几个宫廷的命妇，和在朝的职官做了天主教友。

康熙登极后，南怀仁继续了汤若望的职位。不久便很得康熙的信任。他要学习西洋科学，便请南氏做他的老师。五个月中，差不多天天要召见南氏，往往整天把他留着。南氏见康熙孜孜向学，尤其是对于天象一门，便像顺治时代的汤若望一样，心里想：“既然古代的那一颗异星，曾经引导过东方的三个‘哲王’去朝拜真天主，那么，这位远东皇帝，也许要因着认识了星辰，被引到认识和钦崇那‘众星之主’”。那时候南氏是这样希望着，但是他的希望，也和汤氏一般，没有实现。

因着一六八八年二月七日，法王鲁意十四世正式派遣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到了北京，中国天主教更得到了一个新推动。他们不但要像比他们先来的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籍的同会教士们一样，进行传教工作，也要使西方人对于中国，因着他学术上的贡献，和与法国新成立的科学院（Académie des Siences）往来，更有较好的认识；还要以舆地学家，语学家，及和平使者资格，给中国朝廷效力。这一次来华的教士们，是洪若翰（Fonteney），李明（Le Comte），白晋（Bouvet），张诚（Gerbillon），刘应（Visdelons）。后来又到了马若瑟（Piémare），雷孝思（Régis），巴多明（Parrenin），蒋友仁（Benoist），宋君荣（Gaubil），冯秉正（de Mailla），钱德明（Amiot）等许多人。

在朝的耶稣会士们，虽则有成功的现象，却没有做到使皇帝归化。然而他们对于在中国各省传教的教士们，的确是一个绝大的奥援。汤、南两氏在朝传布福音的功绩，要比任何在野的教士们大得多。一六五七年顺治帝所以准许一般的宗教解放，便是因为他心目中看重了汤氏的缘故。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康熙帝所以下了一道诏谕，保护全国的教堂，许人民自由信仰，—这件事是耶稣会士左右康熙能力到了最高点的表现——大概也是为了重视南氏，和他同会修士们学术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