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进步时代

利玛窦进了北京，便在传教事业上，立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他去世以后，中国教务，并不受着重大的影响。而且还有许多有学问，有才德的耶稣会教士们继续着，发展他的传教事业，其中有几个是很值得我们记忆的。比方意国人龙华民（Longobardi），是第一个继续利氏任会长的；意国人熊三拔（De dUrsio）、班国人庞迪我（Pantoja）是和利氏同到北京，创立住院的；意国人郭居静（Cattaneo）是先后在上海（1608年9月间）和杭州（1611年5月8日）开教的；比国人金尼各（Trigault）是和郭居静在杭州共同工作的。意国人艾儒略（Aleni）博通中国经史，故当时人们称他“西来孔子”。瑞士人邓玉函（Terrenz or Schreck）是大物理家谷离娄（Galileo）的朋友，罗玛科学学会（Academia dei Lincei）的会员。其他如意国人毕方济（Sambiasi）、葡国人鲁德照（Semedo）等二十余人，都是著名的算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或是天文学家。

因着十七世纪中，中国皇帝优礼精通天文的耶稣会士，所以在这一百余年间，天主教在中国朝野，得到了使人惊奇的进展。

在利玛窦去世时候（1610年），天主教信友，约有二千五百。到了一六一五年上，就增加到五千。一六一七年，有一万三千。一六三六年的数目，是三万八千二百；一六五〇年，竟多到有十五万。一六六四年，耶稣会士来华后才过了八十年，教士们向欧洲报告说，有三十位耶稣会士在中国各省传教，连最远的省份在内。已成立的教士住院，有四十二处，圣堂一百五十九座，私立小堂多得不能计数，教友共计二十四万八千一百八十人，平均每年增加新教友七千余名。这个数目，还该加上十个多敏我会，和一个方济各会司铎所管辖的天主教信众。因为他们在一六六四年那一年，会同管理着二十四座教堂。

一六七一年四月十八日，殷铎泽司铎（Intorcetta）上罗马传信部的报告中，曾说一六六七年，耶稣会士所管辖的教友，有二十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人，教堂一百五十九座，教士住院四十一所。多敏我会教士们，于一六五〇年至一六六四年间，付洗华人三千四百名，管辖教堂二十一座，教士住院十一所。方济各会教士们，于一六三三至一六六〇年间，付洗华人三千五百名，管辖教堂三座，教士住院一所。这样看来，大约在一六七〇年上，中国天主教信友，已有二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余人了。

在这二十七万多信友中，却有许多第一流人物。在将近一六六四年的时候，耶稣会教士们，已经出版了一百五十种关于算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的华文书籍。此外，关于天主教教理的书籍，数目也是不相上下。一班显宦名士，和富厚的人民，读了这些书籍中的一两种，便欣然把他们和他们一家的人名字，送到天主堂登记，准备领洗入教。因此在一六三六年上，天主教信友中，有一等大员十四人、进士十人、举人十一人、生员三百余人。在相近一六三〇年的时候，那明末桂王时代，做过司礼监总揽军国大权洗名叫亚基楼（Achillens）庞天寿也加入了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