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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写这篇文章,有些像写历史小说。因为记的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这一天,而现在已是一九八五年底了。三年如逝水,那一天情景却仍然历历在目,没有冲淡,没有洗掉,看来应该记录在案。

三年前的九月十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父亲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我侍八十七岁老父赴美的起因。

但这次旅行的实际动机是,据我们的小见识,以为父亲必须出一次国,不然不算解决了政治问题,所以才扶杖远涉重洋。总算活着出去,也活着回来了。所获自然不止政治上争了一口气和一个名誉博士。

我们在九月九日自匹兹堡驱车往纽约,到市郊时已是黄昏,路边的灯不知不觉间亮了起来,越来越多。到哥大招待所时,黑夜已先我们而至了。从高楼的房间里下望,只见一片灯光的海洋,静止的闪烁的和流动的光,五彩缤纷,互相交叉,互相切入,好不辉煌。

十日上午,有几家报纸和电台来访,所问大多为来美感想。其中一位记者与我的兄长在宾州大学同学,大家又一次慨叹世界之小。在不断的客人中,清华老学长黄中孚出现在门前,宣称带来了熨斗,问我们的“礼服”是否需要熨一下。接着我在费城的几位女友联袂而至,带来四双鞋任我挑,因为据说我的鞋不大合格。这时我们不但惊世界之小,更喜人情之厚了。

下午四时,在哥大图书馆圆形大厅举行了隆重的授予名誉博士的仪式。仪式由哥大校长索尔云主持。上台的几个人都罩上了丝绒长袍,很庄严,可也很热。索尔云笑道:“荣誉和安逸是不能并存的。”

仪式最先由哥大哲学教授狄百瑞先生致词。这次授予学位本系他所倡议。狄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讲学时,对他的介绍中有一句话:“先生本一介书生。”看到一位金发碧眼的书生,觉得很有趣。他在致词中说:“我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能同意近年来对冯先生的批评;我也不妄自评价他的行为的意义。我以为,他了解自己是有困难的,其中有尖锐的冲突。但是他忍耐,他永不失望,总是向着未来,相信中国和西方会有更好的了解。他是中国真正的儿子,也是哥伦比亚可尊敬的校友。他的学术研究为促进我们两大民族的了解,做出了很多贡献。”

之后由索尔云致词,授证书,戴兜帽。再由父亲致答词。这份答词已收入《三松堂自序》。他在答词中概括地讲述了自己六十年哲学路程,最后引用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两句诗。他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同时要促进实现新命——现代化。请注意“旧邦新命”的提法首见于冯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碑文作于一九四六年。这次又提到这两句,强烈地表现了老人一贯热爱祖国的精神,如日月昭昭,肺腑可见!

答词中还说,在国家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后,会出现新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个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来指导。对于这一点,父亲的挚友卜德提出了异议。

仪式之后是招待会,父亲坐在轮椅上和来祝贺的宾客握手,不少人问起我的创作。现在想来很觉惭愧,三年来我在这方面毫无进展。晚上为父亲举行的宴会上,有几位朋友讲了话。卜德先生是《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英译者,曾数次到中国。他自己说,一九七八年是最后一次,那年他两次到北大,都未获准见父亲。他确曾写过一信,说既然如此,他永不再来。如今逢此盛会,彼此感动可想而知。感动和欢喜不妨碍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意见不同也丝毫不妨碍友谊。这使我也感动和欢喜。

卜德那一段异议译文大意如下:“冯先生答词中说,一国政治的统一往往伴随着新的统一的哲学,并以为今天也要如此。可以理解,在任何时代和国家中,许多人——特别在他们经历了严酷的政治、社会紧张局面之后,会渴望有一个无所不包的单一的体系,使他们知道如何待人处世,如何对待人类以外的世界,这体系会使人得到心理上的平安和有社会目的。但是如果这样,特别是官方支持时,就会走向教条主义和盲目的狂热,使人不敢提出问题。所以我以为,理智的多样思考,尽管会带来实际困难,总是比整齐划一为好。我以为,先秦的百家争鸣,汉以后佛道教的争辩,比后来政府支持的正统儒家,更能促进理性发展。”

父亲后来说,当时无时间深谈,可是卜德说的不需要正统,这不需要本身也是一个正统。所以在一个时期中还是要有大多数人共同的思想。我很怕落入哲学的论辩,制止他再发挥。我以为,一个时期大多数人共同的思想最好是自然形成而非人为强制,可以提倡,而不应禁止。数千年封建制度使我们习惯于统一,最好也渐渐习惯于不同、多样。

晚宴上发言的还有哥大副教授陈荣捷和哈佛教授杜维明。陈先生说,最重要的是,当别人贬低中国文化传统时,在一片全盘西化的呼声中,冯先生写出了他的哲学史,使知识界重新信任自己的传统。他至少给中国哲学以尊严,如果还不是荣耀的话。这就保证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杜先生说,冯教授最关心的是儒家文化的个性和为科学技术规定的世界文化二者的创造性综合,这和儒家那永远的追求不可分。那追求是:在使人性失去的世界中,追求充分的人的意义。

最后父亲讲了一则轶事:我们在旧金山机场遇到一位老人,攀谈起来。那位老先生问,你们来自中国,可知道冯友兰先生是否还在世?双方大笑后得知老先生也是哥大校友,比父亲高一班,老先生说大家都非常关心父亲的情况。晚宴结束了。父亲再次感谢哥大,也感谢在美国体验到的温暖的人情和理解。

回到房间里,凭窗而望,见灯光的海洋依旧。心头不觉泛起一阵温暖的波浪,这是人情的温暖,是逐渐了解的温暖。一张张含笑的面孔在眼前掠过,仪式上的、招待会上的、晚宴上的,还有两个多月来的新朋旧友,他们那关心的、寻求理解的目光比灯还亮。灯光的海洋流动着,夜复一夜。从昨晚到今晚,有多少页人生的书翻过了呢。

一九八五年岁暮
原载《丁香结》,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月 p9QvxLCD34ZJCSe65H65ZJfSRmSFjVf+pn5Ve7qxzTBz8hL+1/CMHJaRugGz7wF2



心的嘱托

冯友兰先生——我的父亲,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来到人世,又于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四日毁去了皮囊,只剩下一抔寒灰。在八天前,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时四十五分,他的灵魂已经离去。

近年来,随着父亲身体日渐衰弱,我日益明白永远分离的日子在迫近,也知道必须接受这不可避免的现实。虽然明白,却免不了紧张恐惧。在轮椅旁,在病榻侧,一阵阵呛咳使人恨不能以身代。在清晨,在黄昏,凄厉的电话铃声会使我从头到脚抖个不停。那是人生的必然阶段,但总是希望它不会来,千万不要来。

直到亲眼见着他的呼吸渐渐急促,血压下降,身体逐渐冷了下来,直到亲耳听见医生的宣布,还是觉得这简直不可能,简直不可思议。我用热毛巾拭过他安详的紧闭了双目的脸庞,真的听到了一声叹息,那是多年来回响在我耳边的。我们把他抬上平车。枕头还温热,然而我们已经处于两个世界了,再无须我操心侍候,也再得不到他的关心和荫庇。这几年他坐在轮椅上,不时会提醒我一些极细微的事,总是使我泪下。我的烦恼,他无须耳和目便能了解,现在再也无法交流。天下耳聪目明的人很多,却再也没有人懂得我的有些话。

这些年,住医院是家常便饭,这一年尤其频繁。每次去时,年轻的女医生总是说要有心理准备。每次出院,我都有骄傲之感。这一次,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后的第一次住院,孰料就没有回来。

七月十六日,我到人民出版社交《新编》第七册稿。走上楼梯时,觉得很轻快,真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父亲更是高兴,他终于写完了。直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的,无须他人续补。同时他也感到长途跋涉后的疲倦。他的力气已经用尽,再无力抵抗三次肺炎的打击。他太累了,要休息了。

“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父亲很赞赏张载《西铭》中的这最后两句,曾不止一次讲解:活着,要在自己恰当的位置上发挥作用;死亡则是彻底的安息。对生和死,他都处之泰然。

父亲在清华任教时的老助手、八十八岁的李濂先生来信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梦恩师伏案作书,写至最后一页,灯火忽然熄灭,黑暗之中,似闻恩师与师母说话。”正是那天下午,父亲病情恶化。夜晚我在病榻边侍候,父亲还能断续说几个字:“是璞么?是璞么?”“我在这儿,是璞在这儿。”我大声叫他,抚摩他,他似乎很安心。我们还以为这一次他又能闯过去。

从二十五日上午,除了断续的呻吟,父亲没有再说话。他无须再说什么,他的嘱托,已浸透在我六十二年的生命里;他的嘱托,已贯穿在众多爱他、敬他的弟子们的事业中;他的嘱托,在他的心血铸成的书页间,向全世界发出回响。

父亲是走了,走向安息,走向永恒。

十二月一日兄长钟辽从美国回来。原是回来祝寿的,现在却变为奔丧。和母亲去世时一样,他又没有赶上,但也和母亲去世时一样,有了他,办事才有主心骨。我们秉承父亲平常流露的意思,原打算只用亲人的热泪和几朵鲜花,送他西往。北大校方对我们是体贴尊重的。后来知道,这根本行不通。

络绎不绝的亲友都想再见上一面,不停的电话询问告别日期。四川来的老学生自戴黑纱,进门便长跪不起。南朝鲜学人宋兢燮先生数年前便联系来华,目的是拜见老人,现在只能赶上无言的诀别。总不能太不近人情,这毕竟是最后一面。于是我们决定不发讣告,自来告别。

柴可夫斯基哽咽着的音乐伴随告别人的行列回绕在遗体边,真情写在每一个人脸上。最后我们跪在父亲的脚前时,我几乎想就这样跪下去,大声哭出来,让眼泪把自己浸透。从母亲和小弟离去,我就没有痛快地哭一场。但是我不能。我受到许多真诚的心的簇拥和嘱托,还有许多许多事要做,我必须站起来。

载灵的大轿车前有一个大花圈,饰有黑黄两色的绸带。我们随着灵车,驶过天安门。世界依然存在,人们照旧生活,一切都在正常运行。

我们一直把父亲送到炉边。暮色深重,走出来再回头,只看见那黄色的盖单,它将陪同父亲到最后的刹那。

两天后,我们迎回了父亲的骨灰,放在他生前的卧室里。母亲的遗骨已在这里放了十三年。现在二老又并肩而坐,只是在条几上。明春他们将合葬于北京万安公墓。侧面是那张两人同行的照片,母亲撑着伞,父亲一脚举起,尚未落下。那是六十年代初一位不知名的人在香山偷拍的,当时二老并不知道。摄影者拿这张照片在香港出售,父亲的老学生,加拿大籍学人余景山先生恰巧看见,遂将它买下,七十年代末方有机会送来。母亲也见到了这帧照片。

亲爱的双亲,你们的生命的辉煌乐章已经停止,但那向前行走的画面是永恒的。

借此小文之末,谨向所有关心三松堂的亲友致谢。关系有千百种不同,真情的分量都不同寻常。踵吊和唁文未能一一答谢,心灵的慰藉和嘱托永远铭记不忘。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距曲终已三周矣
原载《文汇报》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 3I+zhrpG7avh2/IV1I0wIs5+Db/6QJwbRbjZ9tEkRO38jYDkDVlVse8fezvWhvnW



三松堂断忆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快一年了。

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九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一次是十一月十一日午夜,父亲突然发作心绞痛,外子蔡仲德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好不容易将他抬上救护车。他躺在担架上,我坐在旁边,数着脉搏。夜很静,车子一路尖叫着驶向医院。好在他的医疗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顺利。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我俯身为他掖好被角,正要离开时,他疲倦地用力说:“小女,你太累了!”“小女”这乳名几十年不曾有人叫了。“我不累。”我说,勉强忍住了眼泪。说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担心和不安,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

过了几天,父亲又一次不负我们的劳累和担心,平安回家了。我们笑说:“又是一次惊险镜头。”十二月初,他在家中度过九十四寿辰。也是他最后的寿辰。这一天,丁石孙先生和民盟中央的几位负责人前来看望,老人很高兴,谈起一些文艺杂感,还说,若能汇集成书,可题名为《余生札记》。

这余生太短促了。中国文化书院为他筹办了庆祝九十五寿辰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他没有来得及参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关心。

一九九〇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唯一的孙子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然后,终于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理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他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了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能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有的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的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亏有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字相对。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写寿联。一九九〇年夏,他写了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曾拟名《双城鸿雪记》,后定名为《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饭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父亲自奉甚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天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漂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只好听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万言书束之高阁,起初还感觉不安,时间一久,则连不安也没有了。

时间会抚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听到一声叹息。

不得不离开病房了。我们围跪在床前,忍不住痛哭失声!仲扶着我,可我觉得这样沉重的孤单!在这茫茫世界中,再无人需我侍奉,再无人叫我的乳名了。这么多年,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是从父亲卧房传来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说几句话。我怎样才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出来!

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只好对自己说,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没有特别的牵挂,去得安心。

文章将尽,玉簪花也谢尽了。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记得我曾说串红像鞭炮,似乎马上会劈劈啪啪响起来。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

一九九一年九月病中
原载《读书》一九九一年第十二期 3I+zhrpG7avh2/IV1I0wIs5+Db/6QJwbRbjZ9tEkRO38jYDkDVlVse8fezvWhv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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