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华诞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是父亲九十寿诞。我们家本来没有庆寿习惯，母亲操劳一生，从未过一次生日。自进入八十年代，生活渐稳定，人不必再整天检讨，日子似乎有了点滋味；而父亲渐届耄耋，每一天过来都不容易。于是每逢寿诞，全家人总要聚集。父亲老实地坐在桌前，戴上白饭巾，认真又宽宏地品尝每一样菜肴，一律说好。我高兴而又担心，总不知明年还能不能有这样的聚会。

一年年过来了。今年从夏天起，便有亲友询问怎样办九十大庆，也有人暗示我国领导人是不过生日的。我想一位哲学家可以不必在这一点上向领导人看齐，与其在追悼会上颂扬一番，何如在祝寿时大家热闹欢喜，活到九十岁毕竟是难得的事。我那久居异国的兄长钟辽，原也是诗、书、印三者兼治的，现在总怀疑自己的中国话说得不对，早就“声称”要飞越重洋，回来祝寿；父亲的学生、《三松堂自序》笔录者、《三松堂全集》总编纂涂又光居住黄鹤楼下，也有此志。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汤一介等全体同仁，热情地提出要为父亲九十寿诞举行庆祝会。父亲对此是安慰的、高兴的，我知道。

记得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为父亲和张岱年先生庆祝执教六十周年，当时北大校长张龙翔和清华副校长赵访熊两先生都在致词中肯定了父亲的爱国精神，肯定了一九四八年北平解放前夕他从美国赶回，是爱国的行动，并对他六十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做了好的评价。老实说，三十多年来，从我的青年时代始，耳闻目睹，全是对父亲的批判。父亲自己，无日不在检讨。家庭对于我，像是一座大山压在头顶，怎么也逃不掉。在新中国移去了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后，不少人又被自己的家庭出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因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往来尽有识之士，所遇大体正常，但有一个在检讨中过日子的父亲，自己也并不轻松。虽然他的检讨不尽悖理，虽然有时他还检讨得很得意，自觉有了进步。

那天是我第一次听到对父亲过去行为的肯定而不是对他检讨的肯定。老实说，骤然间，我如释重负。这几年在街上看见花红柳绿的穿着，每人都有自己的外表，在会上听到一些探讨和议论，每人都有自己的头脑，便总想喊一声：哦！原来生活可以是这样。在如释重负的刹那，我更想喊一声：幸亏我活着，活过了“文化大革命”，活到今天！

一位九十岁的哲学老人活着，活到今天，愈来愈看清了自己走过的路，不是更值得庆贺吗？他活着，所以在今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举行了庆祝会。会上有许多哲学界人士热情地评价了他在哲学工作上的成就，真心实意地说出了希望再来参加“茶寿”的吉利话。茶字拆开是一百零八，我想那只是吉利话，但是真心实意的吉利话。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不同了。人和人之间不再只是揭发、斗争和戒备，终日如临大敌，而也有了互相关心和信任，虽然还只是开始。人们彼此本来应该这样相待。

在会上还听到哲学系主任黄枬森的发言。他不只肯定了老人的爱国精神，还说了这样的话：“在解放前夕，冯先生担任清华校务会议代理主席，北平解放后，他把清华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这是一个功绩。”我们又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肯定。这次不再如释重负，而是有些诧异，有些感动。父亲后来说：“当时校长南去，校务委员会推选我代理主席，也没有什么大机智大决策，只是要求大家坚守岗位，等候接管。这也是校务会议全体同仁的意思。现在看来，人们的看法愈来愈接近事实。这是活到九十岁的好处。”

父亲还说：“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尤其是哲学道理，若无生活经验，那是无法理解的。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岁以前，没有足够的经验，不能理解周易的道理；五十岁以后，如果老天不给寿数，就该离开人世了。所以必须‘假我数年’。若不是这样，寿数并不重要。”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年过九十的哲学家只有明朝中叶的湛若水和明末清初的孙奇逢二人。父亲现已过九十，向百岁进军。这当然和全国人民寿命增长、健康水平提高有关。毕竟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了，转眼便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人本身，也总该有所不同了罢。

这“人”的条件的准备，从中国传统文化能取得什么，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点，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之一。他在具体问题前可能踌躇摇摆，但他有一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怕否定自己。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谬时，他也能一次再一次重新起步。我经常说中国人神经最健全，经得起折腾。这和儒家对人生的清醒、理智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精神，是有关系的。而中国传统文明的另一重要精神，无论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愿望，或是庄子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想象，或是“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禅宗境界，都表现了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的稳定和丰富。

提起宋明道学，一般总有精神屠刀的印象。其流毒深远，确实令人痛恨。但在“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之下，还有“乐其日用之常……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等话。照父亲的了解，那“孔颜乐处”，是把出世和入世的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彼岸性和此岸性的一致。所以能“胸次悠然”。所以父亲能在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又屡逢死别的情况下活下来，到如今依然思路清楚、记忆鲜明，没有一点老人的执拗和怪癖。有的老先生因看不懂自己过去的著作而厌世，有的老先生因耳目失其聪明而烦躁不安，父亲却依然平静自如。其实他目力全坏，听力也很可怜。但他总处于一种怡悦之中。没人理时，便自己背诗文。尤爱韩文杜诗，有时早上一起来便在喃喃背诵。有时有个别句子想不起来，要我查一查，也要看我方便。他那大脑皱褶像一个缩微资料室。所以他做学问从不在卡片上下功夫，也很少做笔记。

四日这天黄昏，在不断的前来祝寿的亲友中来了一位负责编写西南联大校史的教师，她带来西南联大纪念碑的拓片，询问一些问题。我们看了拓片都很感慨。这篇文章是父亲平生得意之作，他的学生赞之为有论断、有气势、有感情、有文采、有声调，抒国家盛衰之情，发民族兴亡之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篇大文。一九八〇年我到昆明，曾往联大旧址，为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和联大纪念碑各写了一首小诗。纪念碑一首是这样的：

那光下极清晰的文字

留住提炼了的过去

虽然你能够证明历史

谁又来证明你自己

到了一九八五年，人们不再那么热衷证明过去了，过去反倒清楚起来。因为轮廓清楚了，才觉得有些事其实无须计较的。

我们还举行了一次寿宴，请了不少亲友参加。父亲的同辈人大都在八十岁以上了。我平素不善理事，总有不周到处，这次也难免。但看到大红绸上嵌有钟鼎文寿字的寿幛，看到坐在寿幛前的精神矍铄的父亲，旁边有哥哥认真地为他夹菜，我相信没有人计较我的不周到。大家都兴高采烈。寿，人人喜欢；老寿翁，也人人喜欢。那飘拂的银髯，似乎表示对人生已做了一番提炼，把许多本身的不纯净，或受到的误解和曲解都洗去了，留下了闪闪的银样的光泽。

“为天下的父母，喝一口酒。”我说。

有的父母平凡，有的父母伟大。就一个家庭来说，不论业绩如何，如果父母年届九十，都值得开一个庆祝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原载《东方纪事》一九八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