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松堂依旧

三松堂依旧。

三棵松树依然屹立。高的一棵那成九十度角的横枝仍然直指西方，矮的一棵还是向四面散开；最大最古老的靠近屋门的一棵，常在我眼中的是那树身，可以抚摸，可以依靠。时光已流逝了许多年，这里仍不时有世界各地的人前来，探望三松，探望三松堂。

冯友兰先生一九一八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当他走出校门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一生会有怎样的安排，但有一条已经确定，就是他永远不离开哲学。

他太爱哲学，他一生在哲学上的建树以他自撰的楹联总结得最好：“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上联写他哲学史方面的成就，下联写他在哲学体系方面的创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我不再复述。近来有学者提出，对冯学的研究，要从三个方面，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入手。在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化大碰撞的时代，唯有融合各方面的优秀成果，才能为中国文化做出新的贡献、找到新的出路，而冯友兰哲学就正是这三方面融合的产物。张岱年先生曾说，当代中国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是中西哲学的融合，但熊先生的体系是“中”占十分之九，“西”占十分之一，金先生的体系是“西”占十分之九，“中”占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西方哲学学者范明生在其《中西思维模式及其转型》中说：“中国哲学缺少正的方法（其实质是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西方哲学缺少的是负的方法（其实质是说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什么），将两者结合，对双方都是积极意义，冯先生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这里。”他还说：“在‘贞元六书’中，结合中西思维模式，改铸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的努力，都是在推进和提高中华民族抽象思维能力的宏伟事业上，做出了载诸史册的贡献。”（《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有这样一段话，孔子的历史地位如苏格拉底，孟子的历史地位如柏拉图，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荀子的历史地位如亚里士多德，其气象之笃实沉博亦似之。读这段话感到很亲切，似乎看到三位东方先哲和三位西方先哲相视微笑，并颔首表示嘉奖冯友兰对他们的理解。

我读的哲学书不多，这几年接触一些文章，发现冯学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其中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写的文章，另有一种分量。我想，这些学者们做的工作恰是冯学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一面，更深入地研究冯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可能是理解冯学的一个方法。这也说明了冯学在中西文化大碰撞中吸收融合创立新说的贡献。

我从小至大，直到后来工作，都没有离开家。尤其是母亲去世以后，照顾父亲就成了我的重任。有朋友对我说：“你自己就是一个字不写，把老先生照顾好，你的功劳就够大了。”我是努力去做的。我常觉得，我不只对父亲尽孝心，我是对中国文化尽一个炎黄子孙的孝心。

从日常生活中，我觉得父亲的精神有两点应该说一说。一是爱祖国，一是爱思想。

爱祖国不是空泛的，他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亲人，爱祖国大地的山山水水，爱北京的每一个角落，爱北大、清华的校园，更爱祖国的文化。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情。他曾自己给北大的亭台楼阁起名字，我记得现在鸣鹤园小山上的亭子叫做西爽亭。那时人们很少闲情逸致，顾不上他的这些创作。他的头脑是一座资料库，除了藏有大量经史典籍，还有大量诗文。他常在三松下小坐，津津有味地背诵。一次我们比赛，他把《秋兴八首》一字不漏地背出来，我却不能。他坐在那里，思接千里，联系着祖国的历史和未来，联系着祖国的天空和大地。他对祖国的深切感情使他永远不离开祖国的土地，终生在这片土地上服务。

父亲热爱思想。他在《新原人》里说，人的特点就是有觉解，也就是有思想。有了思想的光辉，世界才有意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也是父亲常爱引用的。因为无时无刻不在思想，他对外界事物，尤其是生活琐事有些漠然。“文革”中，我家只剩下一间房子，一切活动都在其中。一次我回家，母亲包了些饺子，等到要煮时，却找不到了，找了半天，后来才发现父亲正坐在这盘饺子上，他毫无感觉。“文革”中常有批斗，一次批斗十分凶猛，父亲回家来稍事休息，平静地对母亲说：“我们吃饭吧。”母亲言及时不觉泪下。父亲的精神中有一块思想圣地，尽管也受时代的沾染，留着烙印，但他“所挟持者甚大”，所以虽从荆棘中走过，仍是泰然自若。

现在有些青年学者对冯学甚感兴趣，有人自称到了痴迷的地步，也有人对他仍持批判态度。这里用一个“仍”字，是因冯学的发展是从批判中过来的，这在学术史中并不多见。冯友兰哲学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只属于哲学界、学术界，而且属于普通人。在文学上我们有些作品可以做到雅俗共赏，在哲学上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冯学可以说是做到了。我们常收到各种各样读者来信，也有登门造访的，询问冯著出版情况，叙说他们喜欢读冯先生的书。有一位读者说，他经常读《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他不能说出具体的收获是什么，但觉得读了和不读不一样，感到舒服。大概这就是“受用”吧。一个多月以前，冯先生已经逝世七年了，东北边陲的一个女青年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困惑，写信来要求冯爷爷帮助她。照说哲学似乎是没什么实际用途，冯学在普通人中的影响，说明哲学对于人们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五十年代初，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冯先生回到北大任教，燕园成为他一生居住最长的地方。当时各方面都在探索，对“资产阶级思想”甚为顾忌。冯先生曾有一句话，这句话是：“家藏万贯，膝下无儿。”他以不能将自己的学问传下去为憾。据说当时江隆基副校长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在越来越“左”的路线指引下，不要说一家之言，连整个的中国文化传统都割断了，还有什么可说。幸好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种学说渐渐地可以研究探讨传播，这才有了中华民族的生机。冯先生就是在这时，在年过八旬的高龄开始并最终完成了他晚年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我要说一句，尽管经历过各种危难，各种折磨，各种痛苦，中国学者们仍然继续传承，继续创造，无论是哲学方面还是文学方面，中国文化的主流仍在祖国的本土，决不在任何另外的地方。

曾有人问冯先生，谁是他最敬仰的人。他答称是他的母亲吴清芝太夫人和蔡元培先生。他曾说：“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

他对蔡元培先生的敬仰，也表明了他对母校的感情。他在《新事论·自序》中说：“二十七年为北京大学成立四十周年，同学诸子谋出刊物，以为纪念。此书所追论清末民初时代之思想，多与北大有关系者。谨以此书，为北大寿。”当时北大四十周年。现在欣逢北大一百周年寿诞，他如果远在千万里之外，也会赶来为母校庆寿，但是他永不能再归来。我愿代他向他的母校北京大学祝贺寿诞，并向保持三松堂依旧的北大校方敬致谢意。

一九九八年一月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九八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