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历史诉说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四日，是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前此八天，是他逝世五周年忌日。父亲走完了漫长的人生旅程，像所有的“过客”一样，消失在长满野百合花的道路尽头，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思想留在了历史的册页中。

对于我来说，父亲的形象是不可磨灭的。他永远和我在一起，直到我也进入野百合花丛。

他在哲学方面的业绩，自有学者们评说。就一般的精神说来，我以为最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他爱思想，一是他爱祖国。

抗战前，在清华乙所，他的书房是禁地，孩子们不得入内，但是我们常偷偷张望，我记得他伏案书写的身影。他听不见外界的一切，他在思想。在昆明为避轰炸，我们住在乡下，进城需步行三个小时，我随在他身后走着，一路不说话。但我感觉到，他在思想。在“文革”期间，我家被迫全家人挤在一间斗室，各处堆满东西。父亲能坦然坐在一盘食物上，害我们找了半天。他不能再感觉别的事物，他在思想。

从前我不懂“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后来渐渐懂了。就是说如果没有人类思想的光辉，外界的一切是没有意义的。《新原人》第一章便说，人的特点是有觉解。因为人有觉解，所以人是“天地之心”。

思想是通向觉解的过程。父亲把人类有思想这一特点发挥到极致，他生活的最大愉快就是思想。而在他的生活中，在中国土地上，恰恰遇见一段历史，这段历史的特点是不准思想。如果只是不准思想也还罢了，只要不说究竟怎样想，别人不会知道；问题是不准想，还必须说，那就只能说别人的话了。这就是思想改造。

巴金老人在他的《随想录》中有这样的话：“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起初别人说，后来自己跟着别人说，再后是自己同别人一起说。起初自己还怀疑这可能是假话，不肯表态，但是一个会一个会地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到必须甩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真话集》，线装本第一〇三页，华夏出版社）他又说：“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探索集》，线装本第七五页）每一个亲身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都能体会老人的话是何等真实痛切！

中国学者钱理群在他的《一代学者的历史困境》一文中说：“那一时代服从政治需要的要求是绝对的，对其任何背离都会直接威胁到自身的生存。这是我们考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时，所必须充分注意并予以理解的。正是为了生存与自救，也部分地为了自己的信仰……总想努力跟上时代。他们不断地检查自己，在每一次政治和思想批判运动中，都或主动或被动地作种种或违心或半信半疑的表态。”（《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七期）这一段话清楚而概括地说明了那时的情况。

一个哲学头脑的改造似乎要更艰难一些，他需要思想的依据。就是说假话，也要在自己思想里能自圆其说，而不是不管不顾地照着说，于是便有了父亲的连篇累牍的检讨。他已经给放在烧热的铁板上，只有戴着叮当作响的铁铃跳动。

他的改造除了客观形势使然，也有自觉成分。这个自觉成分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国。他有着对祖国对中国文化的深沉广博的爱。这种爱不是对哪个朝代、哪个政权，而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自己生存的空间，对自己的父母之邦的一种感情，如同遗传因子传下来，成为血肉。近百年来，我们的国家屡经丧权辱国，已经到了国不成国民不成民的地步。经过这样的历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吼怎能不让人割舍一切！“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这是他以中华民族兴亡为重的心声。孟子早有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个层次分得很清楚。

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甚至在课堂上，学生们也先有一个指导思想，学习与批判相结合，把课堂讨论变成批判会。批判胡适先生的文字也很多，但是他远在海外，大陆这边越批得紧，对他可能反而是一种荣耀。对于冯先生来说，就是坐在铁板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哲学工作者，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无人不在铁板下加一把火。这里我绝没有责备的意思，那是时势使然，个人很难违抗。应该说的是，冯先生对批判者从不心存芥蒂，在家里从来没有对哪一个个人表示过不满。他知道烧烤别人的人自己并不好受，而且大多后来也受到烧烤。“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在父亲身上感到他充满理解与同情的博大胸怀。

冯先生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批判中，单枪匹马。但他不是孤独的，他有思想为伴。他在思想。他爱自己的祖国，他还要卫护中国宝贵的文化。在讨论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时，他提出要区分哲学命题的两种意义，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具体的不能继承，只能继承抽象意义，这就是著名的“抽象继承法”。这一说法受到批判达十余年之久。

一九五八年，他又写文章《树立一个对立面》，提出哲学系要培养理论工作者，而不是培养普通劳动者。当然又引起大批判。

以后形势愈来愈严峻，但他仍不断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一九五九年强调“境界说”仍有合理性；一九六一年提出“普遍性形式”说，认为孔子关于“仁”的学说有进步性。同时他有一个大计划，足以承载他的思想，那就是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和“贞元六书”一样，表现了强烈的爱国心。他不是钻在故纸堆中，为史而史，而是要为我们建设新文化提供营养，也就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他在六十年代初写这部书，先写过两册，以后停顿约二十年，二十年中经历了多少折腾！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下来，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他终于写完了。

蔡仲德《论冯友兰的思想历程》一文中，将冯友兰的思想历史分为三个时期。我同意这个分法，第三个阶段是确实存在的，只是还不为人所知。但我以为，第二时期所谓“失落自我”并没有完全失落。我看到有作家因胡风问题被投入狱，出狱多年后，还是低头哈腰，检讨不完；我听说一九四九年后，有画家自巴黎回国，“文革”中遭批判，他认为画画浪费了纸张，每天沿街捡马粪纸，以赎前愆。冯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后，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检讨，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失落自我。他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自杀，不发疯，也不沉默。在这混乱的世界中，在他的头脑里，有一片——哪怕已挤压得很小——清明的哲学王国，所以他在回归自我时很顺利。

他的失落最突出的表现当然是“批林批孔”那一段。老实说，我始终不明白何以“批林”要联系“批孔”。冯先生参加了“批孔”，我想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对儒家的批判自“五四”始，“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批判精神一直传沿下来。

二，开始“批孔”时声势浩大，又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很明显，冯先生又将成为众矢之的，烧在铁板下的火，眼看越来越大。他想脱身，想逃脱烧烤——请注意，并不是追求什么，而是逃脱！——哪怕是暂时的。他逃脱也不是因为怕受苦，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时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那时他已近八十岁。我母亲曾对我说，再送进牛棚，就没有出来的日子了。他逃的办法就是顺着说。

三，毛泽东的影响。冯先生思想中无疑是有封建意识的。他在“文革”中遭批斗、被囚禁，毛泽东的一句话（大意是，研究唯心主义还得请教冯友兰），“解放”他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对毛有一种知己之感。幸亏他有一个回归自我的阶段，后来他的认识很清楚。

冯先生参加“批孔”是事实，我有责任说出我的看法。

至于所谓江青问题，不是事实。有关的批判或诟骂，根据是对几首诗的深文周纳、无端臆造。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文字狱。

因为多年搞运动，我家来往的亲友很少，消息也少。江是毛的夫人，是政治局委员，出来活动自然是代表毛的。至于她怎样从夫人而变为中央领导，则非我们所能知，希望将来历史会有交代。由于毛泽东的旨意，一九七三年冯先生奉调两校大批判组（这一点，有人听过传达，见《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焦树安《回忆与纪念》一文），这是组织安排，如同要你去西藏、新疆一样。这些情况在《三松堂自序》中写得很清楚。至于究竟还有何内幕，我想真正的知情人会在适当时机出来说话。

一九七六年北京地震，江青到北大，由周培源先生陪同，到我家地震棚来看望。当时我在场，亲耳听到数百学生聚集在棚外高呼“毛主席万岁”，场面热烈。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江是毛的代表。

冯先生写过《咏史》二十五首，其中有一首讲武则天，被人附会为吹捧江青，其实这首诗与江青毫无关系。我现在还觉得武则天是一奇女子，五千年历史毕竟只有这一个女皇帝。有些人惯于歪曲诗的本意，甚至在所谓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测硬安在别人头上，这种做法甚不足取。

对于没有根据的责备，冯友兰先生是坦然的。他逝世后，《三生石》英译者赖艾美写信来吊唁，说她在美国报纸上看到有文章说，冯先生的一生“生活过，斗争过，享有过，没有任何可追悔”。他的心境如光风霁月，如晴空碧海。他“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他晚年不参加任何会议，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欠佳，另一方面正表现了他看破一切、潇洒自如、“愈写愈自由”的心境。他曾说，晋人懒得穿戴整齐，他当时很有体会。连穿戴都懒得，更不要说参加什么会了。

从一九七九年起，他基本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检讨生涯，每天上午在书房两个多小时，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一段生活大体上是平静的，愉悦的。他曾引孔子的话，“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在他心目中，活着是为了多明白哲学道理，为了思想。他说自己是“欲罢不能”，他不能不思想。他的最后十五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还没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果然，书成后四个月，他便安然离去。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我深切地感到，我们需要能用自己头脑思想的人。不可能有很多哲学家，但是应该重视自由的思想。哲学家是爱智者，每个人最好都能爱思想，把人类有思想这一特点发挥得多一些。这样可以使人减少些物欲，减少些浅薄。冯友兰在不可能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建立了冯学。人去境迁，将来的冯学研究者，会赋予它新的意义。但是爱思想这一点，只要有人类，就应该发扬。这也是一种抽象继承吧。

冯先生对祖国的深挚感情体现在爱中国文化，也体现在爱父母家乡，爱他周围的一切。他爱河南多灾多难的土地，爱北京的钟鼓楼，爱北大、清华的校园，曾自己为燕园的亭台楼榭命名，只是从未被采纳。这些不是一个“爱国主义”所能包括的。它可以发展为爱赫贞江、爱塞纳河、爱和平、爱世界，这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感情，从中可以激发出无比的力量。

另外，我还想特别提出他在中西文化交融、互补这一方面的贡献。

一九三四年，冯先生在布拉格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上宣读他的论文《哲学在当代中国》。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五十年中，对新旧文明的解释和批评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精神领袖们用旧的眼光解释、批评新的。如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他自认为他的作为并非来自西方新文明，而是来自孔子旧教义。第二阶段是用新的眼光批评旧的，如胡适的哲学史，读后让人觉得整个中国文明完全走错了路。冯文中说的第三阶段：“我们现在没有兴趣用另一种文明的眼光去批评某种文明，但是有兴趣用另一种文明阐明某种文明，使两种都能被人更好地理解。”第三阶段提出要互相解释，而不是互相批评。对东西方文明，“我们把它们看作人类进步的同一趋势的不同原理的不同表现”，这样东西方不只连结而且能够合一。他明确地提出“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成功地完成了他所希望看到的事。他用逻辑的科学方法澄清、梳理了中国哲学史。近闻西方哲学有文学化的趋向，变得贴近人生，不知是否得到中国哲学的补充？

中国学者范明生先生在其《中西思维模式及其转型》一文中说，中国哲学缺少正的方法（其实质是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西方哲学缺少负的方法（其实质是说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什么），将两者结合，对双方都有积极意义，冯先生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这里。他还说：“在‘贞元六书’中，结合中西思维模式，改铸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的努力，都是在推进和提高中华民族抽象思维能力的宏伟事业上，做出了载诸史册的贡献。”

对东西方文化各自所处地位的清醒的态度和为促进两种文化互补互融所做的努力以及得到的成绩，在冯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愿意给它和爱思想、爱祖国鼎足而三的地位。

冯友兰先生临终前有一句掷地作金石声的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这也就是半个世纪前他提出的，希望用中国哲学的直觉和体验补充西方哲学。他相信中国哲学一定会在世界哲学中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我为他的信心下泪，我相信他的希望一定会实现。

为纪念冯友兰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他的许多朋友、学生和同行从各方面写了文章。对此我衷心感谢，感谢大家没有忘记这一位哲学老人，感谢大家用自己的文字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

冯友兰，不是孤独的。

附注：一九九五年八月四日，国际中国哲学会借双年例会之际，举行了纪念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大会。此文在会上宣读。

一九九五年五月
原载《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