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前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是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后来除在剑桥大学任教外，还长期担任英国政府要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他担任了英国内阁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英格兰银行董事。1944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在布雷顿森林城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接着又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

凯恩斯写过许多论文和专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中，比较重要的有：《印度的通货和财政》（1931年）、《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年）、《货币改革论》（1923年）、《货币论》（1930年）、《劝说集》（1932年），等等。凯恩斯早年是一个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致力于货币理论问题的研究。他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经济停滞和出口竞争能力削弱等现象，便主张政府实行通货管理政策。《货币改革论》《货币论》这两部著作和《劝说集》中的许多篇文章，反映了凯恩斯的这些观点。但凯恩斯的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著作，则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通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的剑桥学派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学”体系的过渡，标志着凯恩斯学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通论》的出版称作经济理论中的“凯恩斯革命”，把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同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贡献相提并论，甚至把《通论》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上三本同样伟大的著作。

凯恩斯和他的《通论》之所以受到重视，绝不是偶然的。下面准备分五部分对《通论》一书及其影响进行剖析：（一）《通论》是在什么形势下出版的？它的基本论点是什么？（二）《通论》提出哪些经济政策主张？这些主张如何影响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三）为了不断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通论》的追随者如何修补凯恩斯学说所谓的“漏洞”？（四）最近十年内，围绕着《通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如何？（五）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一）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传播，震撼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极其尖锐化的条件下，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最广泛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达到四五千万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的高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在三十年代政治经济危机条件下，由于这种理论被认为既不能解释大规模失业现象产生的原因，又不能为应付危机提供“有效的”对策，从而不能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了。垄断资产阶级这时迫切需要的，是为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依据的理论，是宣扬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医治”危机和失业，以麻痹无产阶级革命的斗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凯恩斯的《通论》在这方面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凯恩斯在给英国著名剧作家和改良主义者萧伯纳的信中，声称他的理论能够用来“推翻李嘉图-马克思的理论”。这句话表明了凯恩斯写作《通论》的初衷。

《通论》一书宣传哪些基本论点呢？

凯恩斯认为，以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所谈的均衡，是根据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前提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他说，这仅仅适用于特殊情况，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通论》之所以命名为“通”论，正是因为凯恩斯自称只有他的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理论才是“通常情况下的”就业理论。

为什么“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呢？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在这里，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社会就业量被认为是由这种均衡状态决定的。但凯恩斯断言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所以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如果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那就不能实现充分就业。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呢？凯恩斯把这归因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这样“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凯恩斯把总需求说成是消费和投资的总和，把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说成是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此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和“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因此引起投资需求不足。凯恩斯还认为，“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即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其重要，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 。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依据，得出了必须依靠资产阶级政府来调节经济，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的论断。他声称，三十年代以前流行的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而不需要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因为那样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危机和失业持久和恶化。他的主张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 ，“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 。这就是说，凯恩斯建议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措施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提高总需求水平。

凯恩斯鼓吹扩大资产阶级国家权力。他认为“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是唯一切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在《通论》的德文版序言中，他甚至认为他那一套理论“更适合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即更适合于德国法西斯政权下的情况。

凯恩斯在《通论》中“论证”投资量的变动给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量实际变动本身大得多，这就是“乘数原理”。他由此进一步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因为根据“乘数原理”，政府投资的增加将会引起国民收入的成倍增长。

以上就是《通论》一书的基本观点。显而易见，尽管凯恩斯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他的这套理论却是庸俗的。

凯恩斯在这里采用的是宏观分析方法，即以国民经济总量的变动以及各个总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考察的对象。但他所分析的“总量”，是不受特定生产关系制约的“总量”，并不能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不仅如此，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建立在庸俗的资产阶级国民收入理论的基础之上。《通论》中关于国民收入的定义，承袭了亚当·斯密价值论中的庸俗部分，即收入决定价值的学说。所谓总价格即国民收入的公式，掩盖了国民收入的真正来源，抹杀了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创造过程和分配过程的阶级对抗性，混淆了原始收入与派生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物质生产领域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界限。

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实际上承袭了十九世纪初年英国著名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消费不足学说。首先，它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的阶级性，把剥削者寄生性消费和劳动者生活必需品消费混为一谈。其次，它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真相。事实上，对于人数众多的、收入低于官方公布的“最低生活标准”的贫困者来说，哪里谈得上储蓄在收入增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确实是消费不足的，但这绝对不是由臆想的心理规律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且，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 ；群众消费不足“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

凯恩斯关于投资不足的论断也是错误的。利息率水平并不是受货币数量的影响，而是受借贷资本供求的影响。利息本身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它是由产业资本家让渡给货币资本家的。凯恩斯把利息说成是一种高度的心理现象，并认为由这种心理决定的利息率水平偏高是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这既抹杀了利息的剥削实质，又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和失业的真正原因。至于凯恩斯所谓预期利润率下降引起投资不足的论点，恰恰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说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经济危机期间，将会出现企业停产、设备闲置、原料堆积、商品滞销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减少是危机的结果，而绝不是危机的原因。

凯恩斯认为，单纯靠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是不足以应付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所以他主张依靠政府力量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解决失业问题。

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投资增加可以引起国民收入和就业增加的论断，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立，但由于凯恩斯的论断是从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这一假定出发的，因此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性。实际情况是，从长时期来看，资本的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而新投资往往采用新技术，因此投资的增加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就业量的相对减少。再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产品实现条件的经常遭到破坏和产品实现过程的经常发生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所需要的比例关系，事实上是通过各种困难和波动，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强制实现的，凯恩斯恰恰回避了这一点。因此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不可能顺利无阻地发生凯恩斯所设想的投资增加将引起国民收入和就业成倍增长的“乘数”作用。

（二）

应当指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中要求政府调节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凯恩斯既不是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人，也不是最早建议采用财政手段来应付经济危机的人。1931年6月至7月，凯恩斯出席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哈里斯基金圆桌会议，同主张运用财政措施调节经济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交换过看法。当时，凯恩斯仍然侧重于依靠中央银行的利息率政策来调节经济，不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 1933年，即《通论》出版前三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了“新政”。“新政”以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措施来应付严重的失业问题。“新政”主要是受当时美国社会上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受罗斯福政府周围的一批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而不是受凯恩斯的影响。 1932年，美国十所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二十四名著名经济学家就已联名向政府建议，主张加强政府在财政金融方面的调节，包括运用政府资金和实行公共工程计划，以解决失业问题。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雅可布·怀纳后来写道：运用财政措施调节经济的模式，“我至少早在1931年夏天就已利用了，并且我不认为我是从凯恩斯那里得到它的”，“这种思想当时在我们学院的环境中是经常遇见的”。凯恩斯虽然在1934年6月拜访过罗斯福，但这次拜访并未对罗斯福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的作用。罗斯福政府智囊团的重要成员、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特格维尔证实了这一点，他把所谓“新政”的实施归功于凯恩斯的影响的说法称作“凯恩斯派的神话”。

既然在凯恩斯以前已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要依靠政府力量来应付经济危机，并主张运用财政政策作为反萧条的重要手段，既然在《通论》出版前美国罗斯福政府已在社会上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实施了“新政”，那么《通论》的出版为什么会如此受到重视，并被如此起劲儿地吹捧呢？为什么凯恩斯的名气和他的学说的影响会超过同时代有类似主张的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呢？关键在于凯恩斯首先从经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规模失业现象，以及旨在消除这些现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措施中作了“系统的”概括和解释，提出了一套似乎言之有理的“根据”。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样，《通论》一出笼，就被垄断资产阶级看中了，他们以为有了凯恩斯提供的“理论”的解释和建议，陷于危机之中的资本主义就得救了。不仅如此，连一些本来怀疑和反对政府调节经济的人，在《通论》的“理论”启示下，也从此转变了立场。汉森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原来担心政府干预经济会把经济搞得更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了《通论》之后竟“转变为”凯恩斯的最积极的追随者。

《通论》的出版受到了资产阶级的重视，但并不等于说《通论》中的思想和主张马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行动。这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在《通论》中，凯恩斯这样写道：“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 ，“从事战争，乃是政治家认为大量举债支出之唯一正当用途”。就在《通论》出版的那一年，即1936年，希特勒政府撕毁了对德国军事限制的条约和协定，进军莱茵区，陈兵法比边境，并疯狂扩军备战，1938年年初，德军占领了奥地利。欧洲战争风云日紧，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增加军事支出和使国民经济转上军事生产轨道的主张，在英、美等国具有越来越大的现实性。1939年9月，德军大举侵入波兰，酝酿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战争的爆发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严重失业现象很快消失，使停滞的经济迅速转入战时的高涨。经济学界和政界的许多人都认为扩充军火生产和进行战争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这样一来，凯恩斯关于调节总需求以应付萧条的主张暂时被搁到一边。

到了1944年，德国希特勒败局已定，看来大战的结束为期不远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削弱了殖民宗主国的统治，可以预见战后定将出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怎样使资本主义世界维持战后政治经济稳定的局势？怎样防止三十年代大萧条历史的重演？怎样麻痹革命人民，以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出于这样一些考虑，凯恩斯那一套企图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和建议受到了英美垄断资产阶级的赞赏，并被广泛采纳为政府未来经济政策的指南。1944年5月，英国政府发表了《就业政策白皮书》，声称政府在大战以后将承担维持高就业水平的责任。1945年4月和5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相继发表文告，宣布它们将以实现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重要目标。美国于1945年提出并于1946年通过了《就业法》，宣告政府有责任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资产阶级政府大肆宣传自己要着手解决就业问题，试图给人们以一种假象，似乎凯恩斯主义“安排好”一条不必通过革命而达到普遍繁荣的道路了，那么何必选择社会主义呢？

以政府“有责任促进充分就业”为标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通论》出版将近十年之后，凯恩斯的理论终于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如果说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期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危机措施（包括美国的“新政”在内）往往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显地以某一派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这时起，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开始作为经常性的政策被推行着，而且明确地以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理论和建议作为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从这时开始直到六十年代中期的二十年称作“凯恩斯时代”。

凯恩斯的理论对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影响是巨大的，但《通论》中根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而提出的政策建议仍然比较笼统。如何使这些政策建议具体化，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凯恩斯死于1946年。使凯恩斯的理论和建议能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体现出来，并能被有关的政策执行部门所应用，这主要依靠一些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库兹涅茨、汉森、萨缪尔森、克莱因等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作为政策措施具体应用时，要求有相应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作为前提，因为对总需求的调节必须首先涉及国民收入的核算，然后才能确定“储蓄比例”“积累率”“资本生产率”等等，才能使政府决定和选择对策。库兹涅茨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他却被认为在这方面为凯恩斯理论的“政策化”出了力。他在当代资产阶级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被认为替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开辟了道路。其实，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理论和方法中有许多不科学的成分。他的出发点是各种货币收入之和等于国民收入，这表明他承袭了二十世纪初以来维尔福特金和密契尔等人的庸俗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的传统。

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于1936年。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是长期萧条和严重失业，因此《通论》将重点放在反萧条方面。这是合乎三十年代的实际情况的。但在四十年代前半期，长期萧条的局面已被战时的经济高涨所代替。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维持战后经济稳定和防止经济走向停滞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关注的中心。既要以达到“充分就业”作为维持社会安定的政策目标，又要避免通货膨胀率过大而影响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是以汉森为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稳定中求发展”的“反经济周期”的主张。他们说：不要害怕一定时期内财政赤字增大，应当实行所谓的“补偿性财政政策”。这就是说，要以整个周期内的“经济稳定”作为目标。为此，在萧条时期要设法提高总需求，在经济高涨时期则设法减少总需求，使后一时期与前一时期的财政预算盈亏互补。

汉森和萨缪尔森等人还认为，凯恩斯的“乘数原理”只“分析”了投资的变动对收入的作用，而为了使资产阶级政府在实行稳定政策时有所谓更可靠的“依据”，提出要以“引致投资学说”和“加速原理”作为“乘数原理”的“补充”。“引致投资”是指由收入或消费变动所引起的投资。“加速原理”是指收入增加或减少的比率对投资变动的影响。所谓汉森-萨缪尔森模型，即对“乘数”和“加速”的交织作用的“分析”，既考虑一定量的投资引起的收入变动，又考虑收入变动的比率引起的投资的变动，据说这样就可以根据已知的国民收入数字计算出下一期的国民收入，使资本主义经济纳入按计划调节的轨道了。应当指出，凯恩斯的追随者们提出的“引致投资”和“加速原理”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他们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把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归结为劳动过程，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固有矛盾。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波动、资本主义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升降，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而绝不是如汉森或萨缪尔森所断言的那样由投资与产量之比的变动决定的。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大限度的利润始终是资本家追加投资的动力，不管收入或消费会有何种程度的增长，除非新投资会带来高额垄断利润，否则资本家宁肯利用现有设备并加强其利用率，也不愿轻易追加投资。因此，关于收入或消费增长一定引起投资比例增长的“加速”作用的论证，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条件下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克莱因和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家对凯恩斯理论的“政策化”的主要贡献，被认为是把凯恩斯的理论列成联立方程式的模型，然后进行估算和预测，供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参考。科学的经济计量方法应当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这些以庸俗经济理论作为基础的经济计量模型，不仅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各种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且在条件的假设、变量的规定和参数的估算等方面充满了主观随意性，从而不可能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

四十年代以后，通过库兹涅茨、汉森、萨缪尔森、克莱因等美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实现了凯恩斯理论的所谓“政策化”：凯恩斯的建议被资产阶级政府作为经常性的“稳定政策”加以运用。一批信奉凯恩斯学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被拉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决策机构和需求管理部门。到五十年代后期，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按照“凯恩斯方式”来“管理”经济，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所谓“管理”经济的“凯恩斯方式”是指采取“相机抉择行动”来运用宏观财政政策或宏观货币政策。

宏观财政政策：萧条时期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提高总需求；高涨时期增税和减少财政支出，降低总需求；必要时不惜扩大财政赤字，靠国债来弥补。很显然，宏观财政政策是垄断资产阶级加强剥削以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增加财政支出主要指增加政府订货和扩大军事支出，使垄断企业直接受惠；减少财政支出主要指减少非军事方面的费用和紧缩公共服务部门支出，广大劳动人民是受害者。增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劳动人民身上，而减税的最大受益者却是垄断企业，因为减税的主要考虑是鼓励投资，保证资本家获取更多利润。至于扩大财政赤字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恶果则尤其显著。财政赤字势必加剧信用膨胀和通货膨胀，使劳动人民实际收入下降，生活水平日益下降。可见，资产阶级用这一套财政措施来“医治”危机，无疑是饮鸩止渴。

宏观货币政策：萧条时期通过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私人投资，增加总需求；高涨时期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息率，以限制私人投资，减少总需求。这种宏观货币政策也是有利于垄断资本，危害劳动人民的，因为作为反萧条的手段是通货膨胀，这是对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进攻；而作为反膨胀的手段是通货紧缩，它不仅加重消费信贷和抵押信贷的主要债务人即劳动人民的利息负担，而且迫使企业缩减投资和生产规模，解雇工人，从而扩大失业队伍。所以宏观货币政策同样是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政策。

由于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中包括一系列措施，其中有的起作用较快，影响面较大，作用比较迅猛；有的起作用较缓慢，影响面较小，作用不那么迅猛。究竟运用何种措施，使总需求升降的幅度有多大，政府可以机动地决定和选择。

此外，政府还可以掌握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所谓“临界点”，机动地采取对策。这一点与菲利浦斯曲线有关。菲利浦斯曲线是1958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菲利浦斯教授依据历史统计资料绘制的一条曲线，表明货币工资-物价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有一种交替关系。资产阶级政府根据这条歪曲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曲线来调节总需求：当通货膨胀率要越过“临界点”，变得“社会不可接受”时，就宁肯使失业率提高一点，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当失业率要越过“临界点”，变得“社会不可接受”时，就宁可使通货膨胀率提高一点，把失业率降下来。

总之，资产阶级政府在以“凯恩斯方式”“管理”经济时所采用的“相机抉择行动”，充分反映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即垄断组织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国家机构干预经济，以保证高额垄断利润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相机抉择行动”不仅使资产阶级政府的影响力大大加强，同时也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备受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双重打击，因为政府部门总是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暂时缓解一下失业问题，紧接着又以加剧失业来抑制过高的通货膨胀率。

（三）

凯恩斯在《通论》中使用的是所谓短期比较静态分析。虽然《通论》第十二章《长期预期状态》中谈到了人们对未来的价格和利息率波动的预测能影响现期收入量，但凯恩斯的整个分析建立在“现有劳力之技巧与数量，现有资本设备之质与量，现有生产技术，竞争程度，消费者之嗜好与习惯，各种各类的劳力活动（包括监督组织等劳心活动）之负效用，以及社会结构”假定不变的基础上。凯恩斯当时主要想说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原因和应付失业的对策，所以他认为短期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就已经够用了。但这种分析显然回避了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条件下资本积累对国民收入、就业和消费的重要影响等问题。

凯恩斯的追随者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他们并不否定凯恩斯在《通论》中表述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而是认为这些还不能适应垄断资产阶级应付更复杂的情况的需要。他们一般从《通论》的理论出发，力图使它“完善”起来。从三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凯恩斯的追随者为使《通论》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而进行的主要工作，就是使凯恩斯理论“长期化”“动态化”，把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长期动态分析。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总需求或总收入等于消费和投资的总和。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凯恩斯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基本上沿着“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和“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方面进行。前者是所谓消费函数理论，后者是所谓投资函数理论。现对这些所谓的理论“发展”剖析如下。

第一，关于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通论》认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稳定的函数关系：收入增减，消费也随之增减，但每一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小，用于储蓄的比重越来越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一理论称作“绝对收入假定”。凯恩斯的这一假定从超阶级的心理分析出发，完全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际状况。如果依靠这一假定来预测市场变动，当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果。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再爆发和周期的缩短，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日益感到市场问题的尖锐性，于是他们力图修补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的“漏洞”，使之“长期化”和“动态化”。1949年，杜生贝提出了“相对收入假定”，用所谓周围的人消费支出的影响和收入“高峰”时期消费习惯的形成来解释消费支出的变化落后于实际收入的变化。1957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假定”，同时莫狄格里安尼、布伦贝和安多提出了“持久财产假定”，把预期收入（或预期财产水平）作为影响现期消费的重要因素。1962年，詹姆士·摩根等人又提出了“消费决策影响收入”的假定，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者往往不是按照收入水平来决定消费，而是先决定购买，然后设法从各种来源去寻找收入，以致一定时期内消费支出可以大大超过实际收入。上述这些对凯恩斯“绝对收入假定”的补充，其目的在于使政府部门和垄断企业能够比较“准确地”对消费行为进行预测。但实际上，所有这些“补充”在理论上也是庸俗的，因为它们同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一样，抹杀消费的阶级性，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对抗性矛盾，突出个人心理因素的作用。它们同样歪曲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消费和收入的实际情况。

第二，关于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关于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是凯恩斯追随者们对《通论》的理论补充和发展的重点。在这方面，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汉森、萨缪尔森关于“引致投资”和“加速原理”的学说之外，还有琼·罗宾逊、马柯洛普、金德伯格等人关于国际范围内投资与收入关系的论述，即着手把凯恩斯《通论》中集中于国内经济的分析“扩展”为国际经济的分析，编制所谓“开放经济”的模型，但最重要的理论发展则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首先提出的经济增长论。1939年，哈罗德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动态理论》。1948年，他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写成《动态经济学》一书。这就是资产阶级关于经济增长论的早期代表作，而经济增长论的广泛流传和进一步发展，主要是在五十年代以后。

从经济增长论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对凯恩斯《通论》的补充和发展，或《通论》的“长期化”“动态化”，始终是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的，是密切地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扩张效劳的，因为以凯恩斯学说为出发点的经济增长理论，其政策含义十分明显，它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进一步干预经济生活，控制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

四十年代末，虽然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没多久，但资本主义的市场问题已越来越严重了。从这时起，到五十年代中期，凯恩斯追随者力图以经济“均衡增长”理论来解决日趋尖锐的市场问题。例如，哈罗德和多马这时分别“论证”了动态均衡的条件，并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均衡增长公式（哈罗德-多马模式）。这一公式的要点是：要使每一期的经济都保持均衡增长，不仅应当注意资本积累率，而且应当注意投资的经济效果，即注意投资与产量之比。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美苏争霸日益剧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看到这时的苏联经济增长率大于美国，因此感到必须重视和提高增长率问题。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就把提高美国经济增长率作为政府的一项任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于是纷纷把注意力放到“增长潜力”和提高投资率等问题上来，似乎只有赶快“增长”，才能保持和扩大美国的经济优势，才能使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中获胜。索洛、斯旺、阿布拉摩维茨等人在资本形成和长期动态增长理论方面的分析，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

六十年代初期以来，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日本、西德以及其他几个西欧国家的经济连年迅速增长，美国和英国相比之下大为逊色，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对经济增长论的研究重心又转向“长期高增长率”原因的分析。爱德华·登尼森、西奥多·舒尔茨等人的著作着重于经济增长率差异的比较研究，并由此总结出提高一国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以及判明每个有关因素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怎样才能提高每一单位资源投入量的产值等等，以供资产阶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参考。

以上的剖析表明，在投资理论方面作为对凯恩斯短期比较静态分析的补充和“完善”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论，同凯恩斯本人的理论一样，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密切关系。不仅如此，无论是对“动态均衡”的分析，对提高投资率和“增长潜力”的分析，还是对“长期高增长率”原因的分析，都承袭了凯恩斯提出的投资心理因素，并且还突出了传统庸俗经济学和凯恩斯共同使用过的资本生产率概念，即把资本说成是创造收入的生产要素，把按一定比率增长的投资说成是“保证”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从而回避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固有矛盾。

（四）

六十年代后期以前，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理论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看成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同义语。因为直到此时为止，他们的出发点始终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主要考察对象仍然是总需求，而不是生产要素的供给；主要分析的仍是各个“总量”，而不是个别生产要素的供求和价格。虽然《通论》出版后不久，琼·罗宾逊就已指出，在分析充分就业时应当考察生产要素的供给条件，包括工会的活动和市场不完全竞争。希克斯也认为凯恩斯过分强调需求因素，而忽视了供给。贝佛里季在1945年出版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高就业水平条件下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增长问题，但这一点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由于凯恩斯的《通论》中缺少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因此宏观经济学同微观经济学脱了节，被割裂为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五十年代以后，开始有较多的著作对《通论》所忽视的生产要素供给问题进行所谓的微观分析，它们考察的范围包括“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资源配置”理论、“劳动生产率”理论，等等。它们试图以此补充《通论》之不足。另一方面，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斯拉法在自己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借助于“标准商品”和“标准体系”的建立，从价值理论着手来弥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脱节。所以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把斯拉法的著作看成是对凯恩斯理论的补充。此外，萨缪尔森打出了“新古典综合”的旗号，声称要把传统庸俗经济学的微观分析与凯恩斯的宏观分析“结合”在一起，以政府的需求管理弥补市场机构的缺陷，以市场机构的作用来调节个别生产要素的供求。萨缪尔森在1963年所写的《凯恩斯派理论发展概述》一文中，把“新古典综合”列为战后凯恩斯派的主要“理论发展”之一。尽管有上述这些研究，但当时大多数凯恩斯的追随者注意的中心仍是总需求，而不是微观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供给和资源配置问题。

六十年代后期起，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美国政府扩大侵越战争，军费支出浩大，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税收总额和国债总额急剧上升，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失业人数日益增多，美国经济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同时，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也恶化了，黄金外流，储备锐减，美元地位动摇。美国经济恶化和美元地位动摇，冲击着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使得一向依靠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资产阶级政府感到束手无策，使得惯于把《通论》奉为“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药方的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大为困惑不解。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失灵了？为什么调节总需求的对策无效了？为什么普遍发生失业和通货膨胀？为什么像美国、英国这样一些国家还出现长期经济停滞、国际收支恶化、收入差距扩大、资源利用效率下降等多种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他们认为经济危机之所以未被“治疗好”，是因为“处方”不对头。他们把凯恩斯的《通论》以及凯恩斯追随者们奉行的一套信条抬出来重新“研究”一番，得出了所谓宏观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局限性”的结论，主要是说，单单靠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不足以使社会同时达到它要追求的几个经济目标。琼·罗宾逊和希克斯在《通论》出版不久以及贝佛里季在四十年代里在分析生产要素供给问题时对凯恩斯理论“局限性”所提的意见，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才引起普遍的重视。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一国政府应当实现下述六个经济目标：（1）充分就业；（2）物价稳定；（3）长期经济增长；（4）国际收支平衡；（5）“收入均等化”；（6）资源最优配置。他们从根本上否认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抗的加剧，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日益激化，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上述六个经济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是难以实现或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使他们不可能承认这一点。他们不得不承认的只是，凯恩斯理论看起来不灵了，因为如果按照调节总需求的办法去做，那么：

第一，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二者是冲突的。由于部门的增长有不平衡性，对不同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也是不平衡的，所以当调节总需求的措施使国民收入由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向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水平过渡时，总有一些部门较早地出现产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也总有某些工种的劳动力较早地发生供不应求。对这些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能引起价格上升，从而引起连锁反应，带动整个物价水平上升。这样，一方面经济中还保持较高的失业率，另一方面物价也已经上涨了。

第二，物价稳定和长期经济增长二者也是冲突的。要使经济长期增长，就要鼓励投资，而要鼓励投资，或者应使总需求不断增长，或者应使利息率保持低水平。但总需求的增长将引起物价不断上涨，而低利息率则促成信贷扩大，从而引起通货膨胀，所以物价稳定目标同长期经济增长目标会发生矛盾。

第三，充分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又同国际收支平衡有冲突。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工资水平是较高的，较高的工资成本不利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会造成国际收支逆差。而为了长期经济增长，应当使利息率保持低水平，以便鼓励投资。但低利息率可能引起资本外流，这又会造成国际收支逆差。

第四，调节总需求的措施无助于实现“收入均等化”，因为它只是使总收入上升或下降。不仅如此，由于提高总需求水平而引起的通货膨胀，还会对收入分配产生相反的作用，因为通货膨胀对各个收入等级的人们的影响不一样，受打击最重的正是靠养老金、救济金或微薄的固定工资维持生活的收入最低层。

第五，调节总需求的措施也无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调节总需求只是对就业水平的升降起作用，而不问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只是使产量增加或减少，而不问生产效率和部门间的比例关系。

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上述经济目标之间有矛盾，并对调节总需求的措施无法解决这些矛盾作了一些“解释”，但这些“解释”根本不涉及问题的实质，而仅仅浮光掠影地接触到某些表面现象。我们知道，失业、通货膨胀、周期性经济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社会两极分化和资源配置失调等等，无一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由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被认为不能提供一套解决六十年代后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多种并发症的药方，于是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惊呼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又发生了“危机”。他们把三十年代内鼓吹市场经济自行调节的传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失效”称作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把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凯恩斯理论的“失效”称作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琼·罗宾逊说：“第一次危机是由那种不能解释就业水平的理论而产生的。第二次危机则是由这种不能解释就业内容的理论而产生的。” 尽管它不可能揭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不断破产的真实情况，但至少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种庸俗经济学理论，它一旦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现实需要时，就会被扔到一边。所谓“第一次危机”的结果，出现了要求国家直接调节经济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潮，出现了所谓“凯恩斯革命”，使凯恩斯理论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统派”。所谓“第二次危机”的结果，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围绕该不该丢掉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既然凯恩斯理论解释不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那就返回到三十年代以前的传统理论上去，在西方经济学界被称为“保守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这种主张。既然凯恩斯的数量分析方法不灵了，那就丢掉它，另辟新径！被琼·罗宾逊称为“奇谈怪论者”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又发表了这种看法。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从“右”的方面向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的学说和主张提出了挑战，以缪尔达尔和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从“左”的方面批判了凯恩斯主义。这就是六十年代后期以来非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围绕凯恩斯经济学而进行的这场论战的基本情况。

1968年，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的《论凯恩斯派经济学和凯恩斯的经济学》一书出版了，这部著作被认为对《通论》作了所谓的“重新解释”。他提出：凯恩斯本人的经济理论和凯恩斯派的经济理论不是一回事：凯恩斯派的缺陷是只有宏观经济理论，而没有微观经济理论，凯恩斯派是强调财政政策，相对地不重视货币政策。特别是，“收入-支出”模式是凯恩斯派所独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凯恩斯本人经济理论的特色。莱荣霍夫德认为：凯恩斯本人的基本模式是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两种商品模式”，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是最重要的变量，资金投放的形式包括货币、债券和各种非货币资产。因此，凯恩斯本人的理论不仅是宏观的，而且有微观的部分，即有相对价格理论和资金形式选择理论，凯恩斯本人的政策主张也就不是轻视货币供应量和利息率的作用。但到了凯恩斯派那里，消费品和投资品的界限不存在了，变成了“一种商品模式”，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也不再存在了，并且资金投放形式被简化为货币和债券。这样，凯恩斯派的理论变成了单纯的宏观理论，货币供应量和利息率的作用就无足轻重，只有投资乘数的作用才被强调，侧重于财政政策的需求管理正是由此产生的。莱荣霍夫德把凯恩斯派的理论称作“庸俗的凯恩斯主义”。

莱荣霍夫德的这种把凯恩斯本人同凯恩斯派截然分开的说法，反映了当前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又一种倾向，即某些人打算从理论上把资产阶级政府调节经济的失败归罪于所谓“误解”了凯恩斯学说的凯恩斯追随者。这意思是说：《通论》不是这么写的，你们理解错了，能责备凯恩斯吗？凯恩斯派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指责。例如，格罗斯曼就曾这样反驳道：“如果对《通论》全面地和仔细地阅读，上面这种说法与此并不相符。在我看来，凯恩斯的思想既在实质上和他的通俗化者的思想一样，又有着相类似的缺陷。”

当前，凯恩斯派经济学家们一心想在维护凯恩斯传统的基础上“挽救”凯恩斯理论的命运。怎样“挽救”？主要是想以对生产要素供给的微观分析来补充对总需求的宏观分析，以收入政策和人力政策等若干微观经济政策来补充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英国凯恩斯派著名代表人物沃尔斯维克说道：“《通论》的要点不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反映了七十年代大多数凯恩斯追随者的想法。沃尔斯维克并不认为凯恩斯的传统已陈旧过时了，但他认为凯恩斯派要“跟上形势”，吸取战后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逐渐从这里学习到一些东西”。这些致力于分析生产要素供给等微观经济问题并以此作为宏观经济理论补充的凯恩斯追随者们，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凯恩斯主义者或新凯恩斯主义者。

在现代凯恩斯主义者看来，为什么会出现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为什么菲利浦斯曲线所表现的失业与物价增长的交替关系“恶化”了，甚至消失了？为什么社会上既然存在严重失业，而雇主却又抱怨找不到合意的工人？据说，这是因为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不是如凯恩斯分析的那种因过度需求而引起的“需求上的通货膨胀”，而是工资成本和物价螺旋形上升引起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据说，这还因为当前的失业主要是由于失业者缺乏技术训练和缺乏流动性而不能适应市场变动的“结构性失业”。对这样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调节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被认为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在美国，六十年代起就出现了另外的调节手段：“一方面是指导线和收入政策，另一方面是劳工市场和人力政策”。现代凯恩斯主义者采用这种论证方式，把通货膨胀的责任推到工人阶级身上，把失业的原因说成是由于工人缺乏技术和流动性。他们依据自己这种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解释而建议实行的收入政策和人力政策，则是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所谓收入政策，就是要限制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的增长率，直到采取对工资和物价的法律管制。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物价的管制徒具形式，并会直接促成黑市猖獗，使物价涨得更快，而对工资的限制和管制则是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压榨，压低实际工资。所谓人力政策或公共就业政策，如果只是政府建议，而由私人企业来办，那么只可能是一种形式；如果由政府自己来办，经费又来自何处？国库拨款少，无济于事；国库拨款多，预算赤字就会增大，通货膨胀就会加剧，结果失业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经济状况反而更加恶化了。

在现代凯恩斯主义者看来，通过补救措施，似乎国际收支逆差也是可以迅速扭转的。他们提出，如果主要依靠采取新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推动经济增长，那就不一定要降低利息率，不一定会引起资本外流。即使资本外流，只要实行对外投资管制，也就可以防止。他们还提出，虽然充分就业会形成较高工资水平，不利于国际范围的竞争，但如果同时采取对外贸易管制或浮动汇率政策，那么也就可以把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方面的劣势扭转过来。其实，这些办法不过是三十年代转嫁经济危机的故技重施，它们势必会引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应的报复措施，而使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战和货币战越演越烈。

在现代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凯恩斯传统中缺少“福利理论”。由于缺少“福利理论”，所以微观经济学中的收入再分配和资源重新配置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代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必须补上这一空白，于是政府在收入再分配和资源重新配置方面的作用一再被强调。他们说，政府是作为家庭之间收入转移的代理人进行活动的。为什么某些家庭同意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通过政府转移给另一些家庭呢？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福利”同别人的“福利”有相互依存关系：不给某些人增加“福利”，就会影响自己的“福利”。某些家庭之所以同意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交给政府支配，还因为他们把向政府提供收入看成是应该向政府支付的“服务”费用，这些“服务”带来资源有效配置的好处，是社会的“受益”，是公共的“福利”，这些家庭也就能得到这种公共“福利”。那么，政府将怎样促进“福利”，即促进收入再分配和资源有效配置呢？调节总需求的宏观财政措施不能适应这种需要，必须采取微观的财政支出政策（部门优先增长政策）和微观的财政收入政策（税收结构政策），前者通过资金和人力在各部门之间分配比例的调整，后者通过不同类型税收的运用和税率的制定，有助于促进收入的再分配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显而易见，现代凯恩斯主义者的这些论点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状况的曲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悬殊和尖锐的阶级对抗，以及人力、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畸形配置，都是由这个制度本身造成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工具，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因此不可能着手消除由这个制度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和资源利用方面的不合理现象。所谓部门优先增长制度，往往是进一步促使大垄断企业控制的部门畸形膨胀和促使中小企业数目较多的部门相对萎缩的措施。这怎么可能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所谓税收结构政策，无论怎样规定税制和税率，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资产阶级有各种办法可以隐瞒收入和把税金转嫁出去，工薪收入者是资本主义税收的主要负担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把征收直接税当作促进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均等化”的手段，这并不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现代凯恩斯主义者为了“挽救”凯恩斯理论而提出的这一系列论点和主张，既不能使凯恩斯理论逃脱破产的命运，也不能医治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多种并发症。相反，“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 1971年美国政府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采纳了现代凯恩斯主义者的若干建议，结果不但没有使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反而使国内外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在英国，最近若干年来，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都用了现代凯恩斯主义者制定的“药方”，但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在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和经济效率低下的困境中。事实是无情的。哪里有能治好资本主义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呢？现代凯恩斯主义者不管怎样费尽心机，也永远找不到它。

最后还应当指出，在上述以生产要素供给分析补充需求分析、以微观经济理论补充宏观经济理论的现代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发展的同时，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中心，形成了另一个力图在维护凯恩斯传统的基础上，“补救”凯恩斯理论的流派。虽然他们有时也被笼统地囊括在现代凯恩斯主义者或新凯恩斯主义者之列，但更为流行的称呼，则是被单独命名为新剑桥学派或所谓“凯恩斯左派”。他们在理论上最重要的特征是提出“两个阶级的模式”和自己的收入分配理论。所谓“两个阶级的模式”，就是把凯恩斯的收入、储蓄和消费总量按工人和资本家分解为两个阶级相应的收入、储蓄和消费来进行分析。他们的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个要点是：由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来自较高的投资率，而较高的投资率必然伴随着较高的利润（或非工资）收入，所以在一定的货币工资率、一定的资本生产率、一定的储蓄倾向条件下，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将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的变化。这就是说，经济增长率越大，国民收入中作为工资收入归于工人的份额越小，作为利润（或非工资）收入归于资本家的份额就越大。因此在他们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收入分配失调。他们建议从改进分配着手，似乎只要调整了分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弊病就可以消失了。他们之所以被称作“凯恩斯左派”，关键就在于此。实际上，这种把生产和分配割裂开来，抹杀生产对分配的决定性作用，企图在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条件下用调整收入分配的方式来“医治”资本主义病症的处方，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

（五）

以上简略地评述了《通论》出版以来成为当代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凯恩斯学说的演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通论》这本书无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是在今天，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通论》这部著作，或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呢？

与现实无关的经济学“纯理论”研究，是根本不存在的。同历史上出现过的庸俗经济学理论一样，凯恩斯学说极其紧密地联系资产阶级政治，为资产阶级专政效劳。因此，为了了解三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解它们过去和现在所实行的各种反危机措施的理论依据和实施后产生的效果，了解它们的对外经济政策及其实质，以及了解它们今后还可能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研究、分析、批判被凯恩斯派奉为“经典著作”的《通论》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现状、危机发展趋势，以及经济政策的动向。

从理论方面来看，当前在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着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解的“资本主义变质论”。所谓“计划管理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制度”“福利国家”等等，就是“资本主义变质论”的几种改头换面的说法。凯恩斯派是这些说法的鼓吹者之一。按照他们的说法，凯恩斯的调节总需求的主张以及凯恩斯派的经济稳定政策，就是有计划地管理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依据；有了凯恩斯理论，才出现“计划管理的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从单一的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的混合经济，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强大的财政调节手段，即国家预算。而国家预算之所以能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他们把这归功于凯恩斯关于政府调节经济的学说和凯恩斯追随者对它的“发展”。他们也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福利国家”的最主要标志就是保证“充分就业”和不断增加政府的“福利事业”支出。这又是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依据的，因为凯恩斯的调节总需求的主张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用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是扩大财政支出，其中包括扩大政府转移支付。其实，所谓“计划管理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制度”“福利国家”等等，都是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论调，实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辩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通论》出版以后，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竭力想把凯恩斯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沟通”。他们说，凯恩斯和马克思使用“共同的”分析方法，即所谓宏观分析。他们声称凯恩斯和马克思在理论上“十分相似”，即都否定萨伊定律，都认为消费和积累不会同比例增长，都把利润率递减看成阻碍投资的重要因素，都承认资本主义危机有其内在的不可避免性。必须指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歪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与包括凯恩斯在内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论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对积累与消费之间关系的论证，对剩余价值率不变条件下平均利润率下降问题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揭示，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分析的基础上，与凯恩斯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得出资本主义必定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的革命结论，而凯恩斯则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

那么，《通论》中是不是也有某些论述可供我们参考呢？我们认为，从基本理论方面来说，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是庸俗的，应当给予严肃的批判。但就某些具体问题而言，凯恩斯的有些分析还是可供参考的。例如，在生产资料闲置、劳动力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增加一定量的投资可以增加若干人的就业，而一些人的就业又有利于使另一些人就业。这种“以就业维持就业，以就业扩大就业”的论述，在一定条件下是符合实际经济状况的。又如，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后，如果总需求继续增长，物价的上涨将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应当限制支出，尤其是削减固定资产投资，否则对国民经济将产生不利的后果。这种分析也比较符合实际。至于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某些效应的分析，比如说，财政调节和中央银行调节起作用的范围、程度和时效不同，从而财政调节不能完全代替中央银行调节，中央银行调节也不能完全代替财政调节，这些分析同样反映了实际情况。当然，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不应当忘掉这样一个前提，即凯恩斯的学说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宗旨的，凯恩斯的政策是为建立在私人投资、私人企业经营和资本主义竞争基础上的经济而设计的。尤其应当记住，凯恩斯的那套依靠扩大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其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并发，是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广大居民实际收入的下降。

《通论》中译本的翻译者徐毓教授，江苏无锡人，生于1913年，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37—1940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受业于琼·罗宾逊和斯拉法教授，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著有《当代经济理论》等著作。他曾打算为《通论》写一篇较长的译者前言，评论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但后因身患重病，于1958年不幸去世。现在此书中译本重印出版，我们增补了这篇前言。至于译文，则未作更动。

厉以宁
198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