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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狄更斯虽然身量不高，但却仪态大方，相貌讨人喜欢。他二十七岁时由麦克利斯画的那张肖像现藏于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画中的他坐在写字台前的一把漂亮椅子里，一只优雅的小手轻放在一部手稿的上面。他穿得隆重，系了个极宽大的绸缎颈巾，褐色的头发自然拳曲，垂在脸颊两侧，刚好盖住耳朵。他的眼睛长得很好，眼里那种深思的表情正是崇拜他的公众所期待的，一个成功的年轻作家应有的样子。画作没表现出的是那些与他有接触的人在他脸上看到的那种活力、炯炯的眼神，以及他心灵和头脑的活动。他一直都有点花花公子的派头，年轻时喜欢穿天鹅绒的外衣和华丽的马甲，系彩色的颈巾，戴白色的帽子，可他从来都没能达到他想达到的那种效果。人们惊讶甚至震惊于他的穿着，认为那既草率又俗丽。
狄更斯的祖父威廉·狄更斯开始是个仆人，娶了个女仆，最后成了克鲁堂的管家，克鲁堂是切斯特城议员约翰·克鲁的家宅。威廉·狄更斯有两个儿子：威廉和约翰，与我们有关的是约翰，首先因为他是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的父亲。其次，因为他是他儿子创造出的最伟大的人物麦考伯的原型。威廉·狄更斯死后，他的遗孀继续在克鲁堂当管家，终于在三十五年的服务后拿着一笔退休金退休了。可能是想离两个儿子近点，她住到了伦敦。克鲁家供她两个丧父的儿子受教育，并给他们提供了生计。他们给约翰在海军出纳室找了个职位，他和那里同为文员的一个同事结交起来，并且很快娶了那人的妹妹伊丽莎白·巴罗。从结婚开始，他似乎就有财务上的麻烦，总是找人借钱，任何人只要蠢到肯借给他，他都借。但是他心地善良，使钱慷慨，他不傻，工作也勤奋，虽然他的勤奋只是一阵阵的。他还极嗜好酒，因为他第二次被捕就是由于欠债被一个葡萄酒商控告了。晚年的他被描述为一个讲究穿戴的老花花公子，永远都在抚摸他怀表上系着的那一大串印章。
查尔斯·狄更斯是约翰和伊丽莎白的第一个儿子，但是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一八一二年出生于波特西。两年后他父亲被调到伦敦，三年后又调动到查塔姆。小查尔斯就在查塔姆入学读书。他父亲有几本藏书：《汤姆·琼斯》《威克菲尔德牧师》《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蓝登传》《佩雷格林·皮克尔传》，查尔斯·狄更斯把它们读了又读。他自己的小说显示出那些小说对他的影响是多么巨大、持久。
一八二二年，已经有了五个孩子的约翰·狄更斯把家搬回了伦敦。查尔斯被留在了查塔姆，为的是继续上学，几个月后他才和家人团聚。团聚时他发现他们住在伦敦城郊的卡姆登镇，那个房子后来被他当成麦考伯的家写进了小说。约翰·狄更斯此时虽然一年能挣三百多镑，价值相当于今天的四倍之多，但他明显处于比以往更加绝望的窘迫之中，似乎没钱送小查尔斯回学校继续读书了。更令小查尔斯憎恶的是，他被要求看孩子、擦鞋、刷衣服，帮狄更斯太太从查塔姆带来的女仆干家务。得闲的时候他在“被田野和水渠围绕的荒凉之地”卡姆登镇晃荡，也在附近的萨默斯镇和肯特镇闲逛，有时跑得更远，甚至发现了苏活和莱姆豪斯
。
家里的情形愈发坏了，于是狄更斯太太决定开设一间学校，招收父母住在印度的孩子。可能是从婆婆那里借了钱，她印了准备分发的传单，派孩子们塞到邻居的信箱里。结果当然没有一个学生上门，同时债务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查尔斯被派去典当家里一切还能换钱的物件。那些书，那些对他来说意义深远、无比宝贵的书都被卖掉了。然后詹姆斯·拉默特，狄更斯太太的一个远房姻亲，给查尔斯找了一份工作，让他在自己有一半产权的鞋油厂里打工，每周可以挣六先令。狄更斯的父母千恩万谢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却把少年狄更斯伤到了痛处，因为他发现父母居然可以如此如释重负地将他脱手。他那时十二岁。此后不久，约翰·狄更斯因欠债被关进了马夏尔西监狱，他妻子则典当了最后一点能典当的东西，带着孩子们去监狱和他会合了。当时的监狱肮脏拥挤，卫生条件极差，因为坐监的不光有犯人，还有他们的家属。如果愿意，犯人们是可以带家属一起蹲监狱的，但我不知道他们被允许这样做是为了缓解监狱生活的困苦，还是因为那些可怜的家属反正也无处可去。如果欠债者有钱，他所需忍受的最大的不便就是失去自由，在某些情况下，就连这个损失也可以得到缓解。某些特殊的犯人如能遵守某些规定，还大可不住在监狱里。以前，监狱长经常勒索犯人，还野蛮残酷地对待犯人。但是到约翰·狄更斯入狱的时候，那些最恶劣的勒索、虐待犯人的刑法已经被废除了，他能使自己过得足够舒服。他家那个忠诚的小女仆住在监狱外，每天进监狱来给他做饭带孩子。他仍然每周挣六镑，但他根本不想还钱。可以推测，他满足于住在债主够不着的地方，并不特别想被释放。在狱中，他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其他欠债人“推举他做掌管狱内经济的委员会的主席”，很快，从看守到最令人讨厌的犯人，他和每个人都搞好了关系。后来的传记作者们迷惑于一件事，即约翰·狄更斯居然能在蹲监狱的同时继续领薪水。唯一的解释就是政府职员是靠关系任命的，像欠债入狱这种事还没有严重到要部里采取激烈的举措停发他薪水的地步。
父亲入狱之初，查尔斯·狄更斯住在卡姆登镇，但是因为卡姆登镇离位于查令十字街附近的亨格福德码头的鞋油厂太远，于是约翰·狄更斯为他在马夏尔西监狱附近的南华克区的兰特街找了个住处，这样他就能和家人一起吃早晚饭了。他被分配干的活并不苦，只是洗瓶子、给瓶子贴标签、把瓶子系起来。一八二四年四月，威廉·狄更斯的太太、克鲁堂的老管家死了，把积蓄留给了两个儿子。约翰·狄更斯的债（被他哥哥）还清了，他重获了自由。他再一次和家人住到了卡姆登镇，也再一次回到了海军出纳室工作。查尔斯继续在工厂洗了一阵子瓶子，但是约翰·狄更斯和詹姆斯·拉默特吵了一架。“是在信上吵的，”查尔斯后来写道，“因为是我把我父亲的那封信带给他，造成了那场争吵的爆发。”詹姆斯·拉默特告诉查尔斯他父亲侮辱了自己，因此他必须得走。“怀着一种奇怪的、好似压抑的轻松，我回了家。”他妈妈试图让事情缓和下来，好使查尔斯能够保住这份工作和周薪，因为此时薪水已经涨到了七先令，而她非常需要这笔钱。查尔斯却因此永远都不原谅她。“我后来从来没有忘记，也不会和不能忘记，我母亲是如此想让我回去。”他说。但是约翰·狄更斯不同意，他把儿子送进了汉姆斯特德街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有个堂皇的名字，叫“威灵顿堂学院”。查尔斯在那上了两年半学。
很难知道查尔斯·狄更斯到底在鞋油厂干了多久。他二月初到的那儿，六月又和家人回来了。表面看来，他在那待了不过四个月。但是鞋油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把这段经历看成奇耻大辱，以至于不忍提及。当他的好友和第一位传记作者约翰·福斯特偶然提及了一星半点时，狄更斯告诉他，他触碰到了一件令人非常痛苦的事，“即使是现在，”——二十五年后，“只要他还有记忆，他就无法忘怀。”
我们已经听惯了显赫的政治家和工业巨头们夸耀年轻时如何洗盘子、卖报纸，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查尔斯·狄更斯会把父母送他进鞋油厂看成他们给他造成的巨大伤害，看成一个需要他隐藏的耻辱的秘密。狄更斯是个快乐、淘气和机灵的孩子，对生活的阴暗一面已经有了很多了解，很小就目睹他父亲的得过且过把全家人害成了什么样。他们是穷人，过得也像穷人。在卡姆登镇时他被要求打扫擦洗，为了能吃上晚饭，他被派去典当衣服或饰品。他一定曾像所有孩子一样和别的孩子们在街上玩耍过，也曾像当时他那个阶层的所有男孩一样，到了一定年龄就去做工，工资还很不错。他一周挣六先令，很快涨到七先令，这至少等于今天的二十五到三十先令。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他必须靠这笔钱养活自己，但是后来搬到马夏尔西监狱附近可以和家人一起吃早晚饭后，他就只需要自己负担午饭了。和他一起干活的男孩们都很友好，因此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觉得和他们交往是件丢人的事。他时不时被带到牛津街去见他祖母，不可能不知道她这辈子是个仆人。也可能约翰·狄更斯是个势利眼，毫无根据地夸过口，但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不太可能对社会阶层有太多认识。而且我们必须假设，如果狄更斯足够成熟，认为自己比其他的工厂小孩都高一个等级，那他也一定足够聪明，明白他的工资对家里来说是多么必要。我们还以为能挣工资会成为他一个骄傲的资本呢。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因为福斯特的发现，狄更斯写了这一段生活的自传，并给了福斯特，使我们得知了他生活中这段经历的细节。我怀疑当他的想象作用于他的回忆时，他就充满了对曾经的那个小男孩的同情，他就把痛苦、厌恶和屈辱都给了那个男孩，因为这是如今名利双收、受人爱戴的他认为如果他身处那个小男孩的位置将会感受到的东西。而当他运笔写下那个可怜男孩的孤独，写下他被他信任的人背叛时，一切都历历在目，他仁慈的心流血了，泪水打湿了他的双眼。我不认为他是在有意夸大，他是情不自禁地夸大。他的才华，或者说天才，就在于夸大。正是通过讲述和强调麦考伯性格中的喜剧因素，他才令读者发笑。也正是通过强化小耐尔缓慢衰弱过程中的悲怆，他才能令读者哭。他要是不能把他在鞋油厂度过的四个月写得如此令人感动，那他就不是他——一位那么了不起的小说家了。大家都知道，他在《大卫·科波菲尔》里把这段经历再次写了一遍，再次取得了令人撕心裂肺的效果。就我而言，我认为这段经历并不像多年后他既出名又体面，既是个社交人物又是个公众人物时，劝说自己相信的那样给他带来了那么多的痛苦。我更不信这事对他的工作和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很多传记家和评论家是这样认为的。
还在马夏尔西监狱的时候，约翰·狄更斯担心他作为债务未清者会失去他在海军出纳室的工作，于是他恳求他部门的头头，让他以健康不佳为由领取退休金。考虑到他工作了二十年和他的六个孩子，他最后被“同情地”准许每年领一百四十镑的退休金。这对像约翰·狄更斯这样的人来说远不够养家，他还得寻找其他方法增加收入。他会点速记，于是在和报社有点关系的内兄的帮助下，他找了份议会记者的工作。查尔斯·狄更斯则留在学校继续读书，直到他十五岁时去给一家律师事务所跑腿。这次查尔斯似乎不觉得有辱身份，他进入了我们现在叫作白领的阶层。几星期后，他父亲给他另找了一个活，让他在另一个律师事务所当文员，一周能挣十先令，后来涨到了十五先令。他觉得这种生活很沉闷，想要提升自己，就学了速记，一年半后就能胜任民事律师公会的主教法庭的速记员的工作。二十岁时，他已经获得了议会记录员的资格，并且很快赢得了“旁听席上最快、最准确之人”的名声。
与此同时，他爱上了一个银行职员的漂亮女儿玛丽亚·比德内尔。他们初见时查尔斯十七岁。玛丽亚是个轻浮、爱调情的年轻女子，她似乎给了他很多挑逗性的鼓励。他们之间甚至可能有过秘密婚约。她对自己有了个爱人的事觉得既好玩又高兴，但是查尔斯身无分文，她是绝不可能想要嫁给他的。两年后他们情断，二人以真正浪漫的方式归还了彼此的礼物和信件，查尔斯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多年后他们再见时，玛丽亚·比德内尔已经结婚多年，她肥胖、平庸、愚蠢。她和著名的狄更斯先生和太太吃饭，于是她成了《小杜丽》中弗罗拉·芬奇的原型，早前她就当过《大卫·科波菲尔》中朵拉的原型。
为了离自己效力的报纸近点，查尔斯·狄更斯在河岸街旁那些肮脏的小巷子里找了个住处，但因为对住处不满，他很快又在弗尼沃旅社找了个没配置家具的房间。可他还没来得及采买家具，他父亲就又一次因欠债被捕了，查尔斯不得不出钱让他待在债务人拘留所
。“因为约翰·狄更斯将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与家人团聚”，查尔斯只得又给家人租了个便宜的住处，自己则带着弟弟弗里德里克勉强住进了弗尼沃旅社那间“四楼后”的房间。“正因为他心胸宽广，使钱大方，似乎很会处理类似的困难，”后来为他作传的乌娜·蒲柏—亨尼斯在她写的那本很可读的传记里说，“他家，后来还有他太太家，那群没骨气的亲戚都指望着他给他们找钱找工作，正如每一个养家糊口的人要负担的那样。”
在下议院的旁听席上干了大约一年后，狄更斯开始写一系列伦敦生活的随笔。这些随笔的最初篇目发表在《月刊》上，后来的篇目发表在《晨报纪事》上。他写这些东西时没有报酬，但却引起了一个名叫马克隆的出版商的注意。于是在狄更斯二十四岁生日的时候，这些文字分两卷出版成书了，名叫“博兹札记”，并由克里克山克绘制插图。第一版问世时，马克隆付给了狄更斯一百五十镑。这本书反响很好，很快就给他带来了再写的邀请。当时有种风潮，就是把幽默的逸事型小说配上滑稽插图，分期连载在月刊上，每期卖一先令。它们是我们现在滑稽连环漫画的远祖，也和我们的连环漫画一样非常受欢迎。有一天，查普曼出版社的一个合伙人登门拜访，邀请狄更斯写一个业余运动员俱乐部的故事，并由一位著名画家绘制插图。这个计划共有二十期，查普曼每期会出十四镑，买下我们现在叫作连载权的东西，以后出了书还会继续付钱。狄更斯说自己对运动一无所知，不认为自己能按要求写得出书来，但“报酬实在难以抗拒”。不用说，结果就产生了《匹克威克外传》。开头的五期不算成功，但是山姆·维勒这个人物一出现，发行量就立刻开始激增。到了出书的时候，狄更斯就出名了。虽然评论家们还有所保留，但狄更斯的声名已然确立无疑。不妨看看《评论季刊》是如何说他的：“无须预言的神力就可测知他的命运——他已然像火箭一样飞升，也将像棍子一样跌落。”的确，终其一生，虽然公众都在贪婪捧读狄更斯的书，评论家们却一直对他挑剔不断。
一八三六年，《匹克威克外传》第一期出版前几天，狄更斯和他在《晨报纪事》的同事乔治·贺加斯的大女儿凯特结婚了。乔治·贺加斯是六子八女之父，女儿们都是蓝眼睛、娇小丰满、健康明艳的长相。凯特是唯一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儿，这似乎是狄更斯娶她而不是别人的原因。短暂的蜜月期后，他们在弗尼沃旅社安顿下来，并且邀请凯特的漂亮妹妹、十六岁的玛丽和他们同住。狄更斯签了合同要再写一部小说《雾都孤儿》，《匹克威克外传》还在进行中时他就开始了《雾都孤儿》的创作。两本书都是连载，于是他半个月写这本，半个月写那本。大多数小说家都会情不自禁地沉浸于他正在写的人物当中，还会有意控制，不让脑子里产生其他文学想法，狄更斯却明显可以在两个故事中自由转换，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本事。
他喜欢上了玛丽。当凯特发现自己怀了孕，不能陪狄更斯到处走动的时候，玛丽就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人。凯特的孩子出生了，因为她还会再生几个，因此他们把家从弗尼沃旅社搬到了道提街的一处寓所。一天天过去了，玛丽越长越可爱，越长越讨人喜欢。五月的一个晚上，狄更斯带凯特和玛丽去看戏，他们看得高兴，回来时也兴致勃勃。可是突然间玛丽就病倒了，医生来了，可是几小时后玛丽还是死了。狄更斯把她手上的戒指摘下来戴在自己手上，并且至死都戴着这枚戒指。他悲痛难抑。不久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现在她还和我们在一起，还是那个迷人、快乐、亲切的伴侣，比任何我知道的人——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更理解我一切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只要这样的幸福继续下去，我将一无所求。可是她走了，我祈求上帝用他的仁慈，有朝一日可以让我与她重聚。”这些话很重要，昭示的意义深远。他还计划死后与她合葬一处。我想他无疑是深深爱上了玛丽，但我们无法得知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玛丽死时，凯特又怀孕了，妹妹的死使她受了打击，以致流产了。当她身体康复后，狄更斯带着她出国短期旅行，为的是两个人都能恢复精神。无论如何，到了夏天的时候，他就好得很了，可以跟一位埃莉诺·P.肆意调情了。
写了《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和《老古玩店》的狄更斯稳步走在事业成功的路上。他是个勤奋的人，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是一本书还没写完就开始写另一本。他写作是为了取悦读者，因此会密切关注公众对每期连载的反应，他的很多小说最初都是以连载形式发表的。有一点很有趣，就是他并没有打算让《马丁·翟述伟》在美国出版，直到销量的不断下降证明这次的连载不像以往的连载那么吸引人。他不是那种认为流行等于羞耻的作家，他的成功是巨大的。但是一个获得成功的文人，他的生活通常不是充满变故，而是一成不变的。他所从事的职业要求他每天必须花一定的时间在工作上，于是他发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模式。他认识了不少当时的名人，有文学界、艺术界和社交界的。他被贵妇们提携，他参加聚会，也举办聚会，他旅行，他在公众跟前露面。这基本上就是狄更斯的生活模式。确实，他所享受的成功很少有作家能有幸享受。他似乎精力无限。他不仅能快速连续地写出长篇小说来，他还办杂志、编杂志，甚至在某个短时段内还编过一份日报。他写过相当多数量的随笔，他做讲座，在宴会上发表讲话，后来还举办他作品的朗诵会。他骑马，觉得一天步行二十英里不算什么，他满怀热情地跳舞、装傻，他变魔术逗孩子们玩，还在业余剧团表演。他一直都迷恋戏剧，一度还认真想过要登台表演。他当时曾向一个演员学朗诵、背台词，在镜子前练习如何进屋、落座、鞠躬。可以猜想，当他被介绍给上流社会时，这些技能一定对他起了作用。然而，吹毛求疵者仍然认为他有点粗俗，认为他的穿衣风格过分招摇。在英国，说话口音总是能暴露一个人的出身。而几乎终生都住在伦敦、生活条件一直都不宽裕的狄更斯，很可能一口东区腔。但是他的好相貌、他明亮的眼睛、他充沛的感情、他的活力和愉快的笑声迷住了公众。他有可能被那些阿谀之词夸得晕眩，但他并没有被冲昏了头脑，反而一直保持着一种迷人的谦虚。他是个亲切热情、令人愉快的人。他是那种总能给人带来欢乐的人。
奇怪的是，他虽然具备强大的观察能力，也慢慢和社会上的居高位者熟悉了起来，却始终没能在小说中创造出可信的此类人物。在狄更斯生前，别人对他最常见的指责之一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写绅士。因为他曾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因此他笔下的律师和律师手下的职员特点最鲜明，是他笔下的医生和牧师所没有的。他写下层人士和卑贱者最拿手，因为他的童年就是在这些人中度过的。似乎一个小说家最了解的只能是他早年打过交道的那些人，他也只有用他们当原型才能创造得出人物来。一个孩子的一年，一个少年的一年，比一个成年人的一年要长得多，他好像因此被赋予了世界上所有的时间，让他去了解他生活环境中那些人的各种怪癖。“很多英国作家之所以完全不会描写上流社会的生活，理由很可能是因为，”亨利·菲尔丁写道，“他们实际上对上流社会的生活一无所知……这些高级阶层的人们不像人类这个物种的其余成员一样，可以在街道上、商店里和咖啡馆里被人白白看到；他们也不像高级动物那样被展出，你花点钱就能看一次。简而言之，没有以下的这两种资格，即头衔或财富，或没有和以上两者等价的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赌徒，谁也别想见到这些上流人士。此外，对世界来说很不幸的是，拥有这些资质的人很少会从事写作这个糟糕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通常都是那些社会地位更低、更穷的人，因为很多人认为干这行不需要任何储备。”
待到条件一改善，狄更斯一家立刻就搬到了一个比较时髦的街区的一座新房子里，并从著名品牌公司订购了全套的接待室和卧室家具。他在地板上铺了厚绒地毯，窗户上挂上了带花穗的窗帘。他们夫妇雇了一个好厨师、三个女仆和一个男仆，还配了辆车。他们举办晚宴，来的都是贵族和名人。他们的奢侈程度让简·卡莱尔
感到震惊，杰弗里勋爵则给他的朋友科克布恩勋爵写信说他在新房子吃了饭，“对一个有家要养，也无非是才富起来的人来说，这顿饭实在太奢侈了”。狄更斯慷慨的天性决定了他喜欢身边围满了人，他卑贱的出身也决定了他就是喜欢奢华，但这也太烧钱了。他父亲、他父亲家、他妻子家，常常都得让他花钱。部分为了支付这些沉重的花销，他创办了他的第一份杂志《韩夫利少爷的钟》，并为助它顺利启动，在其上连载了《老古玩店》。
一八四二年，他把四个孩子留给凯特的妹妹乔治安娜照顾，带凯特去了美国。在他之前和之后，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受到美国人的重视，但他这次行程也不完全成功。一百年前的美国人虽然随时都有可能贬低与欧洲有关的事物，却对任何针对他们自己的批评都敏感无比。一百年前的美国出版界对任何不幸成为“新闻”人物的隐私，都会无情地侵犯。一百年前在美国，那些渴望出名的人把外国名人看成上帝赐给他们站在聚光灯下的良机，当这个外国人拒绝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被对待时，他们就说这个外国人傲慢自负。一百年前，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只要这言论没有冒犯到他人的感情或侵害到他人的利益。美国还是个人人都可以有自己观点的国家，只要人人也都赞成别人的观点。对这一切狄更斯都一无所知，因此他犯了严重的错误。没有国际版权法不仅剥夺了英国作家在美国的收益，也损害了美国作家自己的利益。因为可以不付英国作家版税，书商们自然愿意出英国作家的书。又因为他们必须付给美国作家版税，因此他们不愿意出美国作家的书。可是狄更斯竟然在欢迎晚宴上的演说中提到了这一点，他实在太不圆通了。公众的反应很强烈，报纸说他“不是个绅士，只是个唯利是图的流氓”。虽然他仍然被崇拜者们簇拥，甚至在费城时和前来见他的人们握手都握了两小时，但是他的戒指和钻石别针，以及他俗丽的马甲还是激起了好一顿批评，另外有些人认为他的举止实在算不上有教养。但是他胜在自然、不装腔作势，很少有人能抗拒得了他的年轻、英俊与快活。他结交了一些好友，至死都和他们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
狄更斯夫妇在经过了精彩、疲累的四个月后回到了英国。孩子们对他们的乔治安娜姨妈已经有了依恋，于是疲惫的旅行者请她留下来和他们同住。乔治安娜十六岁，和当年玛丽来到弗尼沃旅社和新婚的狄更斯夫妇同住时一个年纪，乔治安娜长得也像玛丽，远看都可以被认成玛丽。相似度如此高，以至于“当凯特和她与我同坐时”，狄更斯写道，“我觉得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个忧郁的梦，而我正从梦中醒来。”乔琪
漂亮、迷人，不会装腔作势。她有种模仿的天赋，能让狄更斯大笑不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依赖她。他们会花很长时间在一起散步，他和她讨论他的文学计划，发现她是个有用、可信赖的誊写员。狄更斯的生活方式极为奢华，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不幸地陷入了债务之中。他决定把房子出租，带全家——当然包括乔琪在内——去意大利，因为那里的生活成本低，可以紧缩开支。他在意大利待了一年，主要在热那亚。他虽然南南北北旅游了不少地方，但他太狭隘，文化底蕴也缺乏，以至于这段经历没有对他的精神产生什么影响，他仍然是个典型的英国游客。但他发现住在外国很愉快，也很省钱，于是开始在欧陆做长久停留。乔琪作为家庭成员也和他们一起来去。一次，狄更斯一家打算搬去巴黎长住一段时间，于是乔琪就单独和狄更斯先去那里找房，而凯特则留在英国，等他们把一切安排好再去。
凯特的性格温和而忧郁，不是个适应能力强的人。她不喜欢狄更斯带她做的那些旅行，不喜欢和他一起参加的那些聚会，也不喜欢她当女主人的那些聚会。她似乎笨拙、无趣，还相当愚蠢，那些急于想要亲近名作家的大人物很可能觉得忍受名作家乏味的妻子是件非常讨厌的事。让她气恼的是，其中有些人总是把她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当名人的妻子不是件容易的事，除非她处事圆通，又有一种很强的幽默感，否则不大可能当得好。两样都没有的话，她就必须爱她丈夫，非常崇拜他，才能认为人们对他而不是对她更感兴趣理属应当。她也必须足够聪明，才能在以下事实中找到安慰，即他爱她，不管他多么不忠实于她，他最终都会回到她这里寻找舒适与安慰。凯特似乎从没爱过狄更斯。当年订婚时，狄更斯就给她写过一封信埋怨她对他冷淡。她跟狄更斯结婚，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婚姻是唯一对女人开放的职业。或者作为八个女儿中的长女，父母给了她压力，让她接受一桩能给她以未来的求婚。她是个友善温柔的小女人，但却无法满足丈夫的地位对她提出的要求。她在十五年的时间里生了十个孩子，流了四次产。她怀孕时，乔琪陪狄更斯旅行，和他一起参加聚会，并且越来越经常地代替凯特坐在餐桌旁女主人的位置上。我们以为凯特会憎恨这种局面，但我们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憎恨。
岁月流逝。一八五七年，狄更斯四十五岁了。在他活下来的九个孩子里，大的已经成年，最小的才五岁。他有着世界性的声誉，他是英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他很有影响力，他活在公众的目光里，这倒很符合他追求戏剧化的本能。一些年前他认识了威尔基·柯林斯，很快他们就发展出非常亲密的友谊。柯林斯比狄更斯年轻十二岁。埃德加·约翰逊曾这样描写柯林斯：“他喜欢美食、香槟和音乐厅，他经常同时和几个女人有着复杂的纠缠，他有趣、愤世嫉俗、好性情，放纵到了近乎粗俗的地步。”对狄更斯来说，柯林斯代表着——仍然引用约翰逊的话——“好玩和自由”。他们一起在英国到处旅游，还同去巴黎找乐子。狄更斯很可能利用了这个机会和碰巧遇到的放荡年轻人——不管这个年轻人是谁——寻了把刺激，就像很多他这个处境的男人都会做的那样。凯特没有给他他所想要的一切，很久以来他已经对她越来越不满意了。“她可爱，温顺，”他写道，“可就是不懂我。”他们才结婚她就开始猜忌他。我怀疑，在他知道她的猜忌毫无理由时，她对他发的那些脾气还好忍受些；可是后来当她的猜忌确有其实时，那些气就不那么好受了。他劝自己说她从来都不适合他。他前进了，她却还在原地。他确信自己无可指责，相信自己是个好父亲，为孩子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事实是，他虽然不太高兴他得养活这么多孩子（他似乎认为凯特一个人应该为生这么多孩子负责），但是孩子们小的时候他还是很喜欢他们的，长大后不知怎么就对他们失去了兴趣。于是，当男孩们到了适当年龄的时候，他就把他们统统打发去了遥远的异国他乡。这些孩子也的确不是怎么有出息的一群。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不可预见的意外，狄更斯和他妻子的关系不会有太大改变。就像很多不和谐的夫妻一样，他们之间可能会疏远，但对外人还是会保持一种在一起的假象。这个意外就是狄更斯恋爱了。我曾经说过，狄更斯对舞台情有独钟，他曾不止一次为了慈善的原因在这个或那个剧中业余演出。眼下他受邀在曼彻斯特的一个剧中表演，剧名叫《冰渊》，是柯林斯在他的帮助下写成的。这出戏曾在伦敦的德文郡府当着维多利亚女王夫妇和比利时国王的面成功演出过。他的女儿们曾在其中出演女孩的角色，但是现在他既然同意在曼彻斯特重演，就觉得她们在大剧院里的声音不行，观众听不到，于是决定让专业演员演。这样就安排了一个名叫艾伦·特南的年轻女子出演其中的一个角色。这个小女子年方十八，娇小白皙，眼睛湛蓝。彩排安排在狄更斯家，他是导演。艾伦很崇拜他，急切地想讨好他，他很得意。彩排未完，他就爱上了她。他送给她一只手镯，却不想错送到了他妻子那儿，她当然大闹了一场。狄更斯装出无辜受过的样子，就像那种丈夫们在这种尴尬的节骨眼儿上觉得最方便装出的样子。戏如期上演了，他演主角，一个自我牺牲的北极探险者，演得很动情，全场没有不哭的。为了演戏他还留了络腮胡。
狄更斯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那个从来都是那么亲切、好脾气、易相处的他现在除了对乔琪，对每个人都变得喜怒无常、烦躁不安、爱发脾气了。他非常不开心，最后他得出结论：他再也不能和凯特同住了；但他的公众地位又使他害怕公开决裂会造成丑闻。他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通过他无比赚钱的圣诞书系列，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希望让圣诞节成为一个象征性的节日，庆祝的不光是家庭美德，还有团结幸福的家庭生活之美。多年来，他以感人的辞藻让读者相信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家。情况很微妙，各种建议都被提了出来。其中之一是他们夫妇还住在同一屋檐下，但是凯特将有自己的房间，和狄更斯分开住，不过她还会在他的聚会上充当女主人，也还会陪他参加公开活动。另一个提议是如果凯特留在伦敦，他就去盖德山庄；而如果他来伦敦，凯特就去盖德山庄。盖德山庄是他刚买的一个房子，在肯特郡。第三个提议是凯特去国外。凯特否决了所有这些提议，最后决定完全分居。凯特被安置在了卡姆登镇边上的一幢小房子里，每年有六百镑收入。不久以后，狄更斯的大儿子查尔斯和他母亲同住了一段时间。
这种安排令人惊讶。我们禁不住疑心，就算凯特性情温顺，可能还愚蠢，可她为什么会接受自己被赶出家门，为什么会同意把孩子留下？她知道狄更斯对艾伦·特南的迷恋，我们本以为她手里有了这张王牌，会想提什么条件就能提什么条件。狄更斯在一封信里提到凯特有个“缺点”，他在另一封当时被不幸出版的信里暗示这个缺点是精神病，这“让他妻子以为她离开会好些”。一般认为这些谨慎的说法其实指向的都是凯特酗酒的事实。如果她的猜忌、觉得自己不胜任、不被需要的屈辱感使她拿起了酒瓶，那也无甚稀奇。而如果她确实酗酒成瘾，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乔琪要来管家看孩子，为什么孩子们留在了家里而他们的母亲却离开了，为什么乔琪会写：“可怜的凯特不能照顾孩子，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个秘密。”她大儿子和她同住的原因大概是要看着她，不让她喝太多。
狄更斯太有名了，他的私事不可能不引人闲话。谣言如丑闻般散布得到处都是。他听见贺加斯家——凯特和乔琪的妈妈和姐妹们——都在说艾伦·特南是他的情妇。他大怒，威胁要把凯特赶出家门，一分钱都不给，以此强迫他们签一个声明，说他们不相信他和那个小演员之间有何不妥。贺加斯家花了两个星期时间才接受被如此威胁。他们一定知道，如果狄更斯把他的威胁付诸实际，凯特可以诉诸法律，他们铁定会赢。而他们不敢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能是因为在凯特这方有他们不愿透露的过错。关于乔琪也有很多闲话。她确实是整件事里谜一般的人物，我纳闷是否有人想过要把她作为一出戏的主角。本章早些时候，我提到了玛丽死后狄更斯在日记里写的那些话的重要含义。在我看来，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不仅说他爱上了玛丽，还表示他已经对凯特不满了。当乔琪被邀请去和他们夫妇同住的时候，他被她迷住了，因为她和玛丽长得太像了。他是否也爱上了她？她爱他吗？没人说得清。乔琪相当嫉妒凯特，狄更斯死后，她编选了狄更斯的一些通信，删掉了其中所有赞美凯特的话。但是教会和国家把妻子死后娶妻子的姐妹为妻的做法视如乱伦一般的罪恶，因此她虽然借居狄更斯家长达十五年之久，却可能从未想过在她和这个男人之间还能有超出一奶同胞的姐妹对兄弟的感情。她能获得这样一个名人的信任，还和他建立了这样一种完全的支配关系，可能就够了。整件事最奇怪的部分是当狄更斯热烈地爱上了艾伦·特南时，乔琪居然和她交上了朋友，还欢迎她来盖德山庄。不管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她始终都没说出口。
狄更斯和艾伦·特南的关系被那些知道内情的人私下里谈论着，以至于事情的细节都无法确定。她似乎对他的追求拒绝了一段时间，但是最后屈服于他的坚持。一般认为，狄更斯以查尔斯·特林汉姆的名字在佩卡姆为她租了一所房子，她一直住在那里，直到他死。按照狄更斯女儿凯蒂的说法，狄更斯和艾伦·特南有个儿子。可是关于这个儿子谁也没再听说过更多的事，不妨假设他死于襁褓中了。据说艾伦的屈服并没给狄更斯带来想象的那种欣喜若狂之感。他比她大了二十五岁还不止，不可能不知道她不爱他。世上没有几件事比得不到回报的爱更令人难受了。他在遗嘱中给她留了一千镑，她后来嫁给了一个牧师。她告诉一个名叫贝汉姆的教会朋友，“只要想到”狄更斯强加给她的“亲密”，她就觉得“恶心”。像很多女性一样，她似乎很愿意接受她那个位置的特权，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想要让她作出回报。
大约就在狄更斯和他太太决裂的时候，他开始举办他作品的朗诵会。为此他在英伦三岛巡回演出，并再次去了美国。他的表演天赋使他受益匪浅，他的朗诵表演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功。但是他付出的那些努力，还有他经常的旅行，让他疲惫不堪，人们开始注意到他虽然只有四十多岁，看起来却像个老头一样。朗诵表演不是他唯一的活动。在他和妻子分居一直到他去世的十二年里，他还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办了本极红火的杂志，名叫《一年到头》。毫不奇怪，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开始被恼人的病痛折磨，他的那些朗诵表演也明显把他累坏了。别人建议他放弃，但他不肯。他喜欢出名，喜欢他一露面就带来的那种轰动，喜欢那种面对面的掌声，喜欢能随意左右听众情绪的能力带给他的刺激。他是否觉得要是艾伦看到他的朗诵会挤满了人，人群如此追捧他，可能会更爱他？他决定最后再做一次巡回演出，但在途中他就病得不行了，只好放弃。他回到盖德山庄，坐下来写《艾德温·德鲁德之谜》。但是因为朗诵会的场次缩减，组织者受到了损失。为了补偿朗诵会的组织者，他又接受了在伦敦安排的十二场朗诵会。这是一八七〇年一月份的事。“圣詹姆斯堂的观众多极了，有时当他出场和退场时，观众会一同起立喝彩。”回到盖德山庄后，他继续写小说。六月的一天，他正单独和乔琪吃饭，不想突然发病了。乔琪派人去叫医生，并把他在伦敦的两个女儿叫了回来。隔天，小点的那个女儿凯蒂被她机智能干的姨妈派去向她妈报告说她爸要死了。随后，凯蒂连同艾伦·特南回到了盖德山庄。之后第二天，也就是一八七〇年六月九号，狄更斯死了，被葬在西敏寺。
马修·阿诺德曾在他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坚持说，诗歌要想真正优秀需得具备高度的严肃性。他认为乔叟缺乏这种严肃性，因此尽管他对乔叟赞美有加，却拒绝在最伟大的诗人行列中给他留下一席之地。阿诺德太严肃，看待幽默时未免带了丝疑虑。我不认为有谁能说服他承认，拉伯雷的大笑中可能也包含着类似弥尔顿想要向世人昭示天道一样的严肃。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而且我认为这个意思不光适用于诗歌。可能正因为狄更斯的小说缺乏这种高度的严肃性，因此即使其优点众多，仍会使我们有一丝不满。我们今天再读他的小说，会惊讶于他的幼稚，因为我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伟大的法俄小说的印象，而且不光是法俄小说，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也给我们留下了印象。和这些小说比，狄更斯的小说简直还未成年。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现在读的并不是他当年写的小说。因为我们已经变了，那些小说也和我们一样变了。我们不可能再次捕捉到这些小说新鲜出炉时狄更斯的同代人读它们的感受。关于这点，我将引用乌娜·蒲柏—亨尼斯书中的一段话加以证明。“亨利·希登斯太太是杰弗里勋爵的一个邻居和朋友。有一次她向杰弗里的书房窥探，发现杰弗里正趴在桌上，他抬起头的时候满眼是泪。她请他原谅，说：‘我不知道你收到了坏消息，或者你有令你悲痛的理由，否则我就不来了。是谁死了吗？’‘是的，确实有人死了，’杰弗里勋爵回答道，‘我知道我这么动情很傻，但我真的是情不自禁。你知道了也一定会难过：小耐尔，博兹的小耐尔死了。’”杰弗里是个苏格兰法官，《爱丁堡评论》的创办者，一个严厉刻薄的评论家。
就我而言，我虽然还是觉得狄更斯的幽默非常有趣，但他的悲怆让我觉得冷，让我提不起兴趣。我会说他感情强烈，但他没有心。我得赶快纠正。他对穷人和受压迫者有一颗慷慨的心和极大的同情，我们还知道，他一直持续有效地关注着社会改革。但他的心是一颗演员的心，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他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某种情感，他也希望表达这种情感，就像一个悲剧演员能够感受到他想要表达的那种情感一样。“赫库芭
对他算得了什么，他又对赫库芭算得了什么？”这让我想起多年前莎拉·伯恩哈特
剧团的一个女演员对我说的话。有一次这位大艺术家（莎拉·伯恩哈特）饰演费德尔
，正说到她最感人的一段台词时，在所有人看来她悲痛得都要发疯了，结果她发现舞台一侧有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大声交谈，于是她向那几个人的方向走去。她转身背向观众，做出在悲痛中把脸藏起来的样子，其实她是在向那几个人嘶吼，法语的意思是：别你妈吵了，你们这帮讨厌的浑蛋。然后，她向观众转过身来，做出一副极度悲伤的姿态，继续她那激烈的长篇演说，直至它令人敬畏地结束。观众什么也没察觉到。很难相信她如果不是真的感受到台词的意思，她能如此高贵、悲壮地说出这些台词，但是她的感情是一种专业的感情，就像皮肤一般浅，只关神经，不关心灵，对她的自控毫无作用。我不怀疑狄更斯是真诚的，但那是一种演员的真诚，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不管他怎么堆砌痛苦，我们都觉得他的抒情并不发自内心，都不再被他打动。
但我们无权要求一个作家给予他不具备的东西。如果狄更斯缺乏马修·阿诺德所要求的最伟大的诗人应该具备的高度严肃性，他也还有别的很多东西。他是个很伟大的小说家，他的天赋极高，他认为《大卫·科波菲尔》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虽然作家并不总是能对自己的作品做出公正的判断，但狄更斯对此书的判断在我看来却是正确的。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大卫·科波菲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传性质，但是狄更斯写的是小说，不是自传，因此他的取材虽然很多来源于他自己的生活，但他只是把这些素材用于小说创作。对于其余部分，他则依赖自己生动的想象力。他从来都不是个阅读者，文学对话使他厌烦，他后来接触到的文学似乎对他无甚作用，没能消除掉他幼时在查塔姆读到的那些书留给他的深刻印象。从长远看来，我认为那些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斯摩莱特的小说。斯摩莱特向读者展示的那些人物与其说高大夸张，不如说色彩艳明；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气质”。
所以，看人很适合狄更斯的性情特质。麦考伯源自他父亲。约翰·狄更斯在说话上夸夸其谈，在金钱上极不可靠，但是他不傻，也并非无能。相反，他勤奋、温和、亲切。我们知道狄更斯把他写成了什么样。如果福斯塔夫
是文学中第一伟大的喜剧角色，麦考伯就是第二伟大的。有人埋怨狄更斯不该给麦考伯安排一个澳大利亚地方法官的体面结局，我认为这种批评不公正。还有评论家认为麦考伯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一副行事鲁莽、挥霍无度的样子。可是澳大利亚当时是个人烟稀少之地，麦考伯又是个讲究派头、受过教育、说起话来喜欢炫耀夸大的主儿。我看不出为什么他这么个不乏优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弄个一官半职。但是狄更斯的厉害之处不只在创造喜剧人物上，斯蒂尔福斯那个圆滑的仆人他也写得很好。此人有一种神秘、邪恶的气质，能让人脊背发凉。尤赖·希普有一种过去叫作“泰晤士河南岸的闹剧感”
，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一样是个强大、可怕的人物，狄更斯写他的技巧很高超。的确，《大卫·科波菲尔》充满了最多样、最生动、最新颖的人物。文学史上还没有过像麦考伯、辟果提和巴克斯、特莱德、贝特西姨婆和狄克先生、尤赖·希普和他妈那样的人物。他们是狄更斯旺盛想象力的出色创造。他们是那么有活力，那么前后一致，狄更斯对他们的描写又是那么逼真可信，以至于你会边读边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他们可能并不真实，但是他们鲜活生动。
狄更斯刻画人物的方法通常是夸大其特点、怪癖和弱点，还让他们每个人说一句话或一串话，好把其典型特点深深印在读者的脑子里。他从来不展示人物的发展。整体看来，他的人物开始什么样，最后还什么样。（只有一两个例外，但那时狄更斯所表现的人物性格的变化非常不能令人信服，因为那变化的原因是为了人为地实现大团圆的结局。）如此刻画人物的危险在于合理性的边界似乎被越过，结果就变成了漫画。漫画其实也不错，如果作者给读者看的是一个可以嘲笑的人物，就像你可以嘲笑麦考伯。可是如果作者想让读者同情，漫画就不管用了。狄更斯刻画女性人物从来都不是很成功，除非他可以使其漫画化，比如那个说“我永远都不会抛弃麦考伯先生”的麦考伯太太，再比如贝特西姨婆。朵拉是按狄更斯的初恋玛丽亚·比德内尔刻画的，太傻太幼稚。艾格尼丝是按玛丽和乔琪刻画的，又太好太理智。此外，朵拉和艾格尼丝都极其无趣。小艾米莉在我看来是个失败的形象，狄更斯明显想让我们同情她，可她的结局纯属自找的。她的雄心是想当个“贵妇”，她跟斯蒂尔福斯私奔是因为她以为她能让他娶她，结果她只当了个令他非常不满的情妇：阴郁、爱哭、自怜，时间长了他当然会厌倦她。《大卫·科波菲尔》里最令人不解的女性是罗莎·达特尔。我猜一开始狄更斯是想让她发挥更大作用的，而后来他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怕会冒犯公众。我只能猜斯蒂尔福斯曾是她的恋人，但是后来抛弃了她，因此她恨他，可又还爱着他，那是一种嫉妒、饥渴、复仇式的爱。狄更斯创造的这个人物到巴尔扎克手里是可以大写特写一番的。在《大卫·科波菲尔》的所有主角里，斯蒂尔福斯是唯一一个“直”写的，取演员们所说一个角色是“直角”的意思。狄更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印象，他写了斯蒂尔福斯的魅力、大方、优雅、友好、亲切，他能跟各种人合得来的可爱天赋，他的快活、勇气、自私、没良心、鲁莽、无情。他描绘的这副形象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认识的一类男人，这类人所到之处都能给人愉悦，可是离开时也都留下了灾难。狄更斯最后给了他一个坏结局，我觉得菲尔丁会更仁慈，因为正如奥诺太太
说汤姆·琼斯的那样：“如果女孩们都这么急切，年轻男子也就没什么好指责的了，因为他们所做的无非是天性使然。”今天，小说家不仅要使他的故事情节可信，还得尽可能地逼真。然而狄更斯却不受这样的限制。离开英国多年后，斯蒂尔福斯从葡萄牙坐船回国，居然就在能看得到亚茅斯港时，船沉没被淹死了，而且还正赶上大卫·科波菲尔来此短暂拜访老友。这样的巧合很难令读者信服。如果是为了满足维多利亚时代恶有恶报的要求，斯蒂尔福斯必须死，狄更斯也一定能想出一个更合理的方式。
英国文学的一个不幸是济慈死得太早而华兹华斯死得太晚。另一个几乎同样严重的不幸是，就在我们国家涌现出有史以来最具天赋的一批伟大小说家的时期，那时流行的出版方式却助长了他们漫无边际、冗长啰唆、离题漫谈的倾向，对他们的作品造成了伤害，而英国的小说家们又大多天性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都是些靠笔谋生的劳动者。他们签的合同要求他们必须写出固定字数的十八、二十或二十四期连载，还必须以某种套路安排叙事，以便每期结束的时候能够诱惑读者购买下一期。他们无疑知道他们所讲故事的主线，可我们也知道，他们在出版前会预先写好两三期，然后按需要写剩下的，相信他们的创造力会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材料填满剩下的页码。而且他们也承认，有时候他们的创作会失败，会没的可写，这时他们只好尽量写。有时还会发生故事写完了，可连载还有两三期没完的情况，他们只好想办法尽量推迟结局的到来。如此一来，他们的小说当然就会不成样子，冗长拖沓，他们也就只好东拉西扯。
狄更斯以第一人称写《大卫·科波菲尔》。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对他有利，因为他的故事情节通常都很复杂，有时候读者的注意力会被转移到与故事主线无关的人和事上去。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只有一次这样的冗长的离题，那是当他叙述斯特朗医生与其妻、其母和其妻的亲戚的关系时。这段情节与大卫无关，而且这段叙述本身也很无聊。我猜狄更斯描述这个情节是为了处理两次时间上的流逝，第一次是大卫在坎特伯雷上学那段时间，第二次是从大卫对朵拉失望到她死那段时间。狄更斯对这两段时间都不知如何写是好。
狄更斯没有逃脱半自传体小说的作者经常会面临的难题，即他本人就是书中的主角。大卫·科波菲尔十岁时就被他严厉的继父送去干活了，就像狄更斯本人也曾被他亲爸送去鞋油厂一样。大卫不得不忍受和社会地位低于他的同龄小孩混在一起的“屈辱”，而狄更斯在他提供给福斯特的只言片语的自传里，甚至相信自己也遭受过一样的痛苦。狄更斯竭尽所能想要激起读者对他的主人公的同情。在那条奔往多佛尔的路上，为了表现大卫孤注一掷的心情，狄更斯实在是写得太夸张了。大卫去多佛尔是想要寻求他姨婆的庇护，这个姨婆是个可爱有趣的人物，无数读者都认为狄更斯对这段逃亡的叙述非常动人。我这个人心肠较硬。我奇怪这孩子怎么是个傻瓜，让每个遇到他的人都抢他、骗他。他毕竟在工厂干了好几个月，也曾从早到晚地在伦敦游荡过。厂里其他小孩哪怕社会地位再不如他，也能教会他一两样东西。他还和麦考伯家住过一段时间，为他们典当过这样那样的东西，也曾去马夏尔西监狱看过他们。他如果真是狄更斯说的那个聪明孩子，那么哪怕他岁数再小，也一定能学到一些社会知识，也该有足够的机灵保护自己。但是大卫·科波菲尔不光是童年表现无能，成年后也无法应对困难。他面对朵拉时的软弱，他处理普通家庭问题时的缺乏常识，几乎都令人难以忍受。他还无比迟钝，猜不出艾格尼丝爱他。我没法劝自己相信，就像狄更斯告诉我们的那样，他最后居然成了一个成功的作家。如果大卫写小说，我怀疑他写得会更像亨利·伍德太太
，而不像狄更斯。很奇怪为什么他的创造者一点都不把自己的魄力、活力和充沛的感情分给他。大卫长得纤瘦漂亮，还有魅力，不然不可能赢得他遇到的每个人的好感。他还诚实、友好、认真，可他真有点傻。他是书里最没趣的一个人。他在苏活区的阁楼上目睹小艾米莉和罗莎·达特尔之间发生如此可怕的一幕，却因为一个最靠不住的理由而没去制止。他在全书中的表现再没有比此时更糟糕、更不中用、更不能应付尴尬局面的了。这一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可能会使叙述者被迫陷入一个虚假得令人吃惊的窘境，让人觉得一个小说的主人公实在不该沦落至此，让读者有理由生他的气。如果用第三人称，即从全知的视角来叙述，那么这个场景即使还是一样夸张，一样令人反感，但是会变得可信，哪怕只是勉强可信。但是当然，我们读《大卫·科波菲尔》的乐趣并不起于以下信念，即生活是，或者曾经是狄更斯描写的那样。这不是为了贬低狄更斯。小说就像天国一样有很多个房间，一个作家想让你参观哪间，他就可以请你参观哪间。谁活着的理由都不比别人多，但是你必须让自己适应你被带入的那个环境。读《金碗》和《蒙帕纳斯的布布》
时要戴不同的眼镜。《大卫·科波菲尔》是对生活的幻想，它有时充满欢乐，有时透出悲伤。它是由一个有着生动想象力和温暖情义的男人用回忆和心愿得偿的希望写成的书。你读这本书时必须像你读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时怀有一样的兴致，而它所提供的乐趣几乎像后者一样让人感到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