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麟
“白手起家”的科学大师

谢家麟（1920—2016）

他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时，大行李箱里一半都是烧制高能绝缘材料的滑石。他因所学专业而被美国限制离境。回国后从一无所有做起了我国最早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他一直不知道是谁推荐了自己评选院士。有学生问他是否后悔回国，他说“我留在美国，是锦上添花。回到中国，却是雪中送炭”。他被誉为“中国粒子加速器之父”。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谢家麟把仅剩的一点点精力都留给了“粒子加速器”。他坚持看英文专著和学术论文，85岁时还向学生推荐《自然》杂志上最新的文章；迈过90岁的门槛，他每周一仍拄着拐杖，去中科院高能所“问问所里最新的科研进展”；就在上个月底，96岁的他还参加了所里的院士座谈会，用略快的语速畅谈着“高能所的未来”。

一切都和过去60年没什么两样。

只是，如今在北京玉泉路那个四四方方的大院里，人们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2月20日上午8时12分，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先生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6岁。

在谢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前来吊唁的人排了百米长队，有人说那天“来了四五百人”。在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发来的唁电里，人们回顾了这位科学家“钟情”一生的事业：研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研制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研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为纪念他在粒子加速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谢家麟星”。

桩桩件件，半个多世纪以来，谢家麟的名字一直和“加速器”“绑”在一起。“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想过放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高能所副所长的张闯说。

不过，生前聊起自己学术生涯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时，谢家麟是这么总结的：“我就是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6年前的一天，谢家麟在自家几十平方米的小屋中接待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来访的同事。当时对方正为他准备申报国家最高科学进步奖的材料，很多证书都需要找到原件。

结果，谢家麟颤颤巍巍地从房里抱出一摞废报纸。

整个下午，在那堆“废报纸”中，两人一会儿抽出一张盖着部委章子的奖状，一会儿又翻出鎏金大字写就的“国家级”硬壳证书。可左找右找，也不见那张标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证书。

那一年，谢家麟90岁。他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了，他记不清证书放在哪儿了。记者采访时，他偶尔会露出“茫然”的表情。同事和他回忆过去的科研岁月，他“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

这个“什么都不怕”的物理学家在1955年离开斯坦福大学回国，回来就遇上了“最糟糕的情况”。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无所有”加“一无所知”。加速器试验用的元器件和装置，基本是“要啥没啥”，试验人员全是新来的大学生，不少人连加速器是什么都没听说过。

“我们想吃馒头，但什么都没有，能怎么办？”

“从种麦子开始！”谢家麟自问自答，扯着嗓子喊出这句口号。

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留美博士，带着十几个大学生、一篇论文和一张加速器外形图，从画图、打造零件开始做起我国最早的电子直线加速器研制工程——顺便还给“同事”挨个儿补习“核物理”“电子学”“微波技术”等课程。

谢家麟说，他“有自己动手的习惯”。那年头，中午只有一个小时做饭休息，可做饭要点火烧煤，大家都赶不及。谢家麟就把闹钟和小电机连成一个新机械，到点了自动打开煤炉。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李广林还记得昔日“热火朝天”的景象，在工厂研究试验器材，戴着黑框大眼镜的谢家麟把中山装一脱，衬衣袖口一挽，就加入了搬运大件儿的学生队伍，“一点儿领导架子都没有”。

这和李广林印象中“大科学家的形象”完全不符。谢家麟能和大学生“打成一片”。上百万元的子项目，他组织讨论后，当着众人面宣布采用新同事的意见。

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把试验器材搞砸是常有的事儿，但人们始终没见谢家麟生气过。他不训人，只是叫齐了人再把器材的原理仔细梳理一遍，最后撂下一句“咱们再接着做”。

一次，李广林半夜返回实验室，发现自己的“老师”一个人默默坐在实验台前，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蒂落了一地。

高导无氧铜的波导管、加速腔、电解槽……一个个器件完成后，十几人的小团队还多少掌握了些焊接、车床技术。8年后，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建成，随即投入“两弹”研制工作。后来，这台加速器还陆续在灭菌保鲜、肿瘤治疗、环境保护等领域应用。

那时，常常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谢家麟已患上肝炎。

他戒了烟，但没有停止工作。

有一句话谢家麟始终挂在嘴边：“科研工作就是解决困难、问题，没有困难就不叫科研，科研工作的根本精神就是创新，没有路可走，你自己就得想出一条路。”

“文革”后，中央决定上马高能加速器工程，谢家麟又一次做了“先种麦子”的决定。他和同事朱洪元全世界跑，张罗着不同肤色不同语种的专家坐到一块儿，谈谈“加速器的未来”。最终，他们确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想法是“极为大胆”的。此前，高能所的研究都集中在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质子领域，唯独他提出的方案是全新的。那时大多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只有3万元经费，要把差不多9000万元的“天文经费”用在这儿，没人敢打保票。

很多人回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过程，就是一段漫长的“废寝忘食”的日子。

谢家麟因为肝病，落下了严重失眠的后遗症。为了工作，他需要足够的休息，这个60多岁的老人开始偷偷地吃安眠药。严重的时候，他一晚上连吃三次药才能入睡。

第二天早起开会，他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甚至无法掌握方向。

一年后，他找到中科院领导，请求辞去工程经理的职务。那是在1986年，工程已走过设计、预研、部件加工，就剩下最后一步——安装。

“他原本可以等到完工的，可谢先生说，自己精力不够了，应该退位让贤，交给年轻人去做。”张闯很敬佩，“谢先生真是一点不计较名利。”

在给谢家麟整理申报材料时，所里的同事一点点向老人确认当时工程的细节，没想到，谢家麟满口都是“这个不是我做的，我只提了些意见”，“那个是某某做的，你得问他”。

在高能所这么多年，谢家麟似乎从来没学会“人情世故”。有时，看到他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做了大量工作，学术秘书把“谢家麟”的名字也放在作者之列。谢先生会生气：“对学术界‘搭便车’的陋习，我是十分反对的。”他坚决要求把自己名字划去。

还有同事曾悄悄地问他，当年是怎样评上中科院院士的，他说，“我至今不知道谁是我的推荐人”。

他在没有电梯、老旧的楼里住了快60年，和当律师的父亲一样，他喜欢字画和写诗。在狭小客厅的墙壁上，他搭了一根弯弯扭扭的木条，用来挂一些收藏的字画。可他太忙了，甚至没时间给这些“宝贝”挪个地方。

在他逐渐衰老的大脑里，只装得下发展越来越快的加速器事业。

他的办公室里，偌大的办公桌被一摞一摞、厚厚的、装订好的外文期刊堆满。90多岁的他仍坚持看邮件和论文，“还得学习，要不然跟（高能）所里完全脱节了”。

没人知道老人如此高龄仍坚持学习的动力何在。直到后来，谢先生经不住再三邀请，决定写下自己的经历，“鼓励年轻人前进”。

人们那时才第一次了解到，多年前，日本人占领北京时，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谢家麟每次回家，都不得不在日本兵的岗哨前停步。眼看过往的老百姓遭到殴打、搜身，谢家麟一字一句地写下，“那时除了觉得屈辱，更有了强国图存的念头”。

1943年，他与新婚妻子范绪篯，跟着单位辗转于桂林、贵阳、昆明等地，在日本人的炮火中一边转移，一边度“蜜月”。他们的行李箱里，装了半箱准备烧制高压绝缘材料的滑石，每到一个地方，夫妻俩就去找铁匠铺继续烧炼。

抗战胜利，大儿子刚满4个月，谢家麟就决定赴美留学。那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报国”。

在美国，他写过这样的诗：黄河横渡浑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

了解了这些往事后，张闯说，自己能理解谢先生对年轻人的期待了，“在谢先生眼中，青年才是科学的未来”。

老人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奖金悉数捐给所里，他提了唯一一点要求，“要用到青年身上”。更早些时候，谢家麟就想方设法地给团队里的年轻人争取出国学习的机会。1978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加速器教研组安排学生前往高能所参观，时任“八七工程”总工程师的谢家麟亲自接待了这些学生。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高杰还记得，穿着四兜蓝色工装的谢先生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未来加速器的发展计划。

“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大学生，在他心里分量一定很重，他对年轻人的未来有很高的期待，才会用心准备那么多内容。”

在担任高能所副所长时，张闯“压力很大”，谢家麟拄着拐杖一路从中关村赶到所里的控制室，安慰他：“你们年轻人要敢于承担责任。”后来，张闯计划对谢家麟领导建造对撞机建设时的加速器相关研究室的设置进行调整，他一度“忐忑不安，怕谢先生反对”，可在加速器中心成立大会时，谢家麟坐到他旁边，笑着跟他说：“学科在发展，你们做得很好。”

谢家麟曾受邀多次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新生做讲座，每每结束，他总会被学生团团围住，工作人员想结束，谢家麟又笑起来：“不打紧，我曾经也是学生。”

还有一次，台下有个胆大的学生提问：“您从美国回来以后，后悔过吗？”

在现场的张闯有些担心，生怕气着谢先生。当年谢先生写书时，一个字一个字往电脑里敲，但一次误操作让电脑中的文字全部消失。一着急，谢家麟脑中风，住进了医院。

可这回谢家麟没着急，他笑着告诉那名学生：“不后悔。我留在美国，是锦上添花。回到中国，却是雪中送炭。”

袁贻辰/文
2016年3月2日 UFsD/O9+D2x/2fAjaxTfU7jwviTlYgJ92t5/qXnTQVPEMN+ZNBPyrf4xvPzJ50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