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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雪寒（1911—2005）
他可以和顾准相提并论，但著名财经记者胡舒立却并不了解他。他是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但三联书店总经理天天看着他的照片却不知道他是谁。他坐了6年国民党的监狱、10年共产党的监狱、10年革命群众的民办“牛棚”，但他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被称为“用生命敲击改革开放的大门”的人。
他被拿来与顾准相提并论。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道：“如果顾准在学术思想上是一个泰斗级的人物，那么徐雪寒的才能是表现在多个方面的。”实际上，他与顾准本就是挚友。
他叫徐雪寒。
尽管徐雪寒的建树很多集中在经济领域，但中国最著名的财经媒体人士之一胡舒立说，自己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她偶尔看到那场“徐雪寒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会”的发言稿，一下子就被震住了。她突然意识到吴敬琏、张卓元、冒天启、李剑阁等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为何如此真诚地来纪念这位老人，这是真正的“重如泰山”。
经济学家张卓元断言，走在大街上，99.999%的人都不知道徐雪寒是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说，在徐雪寒离休的这个单位，如今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不会超过20个。
徐雪寒生于1911年，卒于2005年，原名汉臣，浙江慈溪人。他是1926年参加中共的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贸部副部长，后来因为潘汉年案牵连入狱，蒙冤26年，平反恢复工作时已经70岁。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当常务干事，以经济政策研究推动改革。
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徐雪寒”条目的解释只有5个字：“中国出版家”。
可这5个字远远不够。
在北京的西长安街，人们看到风格独特的中国人民银行大楼，便知那是中央银行。但是没多少人知道“人行”是怎么成为名副其实的“央行”的。其中，徐雪寒功不可没。
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总部，每天出入成千上万人，但鲜有人知，当年建立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动议，主要是徐雪寒提出来的。直到纪念改革开放30年，在一篇《交通银行迁沪记》中，才终于有人提到他的名字。
在上海浦东繁华的街头，没有人会把今天的上海跟这个故人联系起来，可徐雪寒正是最早向中央提出要给上海“松绑”的人之一。
他和他的朋友薛暮桥等人，还改写了我们的教科书。他坚持认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使用“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提法。
我们翻阅影响了几代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却从不知道这本书是1942年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主持出版的。
在北京美术馆东街22号三联书店办公楼一楼大厅内，悬挂有9位创始人的大幅照片。作为三联前身之一新知书店的主要创始人，徐雪寒的照片就在其中。所有照片中，他显得最为年轻，着西装，系领带，头发向后梳着，很有风度。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每天上下班坐电梯时，都会面对徐雪寒的照片，他也不了解徐雪寒到底是谁。
他还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基金会的一间老屋子里至今保存着一份发黄的账目单，上面记载着：徐雪寒2008.32元。1983年，刚平反两年的他把补发的“文革”10年工资全部捐出，成为基金会的第一笔捐款。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有好些关于改革的想法。那时他吃不下，睡不着，整日拉肚子，身体差到“所有零件都在报警”。用被誉为“市场经济先驱”的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来说，是“历史使他患了一定程度的抑郁症”。
可只要有人来看他，来谈改革，他就会思维敏捷地冒出很多火花。大家很惊讶，“他衰弱的手、腿、胃、心脏，所有的零件都满足不了他强大的大脑。”
这样一个人，几乎被这个时代“弄丢”了。他去世后，鲁志强叹息：“一个时代翻过去了。”
可徐雪寒生前给自己定位，不过是“一个在漫长的革命运动中跑龙套的人”。
徐雪寒的儿子小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父亲》，写自家从一处迁到一处，又迁到另一处，却总见不到父亲。老师的批语是：“像捉迷藏。”而徐雪寒的一生就真的在“捉迷藏”，直到晚年，才被宣布“游戏”结束，回到家来。
他一生有26年失去人身自由。1928年初，17岁的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待了6年。1955年后又因潘汉年案蒙冤，在北京秦城监狱等处关了10年。“文革”中，他又在“牛棚”和“干校”中度过了大约10年。等到平反时，他已是七旬老人了。
有人计算，徐雪寒一生1/3生命用于工作，1/3生命耗于坐牢，1/4生命困于病痛。鲁志强感慨：“徐老啊，不是‘雪’寒，是‘命’寒。”
在鲁志强眼里，这个老人的故事足够拍一部电视连续剧了。很多重大事件中，都闪现着这个老人的身影。
青年时期的徐雪寒“像救火队员一样”干过很多种职业。他干过地下党，为党组建过书店、对外贸易公司、钱庄、银行、纱布公司等。当年他组建的香港宝生银号，在后来美国冻结新中国外汇时，曾为国家保存大量外汇发挥过很大作用。1949年后，他又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外贸部副部长。
干铁路时，他为抗美援朝运煤、调物资；干外经贸时，他西装革履，代表国家出访波兰、民主德国。周恩来曾称赞他，干一行，钻研一行，成绩优异。
就像突然被硬生生抽去26年，平反后的徐雪寒被“还给”社会时，这个常穿灰中山装、黑布鞋，“走在大街上没人多看两眼”的瘦老头，又在改革中发挥了巨大能量。
他只有初中学历，却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称自己读的是“牢监大学”。当年在国民党的牢房，他跟薛暮桥、骆耕漠等关在一个“笼子”里，他们就组成世界语学习小组，学习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卢森堡的《新经济学》等。他还通过家里搞来了一本石印的《史记》，由于没有办法圈点，“就用洗马桶的扫帚条在印泥上一印，然后在书上一点”。
每次看守“抄笼子”时，他就事先把几本书放到马桶里，用粪便掩盖好，看守走后，再把书拿出来，把粪便刮掉，漂洗晾干后继续读。他曾风趣地形容说：“读时，很有木樨香味。”
在狱中他自学日语，出狱后，还翻译了日本人写的《德国社会经济史》和《社会科学小辞典》两本书。
晚年，徐雪寒从没跟人提过这26年的委屈，连对薛暮桥、吴敬琏这些最好的朋友都“只字未提”。当有人问他时，他总是淡淡地说：“我比那些死在里面的人好多了。”
他也拿他的命运跟好朋友顾准相比。有一次，有人在寒冬里拜访刚刚恢复工作的徐雪寒。在昏暗的灯光下，这个清瘦的老人，在四面透风的平房里，认真校对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的稿子。他说：“我还算幸运的，顾准能力那么强，现在只剩下一本书了。”
鲁志强说，自己很难想象，徐老这样的共产党员“坐了6年国民党的监狱、10年共产党的监狱、10年革命群众的民办‘牛棚’”，“一个革命者被‘革命’，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那是怎样的痛苦。”
有人劝徐雪寒写回忆录，他不肯。有人猜测，他是不想让那些当年整他的人难堪。他总是说：年轻人犯错误，不算什么。
监狱里留下的一点痕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才被发现。93岁时，他已经病得生活无法自理了，司机施国通替他洗澡擦背时，惊讶地发现，老人的脊椎呈S形。徐老淡淡地说：“那是监狱里落下的。”这是跟随老人10年的施国通，唯一一次听老人说“监狱”两字。
鲁志强相信，重新来过一遍，他一定还是那么选择，“不这么走，就不像徐雪寒了”。
这位部级官员最终没有留下回忆录。关于他的影像资料也近乎无。他参与创办的三联书店，如今每年出书500多种，而《徐雪寒文集》再版，只发行了1000册，现在在书店、网上都很难找到这本书了。
他几乎唯一一次出现在镜头里，是2003年。当时无锡电视台采访他，在90多平方米的简陋的家中，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出来。老人的抑郁症已经残酷地摧毁了他的神经，他的脸上只有抑郁和深沉。他几乎没说什么话，最后，轮椅渐渐将他载回卧室。
整个画面只有一张蜷缩在轮椅里的背影。
2011年11月6日的徐雪寒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会，气氛是“最独特、最温馨的”。
在北京木樨地国宏宾馆一个简朴的会场，原本定的50人，却来了70多人，甚至有人连夜从上海飞来。一位94岁的老人由孙女推着轮椅来，他没什么力气说话了，可他坚持要带着有些聋的耳朵来“听听”。
座位没有按官职排列，大家“一团一团”地挤坐在一起，81岁的吴敬琏的胳膊都快贴到旁边78岁的张卓元了。
会上，没人说官话、套话，没人用“伟大的”“正确的”“杰出的”这样的大词，大家都沉浸在细碎的故事里。吴敬琏扬着白眉毛，没有稿件，绘声绘色地讲了好几段故事。在场有人暗叫，吴老实在“是个讲故事的天才”，弄得自己鼻子一阵阵发酸，不得不退场抹泪。
鲁志强说，这是一场真正只谈“人”的纪念会。
关于自己的研讨会，徐雪寒一生也没经历过，尽管他可谓成就斐然。
为了成立央行，他分别和四大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谈，经过12次座谈会，才大体达成协调。最后，他和他的同事们向国务院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责。
晚年，他有过3次调任、高升去做“正职”的机会，他都放弃了，他甘于“跑龙套”。
女儿徐淮说，父亲一辈子非常低调，从不觉得自己是个“角儿”。他常跟保姆、司机说：“我们都是一样的。”
在鲁志强眼里，徐老做事，从不为“得分”，他的理想不是当官，不是当学者，用这个衡量他，“实在亵渎了他”。
“徐老不喜欢在聚光灯下，他非常‘享受’，甚至自得被人们遗忘的感觉。”鲁志强学着老人“得意”的样子，最后摆摆手说，“徐雪寒的气质是学不来的。”
纪念会上，让很多人感动不已的是，这位“被冬眠”了20多年的老人，再出山时，牢狱丝毫没有钝化他的锐气，他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新生活。
1978年，他被安排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杂志担任编辑。他很珍惜这份工作，天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戴着副套袖，有时还把稿件带回家加班。他总是最早到单位，打扫卫生，拿铁皮水瓶打水。有年轻人过意不去，也早来抢着打水，可总抢不过徐老。
吴敬琏回忆，徐老寡言少语，工作极其认真，竟然把自1956年创刊以来的《经济研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并且把一批从来没有人发现的错别字一一标出。
1979年，《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论述目前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的文章，有领导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强令编辑部组织文章批判。徐雪寒很生气，据理力争，坚持文章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态度极为坚决。而当时，他还没平反。
徐雪寒的“直”在朋友圈是出了名的。1981年，他被彻底平反，宣判无罪，并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在修建三峡大坝问题上，他明知自己的意见与决策层不合，但他还是将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他说这是他的责任。
他也不太懂官场的“规矩”。有一年，有个领导给当时很穷的研究中心拉来了一笔赞助，要给每个人发200元的奖金。徐雪寒知道后，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留情面地说：“这些不正当的钱、肮脏的钱，我一分不要。”
他是“改革派”。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波折，他常常是心急如焚。1987年，国家经济遇险，他发文预警：制止通货膨胀是当务之急。
他曾和一些经济学家研究“深圳特区货币”发行问题，后来深圳特区改革遇到一些人的质疑时，他“力挺改革”。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徐雪寒抱病参加了相关会议。他颤抖着说：“我等邓小平这个讲话等了3年了！”
他竭力主张及早开放和开发上海，要对上海“松绑”。他说：“上海人灵得很”，“要解脱发展商品经济的束缚，使上海人的长袖能够舞起来”，“着眼于祖国的统一，有必要和香港、台湾比”。这一建议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的重视，很快就被采纳。那些年里，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上海市领导来京开会，必来看他。
1995年3月18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举行了一场研讨会，纪念当时并不为人熟知的顾准。由此，顾准的名字进入公众的视野，被称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样的知识分子”“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而这个纪念会，正是徐雪寒和骆耕漠联合倡议召开的。
上世纪30年代，徐雪寒和顾准认识前，胡乔木曾提醒他：“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当作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他和顾准谈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
徐雪寒的文章语言朴实，没什么数学模型，却篇篇都直指当时的经济热点。他的司机施国通不懂什么“实证研究”，他只是记得，在徐老的最后10年里，这个对自己的存款从没概念的老人，总是让他推着轮椅，一趟趟地在菜市场转，看老百姓的经济状况。
在《徐雪寒文集》的后记中，他写道：“我自己认为有一个优点，就是真实。自信每为一文，都是从‘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出发的。”
晚年的徐雪寒盼望吴敬琏、李慎之、俞可平等可以交心的朋友来，他们每次总是交谈得很久很深。有时候客人怕他身体吃不消，向他告辞，他总是说：“别走，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告别时，徐老会像小孩般，眼巴巴地看着对方，哀求：“下次再来，再来啊！”
在近身陪伴他的司机施国通眼里，老人晚年过得太凄苦了，他渴望精神上的战友。
而他的老朋友们一个个离他而去。顾准走了，孙冶方走了，与他一起散步的邻居李慎之走了。他的朋友薛暮桥得了帕金森氏症，每次徐雪寒去看他，薛暮桥只能使劲眨几下眼睛作为表示。
鲁志强回忆，自己每次去看徐老，他就像下一分钟时间会停止一样，争分夺秒地谈国家问题。他们的交谈几乎从不寒暄客套，鲁志强说，徐老可能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我有没有结婚，有几个孩子。
徐雪寒的话题里，没有家长里短，没有友情、爱情，也不谈人生。
“可徐老还用谈人生吗？”鲁志强把身子往后仰，感慨地说，“徐雪寒自己就是人生！”
徐雪寒对腐败深恶痛绝。在家里，一看到新闻里谈腐败问题，他就大骂。“被运动整怕了”的老伴儿，不让他骂，他却越说越激动。女儿劝母亲：让他骂吧，他心里舒服点儿，反正是宁波话，别人听不懂。
吴敬琏讲起徐老，学他用拐杖跺地的样子：“当年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腐败，人民才拥护我们，让我们掌了权，当了政。没想到现在腐败这么严重，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啊！”
多年来，鲁志强看着徐老，在腐败问题上最初是从沙发上站起来骂，后来骂不动了就用拐杖跺地，再后来跺也跺不动了，就叹气，最后，他连叹气的力气都没有了。
俞可平与徐雪寒是忘年交。俞可平回忆：改革几乎可以说是徐老唯一的关注点，他晚年更感兴趣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改革，或许这也是他为何喜欢与我交谈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常常对我说，政治的进步是最深刻的社会进步，对中国社会来说尤其如此。他说，不讲民主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共产党就是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的党，他15岁参加共产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样的交谈末尾，徐雪寒总是吃力地望着对方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你们可要多出主意呀！”
徐雪寒晚年常读《二十四史》。在孙女眼里，他几乎从来都“手不释卷”。后来，他把最心爱的这套发黄了的《二十四史》，送给了俞可平。
吴敬琏评价道，顾准锋芒毕露，暮桥非常内敛、严肃，雪寒可能在他们之间，但是他们也有共同特点。
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女儿徐淮有时挽着父亲散步。她8岁时，常把自己挂在脖子上疯闹的父亲突然人间蒸发了。等到父亲再回来时，她已经18岁。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不叫他爸爸，什么也不叫，不和他说话，甚至不正眼看他。她恨父亲。
散步时，徐雪寒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囡囡，我对不起你。”
徐淮把父亲拽得更紧了：“别说了，谁又对不起您呢？”
这个习惯了各种监牢的老人，在最后的时光里，终于被自己的身体囚禁了。
他整日睡不着、头昏，只能围着围嘴喝粥，抑郁症摧毁着他的每寸神经。医生劝他听音乐、相声，这个“无趣”的老头儿说：“那不是自己的行当，不懂。”他最担心的是，“报纸新闻都看不了，怎么活啊！”
为了看《新闻联播》，这个简朴的老人拥有了他并不喜欢的“奢侈品”——一副助听器。
他让司机施国通给他念报纸，遇上《人民日报》的社论便要求多读一遍。他听新闻很认真，有时会打断施国通，问上面一个数字是多少，施国通说“好像是……”他立马说：“不能好像，要一定是！”
一次，施国通念报纸念到台湾的“三张一王”（指张学良、张群、张大千和王新衡），徐老悠悠地说：“小施，那一王，就是我表妹夫。”
施国通感慨道：“要是您当年去台湾，像您妹夫一样当国民党的高官，哪里会受那么多罪。”
徐雪寒立刻严肃起来，硬声说：“不许这么说！那是完全不同的路，信仰不一样。”
身体的门一扇扇向这个早些年还坚持每天冷水擦身、意志坚定的老人关闭了。他对鲁志强说过好几次，希望安乐死，不愿再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每一次去探望，鲁志强都觉得“徐老今年够呛了”，可徐雪寒还是熬过了一年又一年。鲁志强说：“那一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支撑他。”
徐雪寒其实是热爱生活的。相比老朋友薛暮桥“像被剪刀随便啃过几口”的头发，徐雪寒偶尔也会去北京最好的理发店“四联”。
有时，他像个可爱的老小孩儿。他是南方人，好甜口，遇到高兴的事儿，他总是让保姆给他一颗糖吃。
鲁志强说，徐雪寒人缘好，他既跟吴敬琏好，又跟“左派”马宾好。因为观点不同，徐雪寒常跟马宾争论不休，可两人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因为他们都是坚持说“真话”的人。
1954年徐雪寒率团访问波兰
女儿徐淮回忆，记得爸爸曾说，“如果说我一生还干了一些事，有三点：肯下力，不自私，宽待人”。这实在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要做到却实在不容易，但徐雪寒做到了。
吴敬琏是最后一个见到徐雪寒的人。2005年4月27日，他去北京医院探望徐雪寒。他像是睡着了，吴敬琏俯身在他身边说：“雪寒同志，我是吴敬琏，我来看你……”一滴清泪从徐老的眼角滑落，同时，监护仪上的血压数字也开始往上跳动。
吴敬琏走后几分钟，徐雪寒去世了。
纪念会上，吴敬琏想起了上海学者许纪霖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个说法，形容李是“老派共产党”。
吴敬琏说：按我的理解，这个“老派共产党”就是说虽然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已经掌了权，但是这些“老派共产党”仍然坚持他们年轻时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的理想和抱负，并为之而奋斗，我觉得用这种话来形容雪寒，是非常贴切的。
遵照徐雪寒的遗愿，他捐献了遗体，并捐献角膜，但最终因为角膜老化，没有派上用场。按照级别，他本来“有资格”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最终，儿女们把徐雪寒夫妇合葬在了八宝山人民公墓。女儿徐淮说，他们来自普通百姓，就让他们最后回归到百姓之中吧。
司机施国通常常想起这位老人。每年徐老生日、祭日，他都会带上鲜花，去八宝山看看“比跟自己父亲感情还深的”老爷子。可他总是迷路，因为“老百姓的墓地太拥挤了”。
鲁志强说，他也常会想起这个“值得嚼、品格几乎没有瑕疵”的老人，自己一辈子没什么偶像，但徐雪寒算一个。
俞可平把那套《二十四史》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他说，每当看到这套书，就像看到徐老本人一样亲切，感到有一种力量在催促着自己。
第一版《徐雪寒文集》出版时，封面用的就是两片六个角的雪花。有人说这是最适合的封面，用雪花形容徐老高洁的人生，再恰当不过。
可鲁志强认为，不能用雪花形容徐老的一生，“雪花太脆弱！”
鲁志强花了两个小时在纸上写了好多词，力图概括这个“不是生猛海鲜型，完全不起眼”的徐雪寒，可他都不满意。他说，自己实在找不出一个词能概括徐老。
最后，他下定决心：“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描述他，那我只能用一个名词，就是‘徐雪寒’！”
从玉华/文
2011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