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
旧时代的新人　新时代的旧人

杨绛（1911—2016）

在百岁之际写下的散文集里，她说，自己一辈子“这也忍、那也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杨绛最后一组散文发表于2013年10月15日，题目叫《忆孩时》。

她跨越百年的人生远比网络上流传的“鸡汤文”更丰富厚实。她出生在清宣统三年，不仅见过北京大街上身穿竹布长衫的学生举着小旗子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劳工神圣！”“恋爱自由！”也熟悉张勋复辟时空旷的北京街道，以及如何在噼噼啪啪的枪响中弯腰奔跑。少年时，她见过苏州杨宅前前后后的电灯同时点亮，又霎时变暗的情景；二战后，她见过父亲生前心爱的竹根雕陈抟老祖像被陈列在上海霞飞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

此后的人生中，她还经历了解放军进城、新中国成立以及一波又一波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当硝烟散尽，她的作品重新出现在书店热销榜上的时候，读者已经把她视为旧时代大家闺秀的代表，钱锺书先生的夫人。

最初，籍贯江苏无锡的北京小妞杨季康是一个再新潮不过的女性。她生于清末。她常自豪地对人说：“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100天！”1912年7月17日，她的父亲、同盟会成员杨荫杭为女儿庆祝一周岁生日，认定“满清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因此杨绛的生日从来都只过阳历。

从小她就是个调皮的女孩，读的是“文白掺杂”的课本，在天主教会办的洋学堂里“掐琴”、跳绳、拍皮球，甚至装睡偷看修女嬷嬷头上戴几顶帽子。回老家无锡时，她的一身装扮引发当地的老少妇女涌上大街围观，乡亲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快点来看呶！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呶！”（无锡土话：“快来看哦！梳着辫子束着裙子哦！”）

长大后，与同时代的女性不同，她自己选择了职业与丈夫。

她始终与旧式妇女的柔顺挨不着边。上海沦陷时，杨绛经济困顿。但她宁愿当个代课的小学老师，也不愿应恩师的邀请去当中学校长。

她从来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点终身未改。

2013年出版的《杨绛全集》中收录了她的三封信，都写于2001年。一封写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舒乙，声明她和钱锺书不愿入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封信写给文联领导，表示钱锺书不愿当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她也不愿违背其遗愿给文联的“豪华纪念册”提供十寸照片；最后一封信写给《一代才子钱锺书》的作者汤晏，在信中，杨绛表达了对他观点的不赞同：“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意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须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

杨绛一辈子没用文言文跟人通过信，毛笔字写得也很“笨滞”。要说她文字里为什么没有人们熟悉的“现代气息”，杨绛觉得，“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

这样一个新式的杨绛，偏偏遇到了旧式大家庭里出来的钱锺书，一个分不清左脚右脚、兴起时会抓起毛笔往她脸上画大花猫的读书人。后来她曾经想过，要是按照钱家的规矩包办婚姻，她公公一准会给这个“痴气”的儿子找个严厉的媳妇，把他管得老老实实。

但她只想维持住丈夫的“痴气”。生孩子住院时，钱锺书常常苦着脸来汇报“我做坏事了”，有时候打翻了墨水瓶，有时候砸了台灯，有时候不小心拔下了门轴上的门球，杨绛只说：“不要紧，我会修。”

晚年，她不止一次告诉别人：“钱锺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上海沦陷时，为了让丈夫安心写《围城》，她自己扛起了生火烧饭洗衣的担子，常常被煤烟熏成花脸，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过。她曾被叫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盘问，出门还不忘带一卷《杜诗镜铨》。日本人见到她，先笑说：“杜甫的诗很好啊。”

她后来说，钱锺书虽然爱学问，但也知道自己不是有钱人家子弟，先得有个职业图生存，剩余的精力才能拿来做学问。“他的志向虽然不大，却也不小了。”

她说，支撑她驱散恐惧，走过艰难困顿的，是对文化的信仰。

在日据时期，她相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一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她不相信传承数千年的文化，会被暴力毁于一旦。96岁的杨绛在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写道：“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于是她在乱世里把自己管辖的厕所打扫得纤尘不染，也有人回忆说，一次批斗会上，面对造反派的战斗檄文，其他批斗对象都低头认罪，杨绛居然红着脸、抬着头说：“事实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她被剃了个“阴阳头”。钱锺书着急地问怎么办？

“总有办法。”她连夜给自己做了一顶假发。

“‘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些伤痕文学作家都在写他们怎么受苦，她就在受苦的过程中写到了怎么看那些人在不得不作态的情况下对他们提供的那一点点人性的温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如是说。他注意到，在杨绛笔下，许多被视为“祸端”的年轻人，到底也只是大浪潮下被革命激情裹挟的“披着狼皮的羊”。她在散文中感激这些“羊”替他们老夫妇打掩护，帮她更快地完成了《堂吉诃德》的翻译。

她说：“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当一个更热闹的时代来到杨绛身边时，满世界年轻人已经很少再能辨识出她的“新潮”了。

钱锺书去世后，她在家中著书、译书，并整理丈夫的遗作。人们赞叹她淡泊名利，竟不愿领导来拜访；大书特书她在北京三里河的寓所没有装修，只有白墙与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锺书在世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人们更惊讶于她竟将稿费全都捐给清华“好读书”奖学金，支持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继续学习。

在百岁之际写下的散文集里，她说，自己一辈子“这也忍、那也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人生的最后几年，杨绛回顾自己的作品，很奇怪，自己在散文中回忆过父亲，回忆过姑母，怎么没有回忆过母亲呢？母亲忠厚老实，一点儿也不敏捷，就算有人欺负她，她往往要好一阵才明白过来：“哦，他（或她）在笑我。”妈妈爱读小说，新小说旧小说都看，有时看得痴痴地笑。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在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就算到了100岁以后，杨绛每晚睡前还有翻旧书的习惯。有的书上还留着钱锺书曾经的折角、圈的点、画的勾，她跟着一一细读。

102岁那年，杨绛读着一本满是丈夫批注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忽然想起童年时，爸爸牵着她的手，让她对客厅里一位说常州话的客人行个鞠躬礼，喊一声“太先生”——那位叔公，不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吗？那一刻，琢磨明白了典故的她恨不能告诉锺书，自己曾见过这位作者。

——读书，思考，写作，这可能是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一辈子只做了那么一点事。一辈子没有停止。

黄昉苨/文
2016年5月26日 WDVmkHtH8LBpZUIshG8xUseRVCYnuAPnNjoepOciBBD73N1Tv2Bh9QBXid14Fq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