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
一生都与诗词“恋爱”的美丽女人

叶嘉莹（1924—　）

加拿大的实业家蔡章阁，只听过她一次讲演，就愿意出资为她建设研究所大楼。南开大学为她兴建迦陵学舍，又有很多人慷慨解囊。澳门的实业家沈秉和决定做“略带诗意”的资本家，将自己比作她的“小小书童”。

2014年5月10日，诗人席慕蓉和作家白先勇像两个“追星族”，出现在南开大学校园里。他们频频向一位教授鞠躬，庆祝她的九十大寿。席慕蓉说，羡慕南开的同学，可以“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做叶嘉莹老师的学生。白先勇表示，叶先生是国学大师里讲诗词的“一把手”，叶先生的教诲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叶先生站在那里，就是一首诗。”无从考证谁发明了这句评语。多年以来，它在南开的学生中流传。

南开大学中文系1979级学生单正平现在是一位大学教授，他入学那年，叶嘉莹在南开开课，当时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对南开校园造成的破坏仍在，而叶先生走在路上，是“地震后惨败的校园里最美的风景”。那时，她已55岁。

虽然叶嘉莹表示对外在的东西并不注重，但她流露出的风度和气质，深刻地影响了很多学生的审美。“见了叶先生之后，才知道什么叫风度，什么叫气质，什么叫优雅。很多人说见了叶先生，我们心中那些美的东西才被唤醒。”南开中文系1979级学生傅秋爽说。

晚年的叶嘉莹，保持着多年未改的标志性的发型。据她的秘书、南开中文系副教授张静介绍，叶先生总是自己理发，因为她觉得自己剪得更好。

能让一代代学生心折的，当然并非她的美貌。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林玫仪说，本来说不出美在哪里的诗句，经叶老师一讲，马上就能进入“诗境”。

由于太受欢迎，叶老师在台湾大学教书时，连中午都排了课，很多人上午最后一节下课后，饿着肚子跑到早已人声鼎沸的教室旁听。很多人到隔壁教室抬桌椅，有人只好挤在窗台上。

后来，叶嘉莹在南开开课也造成了这种局面，不得不发放听课证以维持秩序。

当年的天津师范大学学生徐晓莉将旁听叶嘉莹的课比作“偷吃仙丹”。她和几位同学一直旁听叶先生的课，至今已有35年，尽管她们后来从事了不同的职业。有人说：“我们送走了叶先生一拨又一拨学生。我们是一直‘留级’的学生。”

很多人慕名旁听，有的还带着孩子。

叶先生并没有大学者高高在上的架子。席慕蓉形容说：“在讲诗词的时候，叶老师跟我们完全没有距离。但是刚见叶老师时，有点不敢靠近，那个美让你敬畏。”

席慕蓉觉得，叶嘉莹就是诗词里那位“湘水上的女神，要眇宜修”，“我们面对的是世间难得一遇的才情和生命”。

很多人当面问叶先生，“您为什么不老？”她答，读诗读词使人不老。

她的学生、台湾大学教授齐益寿认为，叶先生的诗词研究，尤其注重“兴发感动”的力量。她至今没有老太太的垂暮之感，是因为她吸收了历代诗词的精华，融入生命，跟她的生命一起生生不息。

这些学生都是多年以后才知道，叶嘉莹并非养尊处优，相反，命运多舛。但她以前极少谈起，晚年即便谈及，也听不出任何愤懑仇怨。

叶嘉莹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长大，上小学之前，几乎不出大门。她生活在战乱年代，经历丧母之痛，父亲又在乱世多年失去联络。她承认自己一生都没有恋爱过，虽然自己选择了丈夫，但拥有过的是“不如意”“好心办错事”的婚姻。

她24岁那年出嫁后随夫南下，辗转到了台湾。在台湾“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下，她和丈夫都有过牢狱之灾。后来她终于在加拿大取得终身教职，全家人的生活安定下来。但大女儿与女婿又因车祸遇难。

在台湾时，她曾借住在亲戚家的走廊里。等别人都睡了，再铺一个毯子打地铺。

她的外甥、台湾长庚大学校长包家驹，第一次知道舅妈是位教授，竟然是在她任教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里。在他的印象中，舅妈只是一个在家里洗衣擦地、架着竹笼为女儿烘烤尿片、在厨房里洗菜的妇人。他筹建长庚医学院时，聘来的国文老师中就有人听过叶先生的课，他才意识到，原来舅妈有这么高的成就。

长庚医学院前院长吴德朗对包家驹说过，这辈子有两件事最重要，一个是选择了心脏内科，另一个是听了叶先生的课。

在女儿眼中，唐诗宋词是叶嘉莹的最爱，她一生都在“与诗词恋爱”，恋爱中的女人总是年轻的。

叶嘉莹说，诗歌是支持她“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画家范曾认为，叶嘉莹的表现，正是“以逆境为园林，以群魔为法侣”。

她提出的词学“弱德之美”学说，在如今的众多研究者看来，用来描述她本人十分恰当。这种观点认为，凡被词评家们所称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这种美感，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之姿态的美”。其为形虽“弱”，却蕴有“德”之操守。

林玫仪问过叶先生，在她仰慕的诗人中，如果有机会，谁可以与之交往和生活。叶嘉莹觉得，杜甫“古板”，李商隐“忧郁”，辛弃疾是个理想人选。她写过极为轰动的研究辛弃疾的文章，有人称她是“辛弃疾的异代知音”。

她已90多岁了，仍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她说，自己要做的，是打开一扇门，“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否则，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后人。

多年在海外任教，用英语讲授中国的古典诗词，她“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文革”过后，她有一次回国探亲，在火车上看见一位年轻人拿着本《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她买到了《天安门诗抄》。这使她感慨，“中国真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

现在，诗词遇到了新的挑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说，很多学生问研究古代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她为此感到沮丧。她认为，“叶先生以她毕生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

叶嘉莹说，我们国家是富裕了，经济上也改善了很多，“一般的人心反而变得不是像原先那么单纯了”。

她虽然年事已高，仍“尽量在讲课”，甚至给幼儿讲课。她说，自己体会到里面高洁的世界，就有责任尽个人讲诗词的力量，让年轻人认识到人生、感情、心念之间有这么美好的东西。

白先勇说，叶先生用过“救赎”两个字，“她认为古诗词是我们救赎的力量”。

有些事情，叶嘉莹感慨，事过以后，无人以继，“一切努力归于徒劳”。另一方面她觉得欣慰的是，总有一些人，听了自己的课，受到了感动。

加拿大的实业家蔡章阁，只听过她一次讲演，就愿意出资为她建设研究所大楼。南开大学如今为她兴建迦陵学舍，又有很多人慷慨解囊。澳门的实业家沈秉和决定做“略带诗意”的资本家，将自己比作叶先生的“小小书童”。第一次听叶嘉莹讲课时，他对南开学生说，这可是“梅兰芳的戏”。

晚年，她改变了在温哥华终老的计划，决定回国定居。她表示自己是一个“不大计算未来”的人，只是依照本性而生活。

她的位于北京察院胡同的旧宅，那充满诗意的四合院，在十多年前没有躲过拆迁。她曾有意把它改造成一座书院，终于没有成功。如今，南开大学为她兴建的“迦陵学舍”，是她新的书院所在。

她多年来习惯站着讲课。她说，如果有一天自己无法站立，至少仍能指导学生，整理以前讲课的2000多个小时的录音。

她用诗人杜甫的诗句，提醒自己要努力做到“盖棺事则已”那一刻。她用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顾随的话自勉：“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叶嘉莹尽得顾随真传。她觉得顾先生说到了诗词精微的境界，是“飞在天上去说的”。她先后记了8大本听课笔记。那些年她四海飘零，白色恐怖时被人搜家，在乱世中丢过许多物事，这些笔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经过“文革”，顾随终生没有留下任何论著，她的笔记后来成了《顾随文集》的基础，成就了“师父因弟子而显于世”的人间佳话。1948年她南下结婚，以为很快就会回到北京，只带了随身衣物和这些笔记，多年里她一直随身携带，从不托运，她说，“这是宇宙之间唯一的”。

席慕蓉陪着叶嘉莹去东北寻找过叶赫那拉部族的源头。那是一片高地，历史上的城池已经消失，上面种着大片的玉米。时年78岁的叶嘉莹坚持上去，独自对着玉米地，默然伫立很久。她突然回过头，对席慕蓉说——这不就是那首诗吗？《诗经》里的《黍离》啊！

在席慕蓉眼里，那一刻，站在那里，美得像一首诗的叶嘉莹，和三千年前的一首诗相遇了。

张国/文
2014年5月14日 Ex3Vvl/rV2Is4WSSZuNxRa+Nw1Ab0j8swAl6O7QPeOIXsijsjCQaxIYPVnv/cx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