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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论道家时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用“君人南面之术”来概括整个道家学派的主旨，不免过于偏颇，例如先秦道家杨朱、庄子的思想，于“南面之术”相去甚远。如果用“南面之术”来概括老子的学说和汉初黄老之术的特点，则比较恰如其分。如果我们把政治视为统治术的话，那么所谓“南面之术”也就是政治智慧。
何谓“南面之术”？“南面之术”的说法来自中国古代房屋建筑的特点。古人所造房屋，多是坐北朝南，冬天可避严寒，夏天可以迎风。由于房屋大都南向，尊长大半坐在正中，面向南方，卑幼自然面向北方。至今民俗礼仪中仍保留着面向门口的为上席、背对门口的为下席的习惯，也可以作证明。“南面”“北面”的名称由此而起。“南面”用来指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北面”指俯首称臣的官僚或卑下的奴仆、贱民百姓。著名学者张舜徽认为，大约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有“南面”之称，“南面术”便是他们驾驭臣下、压制人民的一套手法和权术。前文已经讲过，道家思想的文化渊源之一便是古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因此老子大讲“无为而治”的统治术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无为而治”是老子“南面之术”的核心意旨，他的一整套治国哲学都是围绕着这一条而展开的。
老子主张“为无为，事无事”（六十三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用“无为”去处事，用“不言”去教导百姓。
为什么要按照“无为”的原则来统治天下呢？老子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了“无为”原则的根据。其一是根据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人们把草做成刍狗的时候，既不爱它，也不恨它，祭祀完了就抛开它，对它没有什么感情。天地对于万物就是如此，天地是无所谓仁慈的，听任万物自生自灭。治国的“圣人”也当如此，听任百姓自生自灭。《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也最符合老子对于“天道”的看法。天道自然，人道取法天道，治国也应当自然而然，顺应事物自身的规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其二是对于古代帝王统治经验的总结。按“无为”的原则行事，是由权力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二十九章）“天下”这奇怪的东西，是不能勉强去搞的。谁去人为地治理天下，谁就会把天下搞坏；谁去用心地把持天下，谁就会把天下丧失。这是来自历史的经验教训。老子还引用古代“圣人”的话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认为帝王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五十七章）。老子自问：“我何以知道应当如此呢？”回答是：“天下的禁令越多，人民越加贫穷；民间的武器越多，国家就越容易昏乱；人们的技术越巧，奇怪的物品就会越多；法令越分明，盗贼反而益众。”“圣人”早就说过：“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圣人”就是古代统治天下的帝王。
老子讲“无为”，并不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做，而是说不要勉强，不要不可为而为之，一切当顺乎自然，即“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君王应当辅助万物自然发展，不敢勉强去做，违背事物的本性。他要求帝王在行事时要去掉三种东西，即“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去掉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东西。实际上，老子是在教导统治者为政不要苛刻，不要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天下。“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五十八章）为政宽大，人民就纯厚忠诚。政治严苛，人民就抱怨不满。“圣人”是没有他自己固定的意志的，以百姓的意志作为他的意志。百姓的意志，善的就当作善的，不善的也当作善的，这样就得到了善；百姓的意志，可信的要信任它，不可信的也要信任它，这样就得到了信任。这也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通过“无为”，实现了最积极的“有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治理天下绝对不能勉强，不可违逆民心。“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老子的治国哲学，虽然是为帝王服务的南面之术，但其中也依稀可见民本主义的思想倾向。
根据能否贯彻“无为”的原则以及贯彻实行的程度，老子将统治者分为四类：最高明的统治者，人们仅仅知道有他的存在；次一等的统治者，人们亲近他、赞誉他；再次一等的统治者，人们畏惧他；最次的统治者，人们轻蔑他。老子认为，最好的统治者所能达到的是一种非常高明玄妙的境界，“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统治者本人十分悠闲，不被俗务缠身，惜言如金，很少发号施令，事情成功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百姓却并未受到什么侵扰、感觉到有什么异样，百姓们都说自己本来就是这样。如此，帝王就可以“垂拱而治”了。这是一种十分高明的统治艺术。
老子认为，天下人之所以追名逐利，争夺不止，就因为心中有贪欲存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如果能从治国政策上加以调节，抑制人的私心和贪欲，那么天下人就不会相争，国家也就不会有乱子。而达到这种效果的最好方式就是返朴归真，使民无知无欲。
老子提出的具体建议有三条：“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三章）为了实现这三条建议，统治者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具体操作。这些措施包括“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也就是要简化老百姓的头脑，填饱老百姓的肚子，削弱老百姓的志气，强壮老百姓的筋骨，永远使老百姓没有知识、没有欲望，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圣人为腹不为目”（十二章），让老百姓四肢变得发达，头脑变得简单，只知道活着，不考虑为什么活着以及人除了活着还应该要求什么。使老百姓无知无欲是最有利于控制、驱使和统治老百姓的了。古时称统治、管理老百姓为“牧民”，战国时稷下学派伪托管子而撰成的《管子》一书中，就有“牧民”一篇，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禀”，把官吏治民比作牧人养牲畜，大讲所谓“牧民之道”，这和老子的帝王之术如出一辙。在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专制政治下，广大劳动人民地位卑贱，形同牲畜，最多只有活命、生存的动物权，而根本没有作为人的权利。
老子还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百姓头脑聪明，帝王就难以驾驭他们。“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又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章）智慧、知识、礼仪、仁义等都是社会进化的结果、文明的标志，但文明人不如野蛮人好糊弄、好统治。所以“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六十五章），对老百姓采取愚民政策，实行愚民统治。“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四十九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五十五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最好让老百姓像浑浑沌沌的婴儿一样，只专注于自己的耳目，头脑简单，文明开化程度较低，连什么是男女交合都不明白，更不会有什么“大伪”了，绝对不会对统治者构成什么威胁、危害，只会乖乖地服从统治。而且大多数老百姓无知无欲的话，“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三章），即使有那么一两个自作聪明、稍为清醒的人，也没有人会理解他、明白他、跟从他，他就不敢妄作主张，而且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老子宣扬的是一套愚民政治术。这种愚民政治，看似比较温和，但实际上比暴政还可怕。实行暴政的人，人民会推翻他。而实行愚民政治，人民就像慢性中毒，不知不觉地死亡，不懂得反抗，逐渐丧失反抗的本能，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事实上，“老子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往往是深层的无形的。历史上明确以黄老为治者只有汉初，其后历代王朝在名义上皆尊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但在事实上却离不开老子，不能不以老学作为礼教的补充”
。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由于老子学说在政治上的广泛影响，愚民主义成了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一个特点、一个“法宝”，这是我们在了解老子学说时应当加以分辨、批判的。
让老百姓变得愚昧，可帝王本人却不能愚昧。“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十章）统治者要有智慧。“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统治者既要知人，又要知己。老子说：“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六十二章），即漂亮的言辞能换取别人的尊仰，漂亮的行为能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帝王对此不可不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八十一章）真话不漂亮，漂亮的话不真。善人不巧说，能说会道的不是善人。真懂的不卖弄，爱卖弄的不是真懂。统治者对于官吏下属及平民百姓，都要有能力加以分辨，有知人的智慧。老子还说：“见小曰明。”（五十二章）即能洞察秋毫才称得上“明”。
统治者有“智”，却要装作糊涂，少说话，“希言自然”（二十三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十六章）。为什么呢？因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以智来治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帝王在运用其智谋时，老百姓也会变得聪明起来，逐渐变得不好统治。老子提出“绝学无优”（二十章），彻底抛弃文化知识，老百姓就不会变得开化、聪明，统治者才能杜绝忧患。帝王绝对不能炫耀自己的聪明智慧，一定要装出糊里糊涂、一无所知的样子，使老百姓无从接受智慧，从头至尾浑浑噩噩地度其一生。
老子的“君人南面之术”令人叹为观止！这的确是极其高明的智慧、绝妙的统治艺术，其中也包藏了极其险恶的用心、极其狠毒的招数。但这套牧民之道也有其致命弱点：鄙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鄙贱者在恐惧中产生了智慧，在劳动过程中、在同劳动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了觉醒，感觉到自己的自由、独立和力量，这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
老子对当时的社会文明与政治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主张回到道家所汲取过思想营养的原始时代，回到那个远古的“至德之世”。《老子》八十章充分体现了老子的反文明、反技术的观点。“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段描写老子的理想王国的文字非常优美，任继愈将其翻译如下：
国家要小，人民要少。
即使有各种器具，也不使用；
使人民不用生命去冒险，
不向远方迁移；
虽有船和车，
没有地方乘坐它；
虽有武器装备，
没有地方陈列它。
使人民再用古代结绳记事的办法。
〔使人民〕
吃得香甜，
穿得漂亮，
住得安适，
过得习惯，
邻国互相望得见，
鸡鸣犬吠的声音互相听得见，
而人民直到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的社会，被人们称作“四无”社会：无机械操作；无交通和外交联系；无战争侵夺；无文化教育。这样的社会，是—个蛮荒蒙昧、尚未开化的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只能过着“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羮，冬日麂裘，夏日葛衣”（《韩非子·五蠹》）的艰苦生活。这种社会，也就是《庄子·盗跖》所讲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样子，“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根据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母系氏族社会的确是“邻国相望”“不相往来”，部落间交往和联系较少的社会。老子的理想王国，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人类来自那个纯朴蒙昧的母系社会，但历史进步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更不会大幅度倒退，不会回到那个原始、古老的社会。而且那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也决不是能够使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八十章）的至德之世。
老子所说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乌托邦”，但它体现了老子对于美好生活、太平之世的向往，期冀回到一个没有阶级矛盾、没有战争和掠夺、人际关系平和而不紧张的社会。这也代表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诗经》中也不乏劳动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例如“言旋言归，复我邦族”（《诗经·小雅·黄鸟》），“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诗经·魏风·硕鼠》）。
儒家也有自己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对尧、舜、禹先王之世的美化，是对原始公社制度遗风的发扬，是一个称为“大同”的道德社会，也可谓“至德”之世。儒家的理想社会并不是一个复古的乌托邦，而是根据古代社会的风范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其抽象出来的道德理想有可能在未来社会中实现。而道家“小国寡民”的理想是纯粹的复古观念，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在一些与世隔绝、幸存下来的部落中，仍可找到其理想原型。晋代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写了《桃花源诗》来歌颂传说中的桃花源，表达了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诗序《桃花源记》这样描述了这个“世外桃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陶渊明根据时人传说而加以创作的，可能确有其事，存在着这么一个因躲避战乱而与世隔绝的小社会，但其中的社会生活却大多出自陶渊明的想象，多少有些老子“小国寡民”的影响痕迹。
老子主张，“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蒋锡昌《老子校诂》解释说：“烹小鱼者不可挠，挠之则鱼碎，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这句格言所表达的治国路线仍然是“无为而治”，强调为政要俭、简政安民。
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对东亚乃至世界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且日益演化为一股世界思潮。老子的“无为”思想，被较多地用于企业管理。例如，在日本，“无为”“清静”等警语成了一些公司负责人恪守的格言。美国约翰·海德的《领导之道——新时代的领导战略》、阿博契特的《22种新管理工具》、华裔美籍学者张绪通博士的《“道”的综合管理》，以及一本名叫《未来的行政首脑》的书，都不同程度地吸取或引用老子的思想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例如，《22种新管理工具》一书的修订本序言中就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六十八章）作者评论说：“讲这几句话至今已有2000年历史，它代表见识不凡的管理者长久以来都在努力，但仍未有人能够趋近这种‘道’的境界。从某种意义来看，管理者的历史，也就是试图实践这项基本观念的历史。”
老子的治国哲学应用于实际，还必须有一些适于操作的转变。老子讲“无为”，但目的是“无不为”，无论现代企业管理还是行政管理都是要追求效率、讲究进取的。老子的治国哲学在汉初曾用于政治实践，其“无为”的含义具体为“君上无为，臣下有为”，把君王从烦琐、费神的政务中解脱出来，而只是督责大臣，使大臣有为，各司其职，各尽其分。现代管理崇尚无为，也是吸收这种思想。他们的管理格言是：好的导演不代演员演戏，好的企业家不越俎代庖。领导者务虚，考虑一切超越于日常事务的指导思想、未来目标等问题；执行者务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贯彻管理规则，处理日常具体事务。
老子的时代距今已有两千余年，但其政治哲学经由后世的选择和发展，在涤除了其中愚民主义、复古主义的糟粕之后，其思想精华犹能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是老子思想的生命力所在，说明老子高超的历史智慧在两千余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其巨大的思想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