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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顾名思义，就是专门研究“名”和相关问题的学者及其思想和学派。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兴起与先秦“名实之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然而，“名家”这个名称却不是先秦时就产生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也从来没有将自己称为“名家”，“名家”这个名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谈、班固等人在划分先秦学术思想流派时用来概括从邓析到公孙龙一派人的思想时取的，所以，对“名家”的理解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种种不同的见解。
我们在前文中已说过，对名家的理解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由于理解的不同，对名家流派的划分及对其特征的理解也就不同。
先说狭义的名家。西汉史学家司马谈在他的《论六家要旨》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把名家与儒、道、墨、法、阴阳并列，称为先秦最重要的学术流派。他在谈到名家学派的基本特征时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这里所谓的“苛察缴绕”，就是指名家善于纠缠在某一个问题上，作过细的烦琐论证；“使人不得反其意”，就是指名家的学说十分艰深难解，而且不容易被人反驳；“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是说名家专门对概念和名称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违背常识而使人从常理上无法理解；“使人俭而善失真”，这是对上述各个方面的概括，是说名家使人受名的制约而失去真实。以上是说名家的缺陷或局限，然而司马谈也肯定了名家的长处，就是它能“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意思是说：名家一方面能通过对概念名词的分析，将其本来十分混乱的含义搞得清清楚楚，使它能真正反映现实的事物；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使名词概念能对现实加以规范，纠正实不当名的状况。由此可见，名家的长处和优点，也就是它最大的特征，即“控名责实”。
大概正是根据司马谈对“名家”特征的概括，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邓析一派人列为名家，并将他们的著作也一一列举了出来：“邓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共七家三十六篇。看来，在班固眼中的名家代表就是上述七人了，其代表作就是上述三十六篇。班固还对名家的特征作了如下评论：“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鉤（釽）［䤨］析乱而已。”在班固看来，名家之所以注重对“名”的研讨，是与他们的出身有关，即名家都出身于礼官，所以特别重视名位和名分。名家的长处就在于正名分、正名实，使社会中的名位不乱。然而名家中也有一些喜欢论辩驳难的人，这些人（譥者）在分析名词概念时，则喜欢“苟鉤（釽）［䤨］析乱”，即喜欢转弯抹角，将名词概念搞得支离破碎，使人难以理解。这个看法与司马谈大体相同。
司马谈与班固对名家的评论及班固对名家人物的规定，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对名家理解的基本依据，这可以说是对名家作狭义理解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了。
对名家持广义理解的主要是现代的一些研究者。如汪奠基、伍非佰等先生就认为，班固对名家的规定可以作为研究名家的基本依据，但这种规定并没有能概括出名家的全貌。汪奠基说：“先秦‘名家’并不限于汉代人所说的惠、邓一派人，而应广泛地包括所有名辩学派的人在内。”
照这种广义的理解，名家就涵盖了先秦的所有名辩学派，大体上就与当时的名辩思潮相同了。也是基于这种广义的理解，伍非佰先生在他的《中国古名家言》一书中经过细致考订，认为下列人物及其著作为先秦名家代表：邓析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墨家辩经四篇；墨子大小取二篇；庄子齐物论一篇；荀子正名一篇。其中，现存有六家，共十五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六篇；墨家辩经四篇；墨子大小取二篇；庄子齐物论一篇；荀子正名一篇。
对名家取广义的论者与班固等人的划分标准有所不同，因而取舍也有所不同。班固等主要是依据先秦固有的学派划分传统以及名家的基本特征（注重名实关系的研究，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来规定名家的人物及其著述。汪奠基、伍非佰则是将名家看成形名家，并打破了先秦固有的学派划分传统来规定名家的人物及其著述。既然名家就是形名家，那自然就不局限于哪门哪派了，因为有很多学派都讲形名。所以，广义上的名家既包括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划定的人物及其著作，也包括了其他各家的人物及其著作。
实际上，打破《汉书·艺文志》对先秦学派的划分模式以及对名家规定的，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人，如晋代鲁胜在《墨辩注叙》中就说过：“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这就是说，名家惠施、公孙龙的“正形名”学说只是墨子《辩经》的发挥而已，照此而言，墨子《辩经》自然也属于名家之言论了。
对《汉书·艺文志》名家人物的规定，历来也有异议。例如宋钘，班固就将他划入小说家，但事实上宋钘是尹文的老师，而且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宋钘和尹文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认为历史上有宋尹学派的存在。因此，宋钘的学派归属就成了疑问，各种说法都有。但也有很多人将他划入名家。如北齐刘昼在《刘子·九流》中就明确说过：“名者，宋钘、尹文、惠施、公孙捷（龙）之类也。”此外，还有许多名家的重要人物，如田巴、兒说、桓团等，都是当时名气很大的辩者，属形名家之列，但由于没有著作传世，班固也没有把他们列为名家。
由此可见，班固对名家的规定的确有一定的根据，把握住了名家的一些基本特征，但也有不全面之处。但如从广义上来规定名家，即以是否形名家来划分名家的范围，则容易混淆名家和他家的区别。如商鞅、申不害、韩非子也都以“好形名”而著称于世，却从没人将他们划入名家。墨家《辩经》虽也讲形名，但形名只占其学说的一部分内容，据此将《辩经》划入名家似乎也有些牵强。
此外，也不能将“名家”等同于“名学”即逻辑学。许多学者包括伍非佰先生之所以将墨家《辩经》、庄子《天下》、荀子《正名》划入名家，恐怕就是从是否逻辑学家角度来衡量是否名家的。实际上，当时各家学派都在研究“名学”，而且都有自己的“名学”理论。谭戒甫先生正是依据“名家”即“名学”的逻辑，将公孙龙划归形名家，认为公孙龙不是名家，而将《辩经》划入了名家。胡适则因此而否认了名家的存在。
我们认为，名家学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不应作绝对的理解。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上名家学派存在的客观事实，并力求准确地把握名家学派的基本特征，以此来对名家作出科学的规定。
那么，名家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概括起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控名责实”。
这是司马谈对名家特征的概括。应当说，这一概括是相当准确的，一般的名家代表人物基本上都具备这一特征。名家鼻祖邓析首先提出了“循名责实”，强调要根据变化了的客观现实来修订已有的旧名，再按经过修订的新名去规范现实，以此来达到名实相符。这实际上就是“控名责实”。所以，邓析所“循”之名不是孔子所讲的“正名”之名，孔子所讲的名是旧名，是用旧名去正新实。名家先驱宋钘、尹文不仅继承了邓析“循名责实”的思想，还继承了墨子“取实予名”的思想，提出了“名以检形，形以定名”的观点，认为：有形的东西一定有名，有名的东西却不一定有形。有形无名，不会失去客观事物的属性；有名无形，就必须通过其他的名来加以审查，看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所以，有时要用名来核查形，以形来确定名；有时则要用名来判定事（实际），用事来核查名。这里所说的“形”就是有形的实物，“名以检形”就是用名来规范有形的实物；“形以定名”就是要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来核定已有的名，使之符合变化了的实际。宋钘、尹文的这一思想与邓析“循名责实”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惠施是名家的杰出代表，但因他的著作已遗失，所以我们无法了解他在名实问题上的具体观点。但惠施之学出于邓析，则是大多数研究者所持的观点。同时，惠施曾出入过墨家，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我们可以推论：惠施在名实观上持有与邓析和墨家大致相同的观点，还是可以成立的。
公孙龙是先秦名家的集大成者。他与惠施一样继承和发展了邓析的学说。在《公孙龙子》一书中，公孙龙明确肯定了“名”是用来称谓“实”的，因而“名”必须符合“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公孙龙也强调了“以名正实”的思想。他在《名实论》中指出：“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这就充分肯定了“名”可以正“实”的作用。将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恰恰就是邓析“控名责实”之论的发展而已。
从以上可以看出：“控名责实”是名家代表人物思想最基本的特征。
第二，怀疑常识，敢于向传统挑战。
名家的代表人物一般说来都是常识和传统观念的怀疑论者。他们依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对一切传统观念都要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评价；而且对于人们公认正确的东西，他们也都要提出异议、提出怀疑。如大家公认“白马是马”，名家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硬要说“白马非马”；大家都知道鸡只有两只脚，名家却偏要说“鸡三足”；人们都看到天在上、地在下、山岗高于平湖，名家却偏要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名家被其他家学派说成“好治怪说”，“玩琦辞”。韩非子把名家言论列为“五蠹”之一，而荀子进而认为名家一类的辩者属于非杀不可的社会危害分子，因为名家的言论蛊惑人心，使社会难以安定。韩非子和荀子未免对名家的偏见太大太深了一些。其实，名家怀疑传统、怀疑常识，正是人类思维进步的表现。因此可以说，名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其代表人物大都是我国最早的启蒙家，而不是韩非子、荀子认为的诡辩家。
第三，注重对概念和名词的分析。
司马谈说名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苛察缴绕”“专决于名”，班固则说名家喜欢“苟鉤（釽）［䤨］析乱”。这都是说名家的很大特点就是注重对概念和名词的分析，而且这种分析非常烦琐、非常深入，以至于使人无法“反其意”，并造成“失人情”的结果。其实，与司马谈、班固所评价的相反，名家之所以以“名”成家，其特长正在于对概念名词的深入分析，而这正是“控名责实”的需要，也是名家对古代逻辑学和语言分析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通过以上对名家特征的分析，不难看出，司马谈和班固对名家特征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尽管他们对名家抱有偏见。所以，我们认为班固对名家人物和著作的划分也基本上可信和准确。因此，本书对名家人物和著作的介绍就以班固《汉书·艺文志》为基本依据。当然，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名家是在先秦名辩思潮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必然与其他的名辩学派，特别是与后期的墨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名家持广义理解的观点也有其根据。因而，本书在对名家人物及其思想进行阐述时，也密切联系当时其他名辩学派思想，以期对名家思想做出较全面的分析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