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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邓析开了名辩思潮的先河，那么儒家、墨家、道家的创始人孔子、墨子、老子之间的“名实之辩”，则是名家得以勃兴的重要思想条件，名家正是从上述论辩中获得思想资料并将这一论辩推向更广更深，从而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思想之潮，将各家学派统统卷了进来。
儒家祖师爷孔子是先秦最早提出“正名说”的思想家。他的“正名说”对先秦名辩思潮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孔子在政治思想方面基本上是一个保守派。他对春秋末期出现的“礼崩乐坏”的局面深恶痛绝，发誓要恢复周礼的神圣性。为实现这一目的，孔子认为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正名”。在他看来，当时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之所以出现巨大混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周礼所明确规定的名分被搞乱了，由此便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状况，所以，他认为只有通过“正名”，即确定名分，使人们各安其分，才能杜绝“犯上作乱”，实现天下太平。
为实现这种政治理想，孔子四处奔走、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宣传和兜售为政必先正名的观点，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正名理论。《论语·子路》中记载的孔子与子路的一段对话，清楚地论述了孔子关于正名的社会作用和重要意义的思想。
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等你去管理政事，你打算先做些什么呢？孔子回答说：一定是先正名啊！子路说：你真迂腐！为什么要正名呢？孔子听后很生气，先训斥子路说话粗野，然后说明了首先必须正名的意义。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既然正名是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正名”？对此，孔子在《论语·颜渊》中做了明确回答。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治政的办法，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要治理好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正名，即国君要像个国君，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否则，国家就要大乱。在孔子的心目中，周礼所规定的名分等级制度是永恒不变、绝对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名”就是要使已经变化了的“实”去服从绝对不变的“名”的基本要求。可见，孔子的“正名”说在哲学上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在政治上带有强烈的守旧倾向，在道德上带有强制性的要求，其根本目的就是用周礼之“名”去正已发生剧烈变化的社会之“实”。
孔子甚至将“正名”提高到伦理的最高规范“仁”的高度来强调。他认为，君子和统治者的最高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就是“仁”，但在“仁”的诸多含义中，最根本的就是“克己复礼”，也就是克制自己而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符合周礼的规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恢复周礼，这就是“仁”。用孔子的原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为仁”。这可以看作孔子“正名”的基本原则和最高标准，而要达到这一原则的要求，就必须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提的这个要求和标准实在是太高了一点，似乎除了像他这样的“圣人”之外是很难有人可以做到的。所以，他的“正名”说在现实中也很难实行得通。而且他也过于强调“名”的作用，将它看作决定“实”的东西，因而他的“正名”说遭到了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批判和责难。从左的方面进行批判的就是墨子。
作为墨子来说，他也把名实关系问题作为自己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加以处理。他明确把名实关系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讨论。在墨子看来，在名实关系中，最重要的不是孔子所说的“名”即概念和名称，而是“实”即客观实在。因此，要做到名实一致，重要的不在于知道“名”，而在于要知道“实”。他用了一个形象的事例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盲人也会说：“银是白色的，黔是黑色的”，这是双眼明亮的人也不能更改的判断。但如果把白的和黑的东西放在一起，再让盲人来分辨，他就无法判断了。所以盲人不知黑白，不是因为他不能陈说黑白的名称，而是因为他无法加以选择。同样的道理，当今的儒者这样一些所谓的君子给“仁”所做的界定，即便是禹、汤这样的圣王也无法更改。但如果把“仁”与“不仁”的事情混杂在一起，让这些君子来选择，他们就不能判断和选择了。所以说，天下的君子不知道“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仁”的名称，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判断和选择。在墨子看来，孔子这些儒者到处宣扬“仁”，但都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区分具体事情中的“仁”与“不仁”。墨子对儒家特别是孔子名实观的批判，可以说十分有力。他通过上述事例表达了一个十分朴素的真理：“名”即概念和名称只是客观实物的反映和称谓，所以概念应接受实践的检验。只知道事物的概念和名称，而不懂得在实际中对事物进行辨别并加以选择，就脱离了实际，就得不到真知。
孔子将“仁”作为“正名”的最高原则和标准，要求用实来服从名，只要实符合了名的要求，即符合了周礼的要求，就达到了“仁”的要求，在认识上也就是实现了对真理的把握。这实际上就把真理的标准主观化了，把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观化了。墨子则认为，判断真理谬说、是非利害的标准是客观的。他说：“必立仪。言而毋仪……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墨子·非命上》）意思是说话必须订立准则，说话如没有准则，……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的区分了。那么，这个准则或标准又是什么？墨子提出了他的“三表法”，也就是判断是非利害的三个标准。第一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要以历史上圣王的经验为依据。第二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要考察老百姓的直接经验。第三是“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要把这种观点或学说付诸实行，看它的社会效果如何，是否真正符合国家、人民百姓的利益。墨子的这三条标准突出了实践经验的作用，强调了名必须符合实的要求，显然要比孔子的标准具体和实际得多了，鲜明地体现出了他平民思想家的特色。
墨子进一步强调要将“明于民之善非”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君主管理政事，如掌握了下面的实情，国家就能得到治理；不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情，就会引起国家的混乱。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情，就是要了解和掌握民众的善恶是非。如做到这一点，就能遇到好人而加以奖赏提拔，遇到坏人则加以惩罚，如此国家就一定会得到治理。否则，就会奖罚不明，必然引起民众的混乱。可见，墨子是十分重视从实际出发来治理国家的，这与孔子的“正名”说通过“正名”来治国的观点正好是相反的。
孔子重“名”，墨子重“实”，这是在名实观上截然对立的观点，由此正式引发了“名实之辩”。
道家的开山鼻祖老子对孔子的“正名”说也进行了批判，但他与墨子不同，他既不强调“名”的作用，更不强调“实”的作用，而是提出了“无名”论来与孔子相对抗。
与孔子的“正名”说相反，老子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礼崩乐坏”，而正是孔子所强调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的“礼”。“礼”这个东西正是忠信的不足、大乱的祸首，“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那么，怎样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呢？老子认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抛弃孔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信”，遵循“道”的要求，实现无为而治。他说，自古以来善于遵循“道”的原则的人，不是怎样用“道”来教人民聪明，而是用“道”来教人民愚昧。人民所以难治，是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所以用“智”治国是国家的灾难，不用“智”治国则是国家的福分。这是两种不同的治国原则，认识到这一点就达到了“玄德”，也就与“道”的原则完全一致了，这样也就达到了大顺。只有顺应了“道”，才能做到“无为而治”。所以，老子进一步指出，圣人说过：“我无为，人民自然顺化；我好静，人民自然端正；我无事，人民自然富足；我无欲，人民自然淳朴”。这种“无为而治”才体现了“道”的基本要求。
老子进而把这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无限夸大，升华到本体论的高度来加从论证，提出了自己的“无名”论。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用言词表达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可以说出来的“名”，就不是永恒的“名”。所以，“道常无名”。在老子看来，“道”是无名的，任何语词、概念都无法把握它。人们可能会问：既然“道”是无名的，任何语词、概念都无法把握它，而你老子又要求人们遵循“道”的要求来达到“无为而治”，这不就自相矛盾了吗？对此类的问题，老子会这样回答：你这是从常人的思维来看问题的。“道”根本就不是靠通常的思维和认识方式来把握的。你必须通过刻苦的修炼，达到了“玄同”的精神境界之后，才能体认到那无形无象、玄而又玄的“道”。那么，什么是“玄同”？老子说，所谓“玄同”，就是：塞住感觉的穴窍，关闭知识的大门，泯灭智慧的光芒，混同于尘世。也就是，摈弃已往获得的一切感觉和知识（因为这些并不是真知识），把自己的心洗得像明亮的镜子一样一尘不染，这样你就会与“道”合为一体了，你自然就体认“道”了。所以，“道”是可以体认得到的，“无为而治”自然也是可以实现的。
由此看来，要达到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孔子的“正名而治”一样，都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他们的要求都过于理想化了，甚至可以说高得有点离谱，凡夫俗子是很难做得到。孔子通过“正名”要恢复已崩坏了的周礼，老子通过“无名”和“无为而治”要恢复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在复古这一点上，二者倒是异曲同工，但毕竟历史是要进步的，所以他们的理想只能是幻想而已，倒是墨子“予名取实”论来得实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