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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文说过，“控名责实”是名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名家重要代表人物的尹文也不例外，他的“控名责实”理论主要是通过他的“正名”学说来体现的。不过，尹文的“正名”学说除受到邓析“循名责实”思想的深刻影响之外，也深受孔子“正名”说的巨大影响。尹文正是在深入总结前人有关学说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正名”理论，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名实关系的认识。
尹文承继了邓析“循名责实”的思想，他和邓析一样认为，名是由事物的实和形所决定的。邓析讲“按实定名”，尹文则说“以形定名”；邓析讲“循名责实”，尹文则说“以名正形”。所以，邓析和尹文在名实关系问题上都主张名来自实和形，实和形是名的客观基础；另外，名又具有规范实与形的作用，亦即有正实和正形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尹文虽受孔子“正名”说的巨大影响，但在名实关系问题上，并不像孔子那样否定了名的客观基础，从而将名看成先定的东西。孔子只强调了以名正实这一个方面，而否定了以实定名这个最重要的方面。另外，尹文所说的“名”，与孔子所讲的“名”也有很大的区别。孔子所讲的“名”主要是指“周礼”所规定的名分等级制度的内容，而尹文主要指的是逻辑意义上的概念。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尹文的正名学说更接近于邓析而不是孔子。他在综合前人见解的基础上超过了前人，所以不仅超过了孔子，也超过了邓析。
尹文认为，名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能正形。他在《大道上》中说：“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俱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俱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以名正形，就是用名来规范事物。世上存在着各种各样形态复杂的事物，如果人们不用名去规范它们，就一定造成混乱。反过来说，如果复杂多样的名没有一定的形与它们相对应的话，也会导致谬误。所以，形与名都是不可不正的。以名正形，用名来规范事物，主要的含义就是指名亦即概念对客观事物的实与形具有认识、规定和区分的作用。“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尹文子·大道上》）名或概念是对实和形的表述和称谓，所以一旦人们认识和把握了事物的实和形，万事万物也就得到了相应的规定或区分。同样，万事万物如果有万名与之一一对应，那么万事万物就得到了规范，就会井然有序，不会互相侵杂。从逻辑的意义上来说，“正名”就是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使之与相对应的实或形达到一致。尹文说：“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尹文子·大道上》）既然名有正形的作用，那么名就不可出差错，这也就是“正名”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尹文的“正名”学说除了上述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内容之外，其基本的含义和内容是属于政治伦理方面的，是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服务的。他说：庆赏刑罚，是君主的事；守职尽责，是臣子的事。君主按臣子所建功劳的大小多寡来升迁他们，或按臣子所犯错误的大小来贬黜惩罚他们，所以有庆赏刑罚。臣子慎守其职，尽到自己的职责，这就是守职效能。君主不可参与属于臣子的事务，臣子不能侵犯君主的权限；上下职权分明，不相侵越，就叫作“名正”。这里既可看到邓析“循名”论的影响，也可看到孔子“正名”说的影响。这与春秋以及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的观点都有一致之处，没有什么特殊之点。但应当注意的是尹文从这种“正名”说出发所阐述的自己关于政治伦理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尹文说：正名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能使法律顺畅，应接万物时能使它们相互区分，条理诸事而不使它们相互混杂；受到欺侮而不认为是耻辱，受到推崇而不生骄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这就是仁君的德政，做到这些就可以做一个好的君主。恪守自己的职责而不发生混乱，谨慎行事而毫无私心，无论饥饱，不变其心，不论毁誉，不改念头，受赏不忘乎所以，受罚也毫不抱怨，这些是臣子的节操，做到这些就是一个合格的臣子。尹文在这里不仅阐述了“正名”这一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同时也将自己的政治伦理主张作为衡量是否“名正”的重要标准，而他所主张的正是《庄子·天下》里所说的“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这一宋尹学派的基本观点。尹文将这些主张看作一个好的君主必须实行的德政。同时，他还把“情欲寡浅”“不论饥饱，不忘天下”等主张看作一个好的臣子必须具备的节操。这样，尹文的“正名”学说就具有了鲜明的宋尹学派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