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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尹文认为，名是由实所决定的，是受实所制约的，但他也看到了名对人们的实践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也看到了名对实所具有的能动的反作用。
尹文认为，名的根本作用就是人们用来区分彼此、核查虚实。“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从古至今，对名运用得当的人都获得了成功，运用不当的人则都遭到了失败。所以，对名的运用一定要得当，否则就会因名的混乱导致对实的认识的混乱，进而导致实践活动的失败。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尹文讲了这样两个故事：有一个庄里老丈不懂命名道理。他给自己的大儿子起名“盗”，给二儿子起名“殴”。有一天，盗出门办事，老丈突然想起有些事忘了交待，于是跟着追了出去，一面追、一面喊：“盗！盗！”道旁的官吏听到后，以为老丈遭劫，就追上去将盗捆了起来。老丈急了，就想让二儿子殴来向官吏解释，但由于心里着急，嘴里只喊着：“殴！殴！”官吏以为是老丈要他们殴打强盗，便痛打起盗来，差点儿将他打昏过去。这就是由起名不慎导致名实混乱所造成的恶果。
还有一个老头，生性好客，喜欢与人交际，所以平日里来他家的客人很多。有一天，他突发奇想，给家的侍僮起名叫“善搏”，又给自家的狗起名叫“善噬”。这“善搏”和“善噬”的名字一传开，三年竟然没有一个客人敢来登老头的家门。老头觉得很奇怪，但百思不得其解。他就向别人打听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客人不敢登门。别人就将原因告诉了他。原来，因为他的侍僮叫“善搏”，人们就以为他家的侍僮好打架；他家的狗叫“善噬”，人们就以为他家的狗好咬人。这样一来，还有谁再敢来登门呢？老头知道原因之后，赶快给自家的侍僮和狗改了名字，于是他家的客人又多了起来。这个故事也说明名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约定俗成的产物，是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什么名就应指什么实，是不能随意更换的，否则就会造成实际生活的混乱。上述故事中的好客老头一时突发奇想，随意更换侍僮和狗的名称，就给正常的社会交往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上述两则故事说明的都是名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尹文认为，在政治和伦理范围中，名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法律是否确当、赏罚是否严明，而这是关系到国家能否得到有效治理的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名是否确当产生的影响只涉及某些个人或局部，但在政治和伦理范围中，名是否确当所产生的则是全局性的效应。因此，名是不能不加以明辨的。尹文在《大道上》篇中指出：“善名命善，恶名命恶。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嚚（yin）凶愚，命恶者也。”善名指善之实，恶名指恶之实，这是万万不可混淆的。善恶明晰，人们尤其是君主就可以亲近贤能的人而疏远不肖之徒，国家就可以奖励善行而惩罚罪恶。
但在实际的政治和伦理生活中，善名与善之实、恶名与恶之实并不是简单地相互对应着的，它们之间既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即名实不相符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着的，这充分说明了政治和伦理生活的复杂性。尹文说：“今即圣贤仁智之名，以求圣贤仁智之实，未之或尽也。即顽嚚凶愚之名，以求顽嚚凶愚之实，亦未或尽也。使善恶尽然有分，虽未能尽物之实，犹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尹文子·大道上》）这就是说，虽然善恶之名应当与善恶之实严格地一致，但如按圣贤仁智等善名去求其实，往往并不能完全吻合；按顽嚚凶愚等恶名去求其实，也往往名不符实。但是，使善名与恶名严格区别开来，即使不能充分反映实际情形，也不会导致太大的误差。所以说，名是一定明辨的。
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名与实相符只能是大致的、近似的相符，二者完全相符、完全一致的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说孔子是一个大圣人、大贤人，是从他的主要方面来说的，但是细究起来，孔子也未必与圣人、贤人之名的要求完全相符。如他当上鲁国宰相的第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这件事就充满了争议。再如，我们说某人是一个坏人，这主要是指他确实干了许多坏事，但这并不一定说明这个人就一点好事也没做过。所以“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状况是普遍存在的。
尹文认为，名实不完全相符之所以是普遍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名作为主观对客观反映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能动作用。名与实相符或不相符主要是由人所决定的，造成名实混乱也是由人的活动所引起的。这说明名对实，或概念对实际的反作用主要是由人的思维和人的活动来实现的。简单地说，名对实的反作用，主要是通过人对名的运用来实现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们就不会因为善恶之名与善恶之实不能完全相符而随意地混淆善恶的本质区别，更不会背善而向恶。更重要的是，人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更加了解明辨名词概念的重要性，在生活和行动中正确地使用名词概念。例如，人们特别是君主等执掌国家大权的人明确地理解和掌握了善名和恶名各自的含义，那么在行动上也就会向善而恶恶、惩恶而扬善，这样国家自然就会实现大治了。
尹文之所以强调名的重要作用，目的在于说明“正名”的必要性。“正名”的理论可以说是尹文名辩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