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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宋钘一样，尹文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将“道”看作名辩理论的最高范畴，区分了抽象的范畴“道”与具体概念“名”，同时还认为至上的“道”是治理国家的最重要的方法。
尹文认为，“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尹文子·大道上》）。至上的“道”是万物遵循的根本规律，所以作为表述这个规律的范畴“道”，与表述具体事物的“名”是不同的。从本质上说，“道”是形而上的，“名”则是表述形而下的具体器物的。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传》）的道理。形而上的“道”是无形的，所以不可用“名”来表述；形而下的器物则有具体的形体，所以可以用“名”来加以表述。“大道不称，众有必名，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尹文子·大道上》）“道”是万事万物得以产生的总根源，又是万事万物的总规律，所以“道”这个范畴并不是有形的器物所产生的，也不能用来表述具体的器物。万物则生于无形的“道”，它们各具其形象，各具其特有的形体，由此也就产生了各自的名称。从上述尹文关于道、形、名三者相互关系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形名理论与宋钘的一样，不但将“道”作为本体论基础，而且也贯彻了以物为法的基本原则。
尹文不仅将“道”视为名辩理论的最高范畴，还进一步将它看作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他说：“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尹文子·大道上》）尹文虽属名家，但其整个学说是建立在“道”这个本体论基础之上的，可见他与宋钘一样，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所以在他看来，名、法、儒、墨等诸家思想均缺乏“道”这个本体论基础，都没有认识到“道”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所以它们都不足以用来治理国家。如果要用它们来治理国家的话，也不得离开、更不能违背“道”的根本法则。
由尹文的这种说法来看，似乎他将道家思想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家信徒，因而有人据此认为尹文是道家人物，而非名家人物。其实，尹文和宋钘对“道”的理解与道家是不同的，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异，这一点，我们已在论述宋钘思想时多次说过。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尹文所说的“道”与老子那种神秘的、精神性的“道”有着本质的差别。他说的“道”，是作为万物基本规律和法则的道；他强调治理国家要遵循“道”，就是要遵循客观的法则。另外，老子的道论在本质上是“无名论”，尹文则在“道”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完整的“形名论”，这与老子以及整个道家的思想是有原则差异的。所以，不能仅凭尹文强调“道”的作用，就将其划入道家的范畴，否认其名家的特质。
尹文同宋钘一样，其学说综合了道、儒、墨、法等诸家思想，所以他的名辩理论既汲取了道家关于“道”的学说、墨家“取实予名”的思想，又汲取了儒家的“正名”思想以及法家“法、术、势”的理论。但尹文名辩思想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名实之辩，达到治理国家这一根本目的，而这正是名家学说的本质之所在。不过，尹文上述思想，更体现出了其名家学派中人文主义一派的基本特征。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尹文强调了“道”的重要，就说他是道家，也不能因为他强调了“以形定名”，而这与墨家“取实予名”的观点相一致，就说他是墨家，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