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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钘十分重视名辩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的研究，他将思维方式和方法称为“心术”。在宋钘看来，心是思维的主体，它在人的身体中与其他感官相比处在统摄和主宰的地位，其他感官都受心的支配。因此，他在《管子·心术上》的开篇就说道：“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心在人体中处于君的位置；九窍各有功能，就像百官职守的分工一样。心的活动合乎于道，九窍就遵循着其法则从事正常的工作；心若充满了各种嗜欲，眼睛就看不见颜色，耳朵就听不到声音。与这种见解相对应，宋钘十分重视理性的作用，认为人的感性是受理性支配的。宋钘对心和理性作用的看法的确有其一定的道理。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心是智慧亦即理性的居所，而耳目虽是用于听、看外部事物的，是了解外部世界的门窗，但只有心和理性才能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亦即把握住“道”。“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管子·内业》）。感官和感性只能把握事物的表面现象，这正是其局限；宋钘看到了这种局限，因而特别强调了心和理性的作用。但宋钘讲的这个道理也只是具有片面的真理性。这是因为，“道”亦即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存在于现象之中，并通过现象来表现出自己；心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对感性材料的加工整理，才能形成对“道”即事物规律性的理性把握。宋钘片面强调了心和理性的作用，忽视了感官和感性的作用，所以他是一个唯理主义者，他的心术之论是一种唯理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
宋钘认为，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应当是让心和理性处于无为地位，用无为的心和理性来支配感官和感性。《管子·心术上》称：“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耳目是主管视听的器官，心不应去干预视听的职守，则器官就可以尽到它们的本分。心中有了过多的欲念，就会有东西从眼前过却看不见、有声音传来而听不见。所以说，上离其道，下失其事，因此，心的功能就是通过虚静无为来支配感官的，这也就是心叫做君的原因。
什么是“虚静无为”？宋钘是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虚静就是心意专一，清除一切欲念。清除了欲念，心就可以疏通畅达，心疏通畅达了就会虚静。心达到了虚静的状态，自然就会心意专一。心意专一就能独立于万物之上，独立就能明察一切，明察一切就达到了神的境界。神是非常高贵的，心若不干净，它就不会停留在那里，所以必须使心处于虚静的状态。如何使心得以虚静呢？所谓虚，就是无所保留。因此，如能做到连智慧都彻底抛弃，就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能做到无所保留，也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没有追求，又没有什么可做，就达到了“无虑”的状态，“无虑”也就是“虚静无为”。
宋钘对“虚静无为”的解释从字面上看，与老子所鼓吹的“玄同”的体道论十分一致。但如果这样来看宋钘的“虚静无为”，那就大错特错了。原因就在于：老子的“玄同”虽与宋钘一样，也有注重内心休养，去除一切欲望，把内心打扫得一尘不染，这样才能体认到“道”的含义，但老子的“玄同”的本质要求是“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在老子看来，所谓“玄同”，就是堵塞耳目等感官，关闭知识的大门，泯灭智慧的光芒，混同行为的痕迹，挫其锋锐，解除其纷争，与“道”合为一体。老子的这种“玄同”说是一种超感性、超理性的神秘主义认识论。
宋钘则不同，他与老子刚好相反，认为要达到对万事万物基本规律“道”的认识，虽然要做到“虚静无为”，但“虚静无为”的目的是要“无为而制窍”，是要用无为的心和理性来支配感官和感性，从而达到对事物及其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所以，与老子“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的主张相反，宋钘主张“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管子·心术上》）。就是说，使心灵之宫或理性保持清明，打开感官之门，排除私欲和杂念，智慧自然就会得以产生。
由此可见，宋钘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老子则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宋钘的“洁其宫”与老子的“玄同”也存在某种承继的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人们往往将他看成道家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种与道家的内在联系，使宋钘关于名辩思维方式的理论打上了深深的道家烙印。也正是这种道家的烙印，使他主张一种消极无为的认识理论，反对用积极的行为去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甚至主张去除一切掌握知识、改造外物的欲望。他认为，心或理性不应干预感官或感官的活动，这样就可以使感官尽到它的职守。这种将心与感官、理性与感性截然割裂开来，否定心对感官、理性对感性的指导作用，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无为的认识论观点。人的感官的活动无疑要受到心（用现代语言来说是大脑，古人认为是心而不是大脑才是思维的器官）的干预和支配，感性必然要受理性的渗透和指导，人的认识的能动性最主要地就体现在这一方面。宋钘否定这一点，就根本否定了人的认识的能动性。而且他将感性和理性截然分割开来，就使理性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宋钘在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下，还极力主张节欲，认为“节欲之道，万物不害”。人们不去积极地改造和认识万物，节制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欲望，就自然不会受到外界万物的伤害。这种消极无为的思维方式显然是老子对宋钘所起的消极影响的反映。
宋钘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的理论，还表现在他关于“思”和“心”的学说上。宋钘强调“心”和理性的作用，故而认为知识乃是心“思”的产物。他在《管子·内业》篇中是这样来形容和说明心的形体及其作用的：“凡心之刑（形），自充自盈，自生自成。”这就是说，心的形体，它本身就是自己充实、自然生成的。它之所以往往遭到损伤，失去本性，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往往在心中存有各种各样的嗜好和欲望。心的本性最需要的是安定和宁静，只要去除各种嗜好和欲望，心就可以保持和谐。心的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认识“道”。而要使心发挥其根本作用，就得保持其安定、宁静与和谐。所以应当努力做到“耳目不淫”“心无他图”，如果这样，那就可以“正心在中，万物得度”了。这就是说：不要让外物扰乱耳目等五官九窍，不要让五官九窍来扰乱内心的宁静与和谐，摈弃一切杂念和欲望，这样就认识到了“道”；认识了“道”，就获得了正确对待万物的标准和尺度。宋钘“正心在中，万物得度”的观点，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古希腊的著名智者普罗泰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普罗泰哥拉的基本哲学原则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在他看来，人高于动物和自然万物，就是因为人有智慧，所以能支配和安排万物，因而人处于世界的中心。宋钘“正心在中，万物得度”的观点也包含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他与普罗泰哥拉所不同的是，他突出强调了“心”的作用，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普罗泰哥拉则强调了感官的作用，是一个感觉主义者。但他们都主张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反映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这在当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宋钘强调“心”和理性的作用，因而十分重视“思”即思维的意义。他认为，思维或思索活动是人智慧的泉源。《管子·内业》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索生知”。人对“道”即对万事万物基本规律的把握，乃是人心思维或思索的结果。把握了“道”，就可以“上察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即能够全面正确地认识天地、普察四海。
“心”的作用的确很重要，然而在宋钘看来，真正的“心”并不是心的形体，而在于心的形体之中内藏的那个“心”，即思维活动本身。他在《管子·内业》中说：“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使然后治。”这个心中之心先产生意识，有了意识才有语言，因为：有了意识和语言，才有对事物形体的形象的把握；有了对这种具体形象的把握，人们才给予事物名称；有了名称，人们就可掌握和利用事物；既然可以掌握和利用事物，也就可以治理事物了。显然，宋钘将“心”和思维的作用抬到了至高的地位，以至于使他认为国家的安宁、国家的治理关键在于实现“心治”。“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这是宋钘通过考察心的作用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这个结论与他关于“心之行”的思想主旨是完全一致的，也是他考察思维方式亦即“心术”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宋钘名辩理论的宗旨就是要为实现非斗、反战、天下安宁作论证，这在他关于形名的理论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