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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天下》中将宋钘、尹文并提，并概括地揭示了宋、尹社会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天下》篇说：“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这就是说，在庄子看来，宋、尹一派的基本观点或主张以及主要特点就是（以下为译文）：“不为世俗所牵累，不以外物来矫饰，不苛求于人，不违逆众人的心愿。希望天下安宁太平以保全人民的身家性命。人民的生活资料只要满足就可以了，以上述观点来表白自己的心意，自古以来的道术就有这样的。宋钘、尹文十分喜欢这种风尚。他们制作并戴着一种像华山那样的上下均平的帽子，以此来表达自己提倡人们生活平等的主张。他们认为，认识事物首先要抛弃已有的主观成见。他们强调心的宽容，并将这种宽容称为‘心的自然趋势’。以温和的态度合他人之欢心，用此来调和海内，请求人们以心容万物为行为之主。受到侮辱不以为辱，解除人民的争斗，禁止攻打已平息干戈之兵，解除世间的战争。他们本着这种宗旨周行于天下，上说诸侯，下教百姓。虽然天下人不接受，但他们依然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所以说：上下对他们十分厌烦，与之见面不过是勉强而已。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为别人所做太多，而为自己做得很少。他们说：‘我们只要有五升米的饭就满足了。’不仅宋钘、尹文这些先生恐怕很少吃饱，他们的弟子也常饿肚皮，可他们仍然不忘天下之人。他们日夜不休地为民做事，说：‘如天下人民能按照我们的主张行事，人民的生命必有保障。’真是自命不凡的救世之士啊！他们说：‘君子不做苛刻计较之事，不能使自己为外物所役使。’他们认为，对天下无益的事，就干脆别做。他们对外主张禁止攻伐、停息干戈之兵，对内主张情欲寡浅。这就是其学说的梗概以及其所做所为的大致情形。”
荀子也对宋、尹学说进行了评论。他说：在宋钘看来，如果明白受到欺侮并不是耻辱的道理，人们就不会发生争斗了。又说：宋钘认为人的本性是少欲的，而人们都说自己的本性是多欲的，这是根本错误的。因此，宋钘率领着他的门徒，四处为他的学说辩论，阐明他的比喻和引证，想使别人接受他关于人的本性是少欲的观点。
从庄子和荀子的评论中，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宋尹学派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一些基本主张。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
第一，“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宥”就是“囿”，就是成见、偏见。“别宥”就是“去宥”。“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就是认为，考察万事万物，必须首先去掉自己的主观成见和偏见，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对宋尹学派的这一见解，《吕氏春秋·先识览·去宥》做了极好的阐释。冯友兰先生认为，《去宥》篇可能就是从宋钘的著作《宋子》抄下来的。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看看《去宥》篇是如何讲“去宥”或“别宥”的。《去宥》篇并没有讲多少“去宥”的理论，而是用了好几则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去宥”的极端重要性。其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东方墨家学派的谢子将要西去拜见秦惠王，惠王就向秦国墨家学派的唐姑果打听谢子的情况。唐担心惠王亲近谢子超过自己，于是就向惠王进谗言说：“谢子是东方能言善辩之人，他为人十分狡诈，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尽力游说以讨太子的欢心。”秦王听了唐的谗言，于是怀着愤怒的心情等待谢子的到来。谢子来后向秦王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而秦王根本不听，谢子很生气地走了。秦惠王由于听信了谗言，心里产生了对谢子的成见和偏见，所以没能听取谢子的建议，失去了一次很好的听取意见的机会。秦王听信谗言对谢子产生了偏见，就是“宥”，可见只有去了“宥”，才能正确对待事物。《去宥》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宥”之人把白天当成黑夜，把黑看成白，把贤君尧当作暴君桀，所以“宥”的害处太大了。亡国之君基本都是偏见很深之人，可见人们只有“去宥”，才能知道事物的全貌；如能区分什么是成见和偏见，就自然能保全自身了。
《去宥》篇的这个结论与宋钘、尹文的“接万物以别宥为始”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宋钘、尹文认为，人们的心中普遍存在着“宥”，影响着人们对人或物的认识。例如，人们都认为人的本性是多欲的，而实际上人的本性是寡欲的，这就是一种“宥”、一种成见和偏见。人们都认为，被人欺侮是一种耻辱，其实这也是一种“宥”，是一种成见和偏见。在这些成见和偏见的支配下，人们才喜好争斗，搞得天下不宁。如去掉这些“宥”，消除这些成见和偏见的影响，人们就可以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是情欲寡浅的，这样也就可以免除争斗，天下自然也就太平了。以上就是宋尹学派“接万物以别宥为始”的基本含义。
第二，“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宋钘、尹文深受墨子思想的影响，同墨子一样主张“非攻”，认为不应攻打已停息干戈之兵，要解除世间的战争。《孟子·告子章句下》记述了宋钘去楚国劝楚王息兵，在途中遇见孟子后二人的一段对话，其中反映了宋钘对战争的反对态度。这段对话的大意是这样的：宋荣（即宋钘）在去楚国的途中，在石丘遇见了孟子。孟子问他：“先生要到哪里去？”宋钘答道：“我听说秦国和楚国正在交战，我准备去楚国见楚王劝他罢兵。如楚王不愿罢兵，我就打算去见秦王劝他罢兵。在这两个国君中，我想总会有一个与我的意见相一致。”孟子说：“我不打算打听详细的情况，但想听听你的见解，你将如何劝说他们呢？”宋钘回答说：“我准备讲一讲交兵打仗的不利。”孟子不同意宋钘的想法，认为不应用“利”去劝说秦楚两国的国君，而应用“仁义”的观点去劝说。宋钘用交战之“不利”去劝说秦楚两国国君，与孟子主张用“仁义”去劝说的儒家见解是有很大区别的，但与墨家的观点颇为一致。墨家不仅主张“非攻”，反对战争，还主张“禁攻寝兵”，即反对攻打已停息干戈之兵，这也与宋钘、尹文完全一致。可见，宋尹学派在反对战争的问题上持有与墨家相一致的见解。
第三，“见侮不辱，救民之斗”。宋钘、尹文不仅极力反对战争，还反对民众之间的争斗。在他们看来，天下不太平的原因不仅在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在于民众之间的争斗。而民众之间争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家都以为侮辱是很耻辱的事，所以要进行报复，结果被报复者反过来再进行报复，从而使得争斗不息。其实，受到欺侮并不是什么耻辱的事，如果人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争斗也就不会发生了。宋、尹的用心是极好的，极善良的，但恐怕将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一些。既然他们已看到了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利”所引起的，所以他们准备用战争的“不利”为理由去说服交战的国君罢兵；但在民众之间争斗的根源问题上，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仍是一个“利”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荀子对宋钘的“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的主张提出了非议。他在《荀子·正论》中举了一个例子来批评宋钘：如有人发现别人钻进他家的出水洞偷了他的猪，他就会马上拿着剑或戟去追偷猪之人，而且根本不避死伤，这根本不是因为他因自家的猪被偷而感到耻辱；他之所以不惧怕争斗，是因为他对偷猪者感到憎恶。在荀子看来，人之所以产生憎恶，并不仅是在心里感到耻辱，还在于客观上的利益关系。可见，荀子看到了民众争斗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利益的冲突。荀子这个见解无疑要比宋钘深刻了许多。宋钘“见侮不辱，救民之斗”主张的主观愿望虽是良好的，但由于没有看到民众争斗的客观根源，所以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已。
第四，“情欲固寡”、节用尚俭。节用尚俭是墨子十分重要的一个主张。他极力反对贵族铺张浪费、极端奢侈的生活方式，提倡崇尚节俭，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平民思想家的本色。宋钘、尹文与墨子一样，也极力提倡崇尚简朴、节约用度的生活方式。为了论证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宋钘、尹文提出了人的情欲本来就是寡浅的理论，即认为人的情欲本来就很少，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很多。他们不但从理论上提倡“情欲固寡”、节用尚俭的生活方式，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具体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庄子·天下》就具体记叙了这个事实。对于宋、尹的“情欲固寡”论，荀子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认为宋、尹的这个理论是很难成立的。他在《正论》篇里指出：宋子认为，人的情欲本来很少，但人们认为很多，这是错的。但实际并非像宋钘认为的那样。比如，人的五官都有自己的追求，眼睛愿看美丽的色彩，耳朵愿听美妙动听的声音，嘴巴愿尝可口的滋味，鼻子愿闻香的气味，再者，人的身体也愿安逸舒服，难道这些不都是人本性中所固有的情欲吗？宋钘对此无法否认，所以他又认为，人的情欲仅限于这些。但这样一来，他的学说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宋钘他们承认身体五官的欲望是合理的，但并不多。这就好比人们都有富贵的欲望却不愿意有财产、人们都有爱美的欲望却厌恶美女西施一样。可见宋钘的“情欲固寡”论是站不住脚的。荀子的批判无疑是正确和深刻的。
第五，“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宋钘、尹文从“禁攻寝兵，救世之战”，“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等基本主张出发，认为要实现上述主张，除了要明白人的本性“情欲固寡”的道理之外，还应有一颗能够宽容万物的心灵。他们要求人们以温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别人，并努力取得别人的欢心。这就是所谓“语心之容”的基本含义。在宋、尹看来，人们的行为都是由心所主宰的，所以人们在行为上要表现出对人和事的宽容，首先就要有一颗宽容之心。反过来，人们只有都有一颗宽容之心，才能在行为上表现出对人对事的宽容，这是互为里表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争强好胜并不是人心的自然趋向，宽容之心才是人的本性，才是人心的自然趋向，这就是“心之行”的基本含义。所以，人们应当认识到人心的“宽容”这种自然趋势，抛弃争强好胜这种人心之“宥”，自然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荀子在其《正论》篇里，对宋钘、尹文的这种观点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宋钘主张“见侮不辱”这种宽容之心，不仅自己甘心受辱，还想使人们改变关于荣辱的看法，他的这种学说是根本行不通的。究其根源，仍在于脱离了社会的实际。所以，宋钘的观点就如同用砖泥杜塞江海、让矮小的人背负泰山一样，是根本不现实的。荀子的批判可谓一语中的。
第六，“愿天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这是宋、尹社会政治学说的一个总结论，也是他们所要实现的根本理想。无论是提倡“禁攻寝兵，救世之战”，还是鼓吹“情欲固寡”“心之容”“去宥”的学说，宋钘、尹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天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的社会理想。宋、尹的这种社会理想，实质上就是墨子的“兼爱天下”，反映了战国时期饱受兼并战争之苦的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尽管当时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通过兼并战争实现中国的统一，但广大民众是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不幸的主要承受者，所以他们强烈反对战争，要求实现天下安宁，过上富足的生活。墨子和宋、尹的学说正是广大民众的呼声和强烈要求的理论表现。
从以上六点宋尹学派的社会政治主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尹学派的墨家渊源及其平民理论的性质，而且从中我们也很难看出宋钘、尹文的名家特质。难怪冯友兰先生将宋尹学派说成墨家的支流。其实，就像宋钘、尹文将道家的根本范畴“道”经过改造作为自己的本体论基础一样，宋、尹也接受了墨家的社会政治主张，但这也是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而不能由此将他们看成墨家或道家的支流。宋钘、尹文的名家特质充分表现在他们的名实观和形名学说上。不过，我们应看到，宋、尹的名实论和形名学说都是为他们的社会政治主张服务的，虽然他们的学说也涉及世界的本原和自然观，但从其主体方面来说仍属于一种社会政治学说，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的终极关怀和人文精神，这一点与后来的名家惠施和公孙龙两派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我们将宋尹学派视为名家三派中的人文主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