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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虽然名噪一时，雄踞显学之列，但好景并不长久，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它是最早衰落的一个学派，在诸子书中其得以流传后世的也最少。晋代鲁胜在《墨辩注叙》中说：“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在鲁胜看来，名家衰落亡绝的基本原因在于其学说过于艰深难懂，所以后来的学者就不再研究和关注，以至于到他那个年代，名家著作就已不再传世，名家学说也就亡绝了。其实，鲁胜所说的这个原因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名家学说固然侧重思辨，而且有很多违反常识的理论，所以很难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这当然是造成其学说衰落的一个原因。然而还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原因更为直接和根本。
首先，名家学说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名家适应于新旧时代交替正名实之需要而兴起，但名家的后起代表人物如惠施、公孙龙等虽然也强调“控名责实”之重要，他们的学问却过于专门。如惠施的“历物十事”基本上是讲自然哲学的；公孙龙虽然自称要“正名实而化天下”，但他所研究的“白马非马”论、“离坚白”论均侧重思辨，其“正名实”的社会意义并不能直接表现出来。这些专门理论与当时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相差太远。所以，荀子就曾指责名家“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意思是：名家只会钻研一些奇谈怪说，玩弄奇辞；考察事物十分精细但不能应用，说得头头是道但没有实际效用；所以做了很多事但成效很少，这种学说是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和纲领的。如从当时政治实用的角度来说，荀子的这种指责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名家学说在其现实理论形态上是很难直接运用到治理国家的实际中去的，因此，它就不可能为统治者所重视。在封建时代，离开了官方的重视和支持，一种学说要流传于世并持久是很困难的。
其次，名家学说不仅不符合当权者的现实政治需要，还有悖于这种需要。名家的很多政治主张与当时统治者的利益是相背的。如邓析对当时郑国的掌权者子产进行过许多非难，因而被统治者杀害；当时各国统治者都力图通过兼并战争来实现统一，但惠施和公孙龙却主张“偃兵”，即息兵、不要打仗，反对兼并战争，《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而惠施欲以齐、荆偃兵。”由于惠施坚持的主张被魏王否定，他因此而丢了相国之位并狼狈地逃离了魏国。再如，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这是对统治者偶像崇拜的公然亵渎，自然难为统治者所容忍，也难为所谓的正统学者所容忍。所以，在政治力量和学术思想力量的合力夹击之下，名家学说的衰亡就成为必然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