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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由邓析开创，勃兴于战国中期，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从邓析学说的影响谈起。邓析是先秦最早提出“形名之辩”的思想家。他提出的“循名责实”的思想不但为后起的名家人物所遵循，而且可以说对诸子百家之学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正如伍非佰先生所说：“形名之为学，‘以形察名，以名察形’，其术实通于百家。自郑人邓析倡其学，流风被于三晋（韩、赵、魏），其后商鞅、申不害皆好之，遂成‘法、术’二家。其流入东方者，与正名之儒、谈说之墨相摩荡，遂为‘儒墨之辩’。其流入南方者，与道家之有名、无名及墨家之辩者相结合，遂为‘杨墨之辩’。至是交光互映，前波后荡，在齐则有邹衍、慎到，在宋则有皃说，在赵则有毛公、公孙龙、荀卿，在魏则有惠施、季真，在楚则有庄周、桓团，在韩则有韩非子，皆有取资于‘形名家’”
。伍先生对邓析学说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之广给予了全面的评述。可以说，邓析是先秦名辩思潮之肇始者和开启者。同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名家创始人的邓析对先秦名辩学派的形成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其次，名家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众所周知，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得以繁荣和发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学派之间的激烈论战，亦即“百家争鸣”。但这些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学派除了相互斗争、相互论战之外，还相互吸取对方的合理之处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一面。因此，名家学说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他家学说的影响，如孔子的“正名”说、老子的“无名”论对名家的“控名”论的形成和发展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反过来，名家的“控名”论对他家的“名实”论也有巨大的影响，我们从儒、道、墨、法、阴阳等家的“名实”观中不难看到名家“控名”论的明显影响。
如战国著名的儒家代表荀子所倡导的“正名”说，就与孔子的“正名”说有着根本的差异。孔子的“正名”是要以旧名来正新实，荀子则认为既要“有循于旧名”，更要“有作于新名”，既要继承仍有用的旧名，更要创造适合于新时代要求的新名。孔子所讲的“名”主要是指周礼所规定的名分等级制度，并认为这是永恒不变的；荀子则认为“名”是人们为了认识事物而制定的，“制名以指实”。所以，必须根据变化的现实不断制定新名，以达到指明事实、明分贵贱、辨别同异的目的。显而易见，荀子的“正名”说吸取了名家“控名责实”的合理内核。再以名家与后期墨家的相互关系为例。名家对后期墨家逻辑学说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名家，尤其是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就不会有后期墨家科学的逻辑。后期墨家正是在继承和批判了名家学说的基础上创立“墨辩”逻辑的。正因为如此，以至于很多研究者都将后期墨家的逻辑学划入名家的范畴，或者将名家归之于所谓的“别墨”。至于法家，名家的影响更为显著。名家邓析的“形名”论以及“循名以责实”的学说就是法家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邓析是法家的思想先驱，这已是公认的事实，这也是所有法家代表人物均以“好形名”著称于世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再次，名家在当时的影响还表现在“辩者”队伍的壮大和煊赫的声势上。名家在先秦时被称为“辩者”或“察士”。在当时，这些辩者和察士的名声都很大，地位也很高。如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宫”就聚集了大批的辩者和察士，名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宋钘、尹文、兒说、田巴等都曾在那里聚徒讲学或研习宣扬自己的学说。他们都非常受齐王的尊崇，有的还被封为上大夫。再如，在赵国平原君门下也曾聚集一大批辩者，著名的如公孙龙、毛公、桓团等，他们也受到平原君的厚待。这些辩者和察士大都是知识渊博、十分善辩的名士，他们或聚徒讲学，或著书立书，建立自己的学派，他们提出了许多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彼此相互呼应，还积极与其他学派展开激烈的争论，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说：“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还有的文献中记载说：“齐之辩士田巴，辩于狙丘，议于稷下，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而服千人。”（清人马国翰辑《鲁连子》）可见，名家的理论还是很有说服人的力量的。虽然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指责名家学说只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但承认其能“胜人之口”，实际上也就是不得不承认名家学说“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名家所提出的论题无一不为其他各家所重视，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诸家共同议论的话题，这也使得名家必然处于当时名辩思潮的中心地位。因此，名家也就成了与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相提并论的显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