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大动荡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儒、墨、道、法、兵、名、阴阳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中国文化空前繁荣。其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和墨子开创的墨家影响最大，它们论辩对峙，并称“显学”，正如《韩非子·显学》所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墨子为人们对墨家创始人墨翟的尊称。《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由此看来，墨子原为儒家弟子，由于对儒家学说不满而另立门户，创立墨家学派。也就是说，墨家学说是墨子对儒家学说反思和批判的产物。

墨家作为一个与儒家对立的学术、政治团体，与声势浩大的儒家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甚至后来居上，以至于“亚圣”孟子都不得不惊呼：“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就连大儒荀子也不无悲伤地说：“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荀子·成相》）只是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墨家才衰落下去，其学中绝，仅存其书。

墨家之所以能在战国初期异军突起，根本原因在于它比儒家更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它提出的一些新的主张引起上至诸侯、下至黎庶的强烈兴趣。

《墨子·鲁问》载，一次，墨子带领自己的学生外出游说，一个叫魏越的学生问墨子：“您见到各国君王时，对他们说些什么呢？”墨子回答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和前期墨家的思想主要围绕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等“十大主张”展开。

墨家以“兼相爱”为道德理想，以“交相利”为伦理原则。墨子提出“兼爱”，是为他的救世治乱理想服务的。他认为，世事之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之间的不相爱。由此，他认为人们应该平等地，不分远近、亲疏、贵贱地相爱。而“兼爱”又是“仁”“义”，即“交相利”。后期墨家把墨子的道德主张发展为利他主义，主张个人与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个人不应该把自己与他人、社会对立起来，爱人要甚于爱己，爱人就要利人。墨子在主张“兼爱”的同时反对战争，即“非攻”。当时，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在墨子看来，侵略战争破坏农业生产、荼毒生灵、毁人宗庙，上不利天，中不利鬼神，下不利百姓，所以要反对。需要说明的是，墨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他所反对的是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侵略战争，对于弱小国家抵御侵略的战争，则予以支持和帮助。《墨子·公输》记载的“止楚攻宋”、《墨子·鲁问》记载的“止鲁攻郑”就是这样的例子。

尚同是墨家政治主张的核心。墨子说：“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墨子·尚同下》）意为政令、思想、言论、行为等同君王乃至天保持一致，是为政的根本和施治的要义。墨子认为，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可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治理。这在天下大乱、分崩离析的春秋战国时期，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时代没有产生过宗教或受到宗教的影响。墨家是先秦唯一公开研究、讨论宗教问题的学派。墨子的“天志”“明鬼”说肯定了“天”“鬼神”的存在，以“天”为万物的最高主宰，作为人世间统治者的人君则必须服从“天”的意志。“天”是正直爱民的，“鬼神”作为“天”的补充有赏善罚恶之威，人君若不顺天爱民，就会遭到“天”的惩罚和“鬼神”的报复。后期墨家背离了墨子这些主张，从有神论走向了无神论，否定了“天”与“鬼神”的存在。

“乐”主要指音乐，也包括诵诗歌舞，可以理解为艺术的统称。“非乐”即反对从事艺术活动。墨子之所以“非乐”，并不是因为艺术活动不能给人带来快乐和美感，而是因为它不利于解决人民基本的生产、生活问题。墨子的“非乐”思想与他的“节用”“节葬”主张是一致的。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财富匮乏，对于“农与工肆之人”来说，连生活的基本需要都难以满足，从事艺术活动就显得有些奢侈了。同样道理，“节用”“节葬”即节约财物和费用开支、丧葬从简也是十分必要的。墨子说：“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上》）他主张取消一切不实用、不能给百姓带来利益的开销。“节葬”是墨子针对当时统治者耗费大量钱财铺张办丧葬提出的主张。他认为，厚葬久丧浪费了社会财富，使人们无法从事生产劳动，影响人口增长，不仅对社会有害，也不符合死者的利益和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传统，必须废止。

墨子本人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广收门徒，传经布道，“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盛誉流于北方，义声振于楚越”（《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墨子在一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如他主张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救世的主张，他提出的量力原则及强教强学、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至今仍有价值。

在哲学上，墨家着重探讨了认识论问题。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对认识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提出人的认识、言论的正误需要有一个标准来检验。为此，墨子制定了检验真理标准的“三表”法，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历史记载中前人的间接经验、广大群众的直接经验，以及对于国家、百姓的实际效果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标准既重视经验又重视效果，达到了朴素实践标准的高度。

逻辑学在中国古代称为“辩学”“名学”。墨家的逻辑学在中国逻辑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墨家的教育专设“谈辩”一科，墨子把辩论看成墨家弟子应当具备的一项基本功和必修课。墨子提出了类、故、法三个逻辑学基本范畴。“类”即事物的类别，“故”为原因，“法”是事物的标准、规则。他还提出了“悖”的概念，“悖”为荒谬、背理和自相矛盾之意。墨子的逻辑学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后期墨家逻辑，也称墨辩逻辑，在继承墨子逻辑学的基础上集各家之大成，提出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他们主要探讨了名（即概念）、辞（即判断）、说（即推理）以及思维规律等问题，使中国古代逻辑学真正建立起来。墨辩逻辑与古希腊逻辑学、古印度因明学并称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与后者相比，它在系统性与全面性方面毫不逊色。

墨家的科技成就在先秦独树一帜。墨家在生产和军事活动中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不断对各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墨经》记录了许多精巧的技术发明，也记录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成果，其中许多成就在当时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真知灼见。

墨家是一个学术团体，也是一个扶危济弱的政治团体。他们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积极防御的军事学说，在中国军事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

墨家兴起于春秋末期，活跃于整个战国时期，汉初中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绝唱”。其显也急，其衰也甚，为后人留下不尽的话题和思考空间。作为一种思想，墨家学说一直潜存于中国社会，像激流中的浪花一样，时隐时现，以它特有的方式影响着历史。这也是人们一直研究墨家和墨学的重要原因。

本书在对《墨子》书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试图用通俗的语言介绍墨子和墨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希望对于读者阅读《墨子》书、理解墨家思想能够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