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兴起了一个新的阶层——士。他们有知识,有技艺,身份自由。时代的动荡变革促使各诸侯国统治者及王公贵族为了不断加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纷纷“聚士”“养士”。士的作用主要有:为主人出谋划策、著书立说、奔走游说、经办事务,以及保护主人安全、为人铲除政敌等。前者属文士,后者为武士。武士逐渐演变成游侠。游侠乐于助人,勇敢忠诚,仗义疏财,爱惜名誉。
关于墨家与游侠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游侠源于墨家。这种说法最早由晚清学者陈澧提出。他说:“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国时侠烈之风,盖出于此。” 康有为说:“上称儒、墨,此称儒、侠,侠即墨也。孔、墨则举姓,儒、侠则举教名,其实一也。” 梁启超说:“先秦书多儒墨对举,汉人亦以儒侠对举,《史记》所谓‘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是也。墨氏之教,‘损己而益所为’‘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淮南子》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语》谓:‘墨子之门多勇士。’然则战国末年以逮汉初,其游侠传中人物,皆谓之‘别墨’可也。”
另一种观点认为,墨家出身于侠。持此观点者主要为冯友兰。他说:“墨子及其门徒出身于侠,这个论断有充分的证据。从《墨子》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文献,我们知道,墨者组成一个能够进行军事行动的团体,纪律极为严格。这个团体的首领称为‘钜子’,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墨子就是这个团体的第一任钜子,他领导门徒实际进行的军事行动至少有一次,就是宋国受到邻国楚国侵略威胁的时候,他们为宋国准备了军事防御……不管这段故事是真是假,也可以反映出墨者团体的性质,别的书上也说到这种性质。例如《淮南子·泰族训》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墨子》一书的本身,差不多有九篇是讲防御战术和守城器械。这一切表明,当初组成墨家的人是一群武士。可是,墨子及其门徒与普通的游侠有两点不同。第一点,普通的游侠只要得到酬谢,或是受到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论什么仗他们都打;墨子及其门徒则不然,他们强烈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他们只愿意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第二点,普通的游侠只限于信守职业道德的条规,无所发挥;可是墨子却详细阐明了这种职业道德,论证它是合理的、正当的。这样,墨子的社会背景虽然是侠,却同时成为一个新学派的创建人。” 表面上看来,损己为人,“赴火蹈刃”都是墨、侠所具有的“勇”。其实不然,墨者之勇,是基于“兼爱”,他们有明确的政治原则。关于侠者之勇,韩非称“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司马迁则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列传》)。
墨、侠对“勇”的认识也完全相反。《墨子·耕柱》记载了一段墨子和禽滑釐关于“勇”的对话。墨子说:“我听说你很喜欢勇武。”禽滑釐说:“是的,我如果听说哪个乡里有勇士,就一定要去杀了他。”墨子又说:“天下没有人不想亲附他所喜爱的人、疏远他所憎恶的人。现在,你听到哪个乡里有勇士,一定要去杀他,这不是好勇武,而是憎恶勇武啊。”在墨子看来,禽滑釐之勇只是为墨家所不耻的“恶勇”,而非“君子之能”,非“勇者之勇”。可见,侠不但不是墨,而且与墨相反。
墨者与游侠的最大区别在于:墨者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奉行一定的主义;游侠则靠替别人办事为生,徒有匹夫之勇。墨者组织严密,生活俭朴,严于律己;游侠则联系松散,出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