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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聚徒讲学之风兴起于孔子。《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墨子紧随其后。
墨子是一个执着追求理想，极富献身精神和领袖才能、人格的人。他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明鬼下》）为己任，“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庄子·天下》称他“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即天下最美善的人，纵使弄得形容枯槁也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孟子称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即只要对天下有利，即使磨秃头顶、走破脚跟也心甘情愿。
随着知识的增加和技艺的提高，墨子逐渐跨入“士”的行列，他本人不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而是以讲学为业，成为一名职业教师。随着墨子身边聚集越来越多的学生，墨家学派逐渐形成。
墨子把教育看成“为义”的手段。他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墨子·鲁问》），这是说，天下平民百姓少有人知道义，用义教天下人的人功劳多。如果大家都能“鼓而进于义”（《墨子·鲁问》），便可做到“兴利除害”。
墨子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墨子·尚贤上》）。在他看来，只有有了人才，国家才能得到治理。他还认识到，只有打破尊尊、亲亲的宗法束缚，人才才能脱颖而出。他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尚贤上》）。墨家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农与工肆之人”，目标是把他们培养成能够奉行兼爱学说的“兼士”，他们“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墨子·兼爱下》），即：对待朋友之身如同自己之身，看待朋友的双亲如同自己的双亲；看到朋友饥饿、受冻时就给他吃、给他穿，看到朋友患病时前去服侍他，看到朋友死亡后安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