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她叫玛戈·彼德斯。她父亲是个看门人，在战争中被炮弹震坏了脑子，长着满头银发的脑袋不停地颤动，似乎总在以此证明他的怨愤与忧愁。谁若说了一句稍微不中听的话，他就会怒气冲天地发作一通。她母亲还很年轻，但已被生活磨蚀成一个麻木、粗俗的女人。她的手掌通红，是经常揍人的见证；头发总用一块帕子扎住，以防干活时落上尘土。但是，在每星期六大清扫之后——这活计主要依靠巧妙地连结在电梯上的一架真空吸尘器来完成——她便穿戴起来，出门会亲访友。房客们都不喜欢她，因为她态度蛮横，总是粗鲁地命令他们在门口的垫子上把鞋底蹭干净。她一生最崇拜的偶像就是楼梯，并不是她把楼梯看成是上升天国的象征，而是把它看成必须擦拭得一尘不染的物件。所以，她做的最可怕的噩梦（在吃了太多土豆和泡菜之后），就是一段洁白的楼梯被人从头到尾左一脚右一脚地踩出一长串黑色脚印。她是个贫苦妇人，这没什么可以取笑的。

玛戈的哥哥叫奥托，比她大三岁，在一家自行车厂工作。他看不起父亲不死不活的共和派观点，常在附近的小酒馆里唾沫横飞地大谈政治。

他用拳头敲着桌子说：“人生头等大事就是填饱肚子。”这是他的基本准则——也的确是一条明智的原则。

玛戈小时候上过学，在学校挨耳光的次数比家里少得多。小猫最常见的动作是突然而连续的轻跳，她的习惯动作则是猛地抬起左手护住脸颊。尽管如此，她还是长成了一个伶俐活泼的姑娘。

刚到八岁的时候她就兴奋地和男孩们一道又嚷又闹地在街上踢柑橘般大小的橡皮球。十岁时她学会了骑她哥哥的自行车。她光着胳膊，骑着车飞快地在马路上兜来兜去，一双黑辫子飞在身后；她会突然刹车，伸出一只脚踏在人行道上，沉思起来。十二岁时她变得文静了一些。

她最大的爱好是站在大门口和运煤工的女儿絮絮叨叨议论前来拜访某位住户的那些女客，或是评论过往行人戴的帽子。有一次她在楼梯上拾到一个破旧的手提包，里边装着一小块杏仁香皂，上面粘着一根卷曲的细毛，提包里还有六七张古怪的照片。又有一次，做游戏时老爱捉弄她的一个红发男孩亲吻了她的颈背。后来，有天晚上，她发了一阵歇斯底里。他们朝她身上浇了一盆冷水，又把她痛打了一顿。

一年后她已经出落得相当俏丽，常穿一件红色短袖紧身衫，着了魔似的爱看电影。每当回想起这段时期，她总有一种受压抑的感觉——那明亮、温暖、宁静的黄昏；入夜前商店的插门声；父亲叉开腿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母亲双手叉着腰；丁香树藤悬垂在栅栏上方，冯·布洛克夫人上街回来，用一只网兜提着买来的东西；女仆玛莎带着一头灵狗和两头硬毛狗正要过马路……天渐渐暗了下来。她哥哥会带来两个壮实的伙伴，他们会跑过来推挤着逗她，拽她的一双光胳膊。哥哥的两个伙伴中有一个长着影星维德那样的眼睛。楼房的上部仍然沐浴着金色的夕阳，街道却已经寂静下来，只是在街对面的阳台上有两个秃顶的男子在玩牌。他们敲打桌子和说笑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

刚满十六岁时，她结识了附近一家文具店里一个站柜台的姑娘。那姑娘的妹妹已经开始挣钱养活自己，她在给画家当模特儿。于是玛戈也梦想当模特儿，然后再当电影明星。她把从模特儿到影星的过渡看得相当简单——一旦上了天空，她这颗星星就会发亮。就在那时她学会了跳舞，常和那女售货员一道去“天堂”舞厅，那些有了一把年纪的男子毫不客气地过来邀她随着忽而轰响、忽而呜咽的爵士乐跳舞。

一天，她正站在街道拐角处，一个骑一辆红摩托车的人忽然停下车来邀她一道去兜风。这人她以前曾见过一两次。他的亚麻色头发朝后梳着，衬衫的后背在飘舞，停车之后仍被风兜起胀得鼓了起来。她笑一笑，上车坐在他背后，整理了一下裙子。摩托车飞快地开动了，他的领带飘起来碰着她的脸。他把她带到城外，停了车。这是一个晴朗的黄昏，蚊虫成群飞舞，织补着一小块天空。到处一片寂静——四周是静悄悄的松树和石楠。他下了车，挨着她坐在一条小沟旁。他告诉她，去年他就这样把车一直开到了西班牙。他用一只胳臂搂着她，开始放肆地狂吻乱摸。她感到很不舒服，难受得直犯恶心。她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哭了。

“可以让你亲吻，”她抽泣着说，“可请你不要乱来。”

小伙子耸耸肩，发动了引擎。车子开动，跳了一跳，忽地急转弯，一溜烟开走了，留下她独自一人坐在一块路碑上。她步行回了家。奥托曾看见她离家。他朝她脖颈上打了一拳，又熟练地踢了她一脚。她摔到缝纫机上，撞伤了。

第二年冬天，那女售货员的妹妹引她去见了列万多夫斯基太太。那是位上了年纪的妇人，生得挺匀称，举止也挺斯文，美中不足的是嗓门粗了点，脸上还有巴掌大的一块紫斑。她常向人解释说，那是因为她母亲怀她时叫一场火灾吓着了。玛戈搬进太太公寓里一间仆人住的小房。她父母巴不得她早点搬出去，自然感到庆幸。他们认为，任何邪恶的职业都会因为赚来金钱而变得圣洁起来。这样一想他们就更心安理得了。她哥哥喜欢用威吓的口吻谈论资本家如何收买穷人家的闺女，幸运的是他出门到布雷斯劳做工去了。

玛戈起初在一家女子学校的教室里当模特儿，后来她到了一个真正的画室。画她的既有女人，也有男人——多数都相当年轻。她一丝不挂地坐在一小块地毯上，柔润的黑发修剪得很美，双腿蜷曲着，头倚在白得显出青筋的胳膊上，苗条的脊背微朝前倾（秀美的双肩当中有一层细细的汗毛，一个肩膀抬起来托着红润的腮），正作出一副忧愁、倦怠的姿态。她斜睨着一会儿抬眼一会儿低头的学生们，听着炭笔勾勒线条的沙沙声。

为了解闷她常会挑选一个最好看的男子，等他张着嘴、皱着眉抬起头来，她就含情脉脉地送去一个秋波。她丝毫未能引起他的注意，为此她大为恼火。先前她满以为像这样独自坐在明晃晃的灯光下供人欣赏一定非常有趣，结果坐在这儿只能累得她浑身发僵，毫无半点趣味。为了找点乐趣，她在去画室前搽上脂粉，在燥热的唇上涂唇膏，把本已很黑的睫毛描得更黑。有一次她居然把乳头也抹上了口红，结果招来列万多夫斯基太太一顿臭骂。

于是，时光一天天流逝，玛戈自己也说不清她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尽管她总在梦想有一天成为影星，穿着体面的皮衣，一位体面的旅馆侍者撑着一把大伞把她扶出一辆体面的轿车。她仍然不知道怎样才能从这铺着陈旧地毯的画室一步跨入那富丽堂皇的世界。就在此时，列万多夫斯基太太第一次向她提起外省来的那个害单相思病的年轻人。

“你得交一个男朋友，”那位太太一边喝咖啡，一边不经意地说，“像你这样精力充沛的姑娘哪能没个伴儿？这小伙子挺老实，咱们城里的风气太坏，他想找一个纯洁的好姑娘。”

玛戈正把列万多夫斯基太太肥胖的黄猎狗抱在膝上，捏起它丝绸般柔滑的两只耳朵，让两个耳尖在它小巧的头顶碰在一起（耳朵孔里面像是用旧了的深粉红色吸墨纸）。她头也不抬地说：

“呃，现在还用不着。我不是才十六岁吗？找朋友干什么？有什么好处吗？我可见识过那些家伙。”

“傻姑娘，”列万多夫斯基太太不紧不慢地说，“我说的不是那种二流子。这是个大方的少爷，他在街上看见你，就做起相思梦来了。”

“一定是个老病鬼吧？”玛戈吻着猎狗脸上的肉疙瘩。

“傻丫头，”列万多夫斯基太太又说，“他才三十岁，脸刮得光光的，很有身份，打着丝领带，叼着金烟嘴。”

“走吧，出去遛遛，”玛戈对猎狗说。那狗从她膝上“扑通”跳到地板上，沿着走道跑开了。

其实，列万多夫斯基太太说的那位绅士绝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乡下人。他通过两个热心的商人和太太挂上了钩。在乘船从不来梅到柏林的途中，他和两位商人一道玩扑克时结识了他们。起先谁也没有谈到价钱，那位拉皮条的女人只给他看了一张照片——姑娘抱着一条狗，迎着阳光在微笑。米勒（他说他叫这个名字）只是点了点头。约会那天，太太买了些糕点，煮了好多咖啡。她相当精明地劝玛戈穿上那件旧紧身衫。

快六点时门铃响了。

“得尽量小心，不能上当，”玛戈想，“如果讨厌他，就对太太直说。要是不讨厌，也得先考虑一段时间。”

可惜的是，碰到米勒这个人，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首先，他生着一张很有特色的脸，蓄得很长的头发没有光泽，随意地梳向脑后。这头发看起来干巴巴的，很古怪，当然不是假发，可非常像假发。他的脸颊深陷，因为颧骨太高。他脸色雪白，像敷了一层薄粉。他目光敏锐，爱眨巴眼，滑稽的三角形鼻孔一刻不停地翕动，让人想起一只山猫。脸的下半部较为沉稳，嘴边的皱纹一动也不动。他的衣服挺有异国风度——鲜蓝的衬衫配一条浅蓝领带，上身穿深蓝礼服，下身着一条极肥大的裤子。

他长得又高又瘦，在列万多夫斯基太太漂亮的家具之间绕行的时候，他的宽肩膀动作十分优雅。玛戈曾经把他想像成另一副模样。她不知所措地呆坐着，感到很难堪。米勒贪婪地打量她，像是要用眼睛把她活吞下去。他嗓音干涩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告诉了他。

“我是小阿克谢。”他说完淡淡一笑，忽地转过头去继续与列万多夫斯基太太谈话。他们一本正经地谈论柏林的景致，他对女主人彬彬有礼的样子颇含讽刺意味。

他忽而又停止了谈话，沉默起来，点着一支香烟。烟卷上的一点纸屑粘在他丰满的红唇上，他用手指把它拈下来。（那只金烟嘴呢？）

他说：“怎么样，太太，我有一张前排的好票，是瓦格纳的歌剧，您一定会喜欢。戴上帽子赶紧走吧。叫辆汽车，车费也归我付。”

列万多夫斯基太太向他致谢，却又正色回答说，她更愿意留在家里。

“我跟您单独谈谈行吗？”米勒问。他显然有些恼火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再喝点咖啡，”太太不动声色地建议说。

米勒焦躁地舔舔嘴唇，又坐下了。后来，他换了一副随和的笑脸讲了个笑话。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是歌剧演员，有一次扮演洛恩格林，因为喝酒太多，手脚不灵，没能及时登上天鹅船，只好眼巴巴地等候下一趟。玛戈先是咬住嘴唇，终于忍不住格格地大笑起来。列万多夫斯基太太也笑了，高耸的胸脯抖动着。

“很好，”米勒想，“老东西想让我当害单相思的笨蛋，当就当吧，可我得给她点颜色看看。我要扮演一个十足的傻子，要演得比她想像的还要傻。”

于是第二天他又来了。以后又接着来了几趟。列万多夫斯基太太只收到一小笔定钱，还没拿到全部酬金，所以她始终伴在玛戈身边，一刻也不让她和他单独留在房内。不过有时玛戈夜里要牵狗出去散步。米勒会忽然从黑暗中走出来，跟随在她身边。玛戈很紧张，便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顾不上手里牵着的狗了。那条狗微微欠起身子摇摇摆摆跟在她身后跑。列万多夫斯基太太终于觉察到他们这样在外面秘密相会，于是就自己牵狗出来散步了。

这情形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米勒决定采取行动。他现在光凭自己就可以达到目的，用不着那女人帮忙，所以再付她一大笔酬金就太不值得了。一天晚上他又给她和玛戈连讲了三个笑话。她们从没有听过这么滑稽的故事。他喝了三杯咖啡，然后走到列万多夫斯基太太跟前一下子抱住她，把她推进卫生间。他从外边将门反锁，灵巧地拔出钥匙。那可怜的女人给弄得晕头转向，整整五秒钟没发出一点声音。但后来——噢，上帝呀……

“收拾东西跟我走，”他转身对玛戈说。她站在房子中间，双手抱着头。

他带她去头一天为她租好的一间小公寓，刚一跨进门槛，玛戈就欣然服从了命运的安排。这命运已经等了她许久。

她很喜欢米勒。他的拥抱和亲吻令她陶醉。他跟她说话不多，却时常把她抱到膝上，一边思索着什么，一边默默地笑着。她猜不出他来柏林干什么，也猜不出他的职业，不知道他住在哪家旅馆。有一次她搜了他的衣袋，结果被他狠狠骂了一顿。她决定下次再干的时候谨慎一点，可他防范得太严了。

他一出门，她就担心他再也不会回来。除了这种时候，她觉得快活极了，希望和他永不分离。米勒不时送她一点小礼品，丝袜子啦，粉扑啦，都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不过他带她去讲究的餐馆吃饭，带她看电影，然后去咖啡馆。有一次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在距他俩不远的一张桌旁坐下，她激动得连呼吸都急促起来。米勒抬头看到那位影星时，两人互致问候。这更使她激动得透不过气来。

再说米勒。时间一长，他越来越尝到玛戈的甜头。往往正在打算撇下她的时候，他会忽然把帽子一扔，决定留下来不走。顺便提一下，她从他那顶便帽的里子里发现他曾去过纽约。他们就这样一道度过了整整一个月。后来有天早晨他比往常起得早，说他非走不可了。她问他得走多久，他盯着她看了一阵，然后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身上穿着紫色睡袍。他不住地搓着手，像在洗手似的。

“永远不回来了，我想，”他忽然说。他看也不看她，就开始换衣服。她以为他大概在开玩笑，就一脚踢开了被单（屋里的确很热），转脸朝墙躺着。

“可惜我连你的一张照片也没有，”他边穿鞋边说。

随后她听见他收拾东西，锁上了他带到小公寓来的那只装零星用品的小提箱。过了几分钟，他说：

“别动，也别回头看。”

她没有动。他在干什么？她扭动了一下裸露的肩膀。

“别动，”他又说。

沉默了几分钟。她听到一种有些耳熟的沙沙声。

“现在转过来吧，”他说。

玛戈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他走到她跟前，吻她的耳朵，然后迅速地走出门去。那亲吻的声音在她耳里响了好一阵。

她在床上躺了一天。他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晨，她接到从不来梅打来的一个电报：“房费付到七月份。再见，宝贝儿。”

“老天，他走了我可怎么办？”玛戈大声说。她冲到窗前，猛地推开窗子，打算往下跳。正在这时开来一辆红黄两色的救火车，呜呜响着停在街对面的楼前。一群人聚拢了。从顶楼一扇窗子里喷出浓烟，烧焦的黑纸屑随风飘舞。她看火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刚才的念头。

她手里没剩下多少钱，绝望地来到一家舞厅，就像电影里被遗弃的少女那样。两个日本绅士过来跟她搭话。在喝了过量的鸡尾酒之后，她答应陪他们过夜。第二天早晨她要他们付两百马克，两个日本绅士给了她三马克半，全是零钱，然后把她撵出了门。她决定下次要学聪明些。

有天晚上，在一个酒吧间，一个鼻子长得像烂梨的胖老头用皱巴巴的手抚摩她膝头上细嫩的皮肤，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又见到你了，朵拉。我真高兴。去年夏天咱们玩得多痛快，还记得吗？”

她笑了，回答说，他一定是弄错了。老人叹了口气，问她想喝点什么。后来他开车送她回家。在车里他趁着黑暗放肆地对她动手动脚，她气得跳下了车。他跟在后边几乎流着眼泪恳求她下次再和他见一面。她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等老头替她付清一直住到十一月份的房租，又给足了够她买一件皮大衣的钱之后，她才答应留他过夜。他睡觉挺老实，呼哧呼哧喘息停当，立即就会睡着。后来有一次约好却没来，等她挂电话去他办公室询问，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她卖掉皮大衣，卖得的钱一直维持到春天。在卖衣之前两天，她极想在父母面前炫耀一下自己豪华的穿戴。于是她乘一辆出租汽车从家门前经过，那是个星期六，她母亲正在擦大门把手。一看见女儿，她怔住了。“哟，真想不到！”她挺亲热地嚷道。玛戈默默一笑，回到汽车里。她从后窗看见哥哥跑出屋来，朝她骂嚷了几句什么，还晃了晃拳头。

她租了一间便宜房间。她常在天将黑时半裸着身子，光着一双小巧的脚，坐在床沿没完没了地抽烟。女房东是个热心肠的人，时常跑来跟她谈谈心。女房东有一天告诉玛戈，她的一个表亲开了一家影院，生意还不错。那年冬天比往年都冷，玛戈环视她的房间，看有什么可以典当的。也许可以卖那些日落风景画吧。

“卖完画之后怎么办呢？”她想。

一个阴冷的早晨，她鼓起勇气浓妆艳抹地打扮起来，找到一家名字挺吉利的制片公司，成功地约会了公司经理。这位经理上了年纪，右眼蒙着黑绷带，左眼露出敏锐的光芒。玛戈对他说，她以前演过电影，相当成功。

“什么片子？”经理仁慈地看着她激动的脸。

她壮着胆子说到某公司，某影片。那人没说话。他闭上了左眼（如果右眼也露在外边，也许他只是挤了挤眼）说：

“幸好你碰上了我。换了别人也许会因为看中了你的……呃……青春而向你许一大堆愿——然后你将会经历凡人所经历的一切，却绝不会成为银幕上浪漫的幽灵——至少在我们打交道的这类特别的浪漫片中，不会有你的位置。你已经看到，我是上了年纪的人。我在生活中没有经历的东西都不值得去经历了。我猜想，我的女儿也许比你大。由于这个原因，我得劝你几句，亲爱的孩子。你从没当过演员，将来也必定成不了演员。回家去，好好想想，跟你父母谈谈这件事，如果你跟他们还来往的话，这一点我很怀疑……”

玛戈用手套打了一下桌子，站起来大步走出办公室。她气得扭歪了脸。

同一幢大楼里还有另一家制片公司的办公室，可人家进都没让她进去。她满腔怒火地回到家里。女房东给她煮了两个鸡蛋，拍了拍她的肩膀。玛戈贪婪、忿恨地吃着。好心的女人又拿来白兰地和两个小玻璃杯，用颤抖的手斟满了两杯酒，小心翼翼地塞上瓶盖放到了一边。

“祝你交好运，”她边说边坐到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旁，“事情总会慢慢好起来，亲爱的。明天我要去看我的表亲，我要跟他谈谈你的事。”

女房东和表亲谈得很成功。玛戈起先挺喜欢她的新职业。当然，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实现当影星的抱负，委实有些难堪。三天过后，她感到自己好像一辈子什么也没干，只是在帮助别人摸索到自己的座位上。

不过星期五换了影片，她又振作了起来。她在黑暗中靠墙观看着葛丽泰·嘉宝，可刚看一会儿就腻烦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一个男子从电影院出来还徘徊在门口，羞怯地打量了她一眼。两三个夜晚之后，那人又来了。他穿得很讲究，一双蓝眼睛贪婪地盯着她。

“这家伙样子倒挺体面，尽管有点呆头呆脑，”玛戈想。

后来，当他第四次、第五次来影院的时候——当然不是来看电影，因为一直放着同一部影片——她感到一阵激动。

可这家伙多么胆怯！一天夜里在回家的路上，她发现他就在街对面。她目不旁视地继续慢慢走路，只是用眼角朝旁边瞟过去，像兔子转动耳朵一样。她希望他会跟过来，可他没有——他溜了。后来，当他再次来到“百眼巨人”影院时，他脸上带着一种憔悴、忧郁的神色。真有趣。下班之后，她走到街上，停下来撑开雨伞。他又站在对面人行道上。她不动声色地过街朝他走去。可是，一看见她走过来，他马上就躲开了。

他既难堪，又懊丧。他知道她就在后边。他不敢走得太快，怕失去她；可也不敢放慢步子，怕她会赶上来。到了下一个街口，汽车一辆接一辆开过来，他不得不停下来等着。就在这儿，她赶上了他。她险些撞到一辆三轮车上，往后一闪，却撞到了他。他抓住她苗条的臂膀，两人一道过了街。

“已经走了第一步啦，”欧比纳斯想。他尴尬地调整步子与她并行。他从没有和这么小个子的女子一道走过路。

“您淋湿了，”她说着笑了笑。

他从她手里接过伞。她往他身上靠得更紧了一点。有一阵他感到心快要蹦出来了，可后来又忽然松弛下来，好像是终于跟上了内心欢快的旋律，那是雨点笃笃笃地敲击头顶上那块绷紧的丝绸时奏出的欢快乐曲。他说话再也不费力。他庆幸自己的言辞又变得流畅起来。

雨住了，他们却仍旧打着伞走路。走到她门前，他们停下来。他收拢那潮湿、闪亮、秀丽的用具，还给她。

“先别走，”他请求道（这时他把一只手插在衣袋里，努力用拇指褪下他的结婚戒指）。“别走，”他又说（戒指褪下来了）。

“太晚了，”她说，“我婶婶会生气的。”

他攥住她的手腕，又羞又急地想吻她。可她往旁边一躲，他的嘴唇只碰到她的丝绒帽。

“放开我，”她轻声说着垂下了头，“你不该这样。”

“可你别走，”他哭了，“世界上除了你，我谁也不爱。”

“不行，不行，”她说着旋转了锁孔里的钥匙，用小巧的肩头顶开巨大的门。

“明天我再等你，”欧比纳斯说。

她在玻璃窗里朝他笑笑，便顺着昏暗的过道朝后院跑去。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摸出手绢擤了擤鼻子，小心地扣上外衣纽扣，随后又把纽扣解开。他注意到自己的手显得又轻，又空，赶紧套上戒指。

那戒指还带着余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