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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超大型门禁小区不仅反映出当时开发商的利益取向，同时也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居民对西式生活的理解。广州碧桂园、祈福新村等“超级大盘”的设计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形态与“单位大院”相似，但小区的主要功能、建筑样式、管理方式和社会关系却与前者有很大的不同，而是更向“美式”社区看齐。
这种“美式”郊区超大社区的发展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其产生和发展与小汽车的普及密不可分：一是当时汽车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且具有铁路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因此在汽车实现大规模生产以后，“美式”郊区超大社区即得到迅速的普及；二是当时市区的卫生环境恶劣，且街道逐渐被汽车挤占，使市区的生活环境品质愈发下降，因此城市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开始纷纷迁往郊区居住。西方城市尤其是美国城市开始进入大规模的郊区化，居住在低密度的郊区住宅区和开车通勤成为中产阶级生活品质的象征。
美国社会学家佩里（Clarence Perry）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概念也成为当时郊区住宅区的规划模板。邻里单位的核心理念包括：
①每个邻里单位社区约为65万平方米，容纳5000~9000个居民；
②将学校置于社区中心，步行半径约为400米；
③将主要干道置于社区的外围，防止通过性的机动车交通入侵社区；
④社区内部采用低等级、曲线型的街道设计，以提高行人的安全性，减少不必要的机动车交通；
⑤将购物区置于社区的外围，防止车辆因前往商业区而穿越社区；
⑥社区内部至少10%的用地为公园和开敞空间。
广州祈福新村
佩里的邻里单位规划示意图
斯坦和赖特的雷德朋社区规划示意图
从设计上来看，邻里单位始终贯穿着行人优先和社区交通宁静化的思想。但从实际运用来看，由于商业区位于外围，社区内部的用地功能单一，实际步行距离较远，且缺乏公共交通的连接，导致社区内部缺乏活力。而由美国建筑师斯坦（Clarence Stein）和规划师赖特（Henry Wright）于1929年所设计的雷德朋（Radburn）社区，在邻里社区的基础上以“适应机动化的时代”和“人车分流”为目的又将社区内部的道路改为尽端路的形式，进一步阻断了小汽车穿越社区的可能。但实际上，尽端路的设计同时也阻碍了行人的通行，拉长行人的绕行距离，与邻里社区理论中行人优先的思想相悖。由于雷德朋社区的设计适应了机动化时代的需要，成为当代西方超大街区的奠基之作，并助推了城市的蔓延和扩张。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的门禁社区主要存在于富人区。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些养老度假社区开始以封闭社区的形式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门禁社区开始在郊区中产阶级社区和乡村俱乐部中大范围地流行起来，此后这股风潮甚至蔓延到了市区。这些门禁社区以排他性的高档物业为特征，为了“安全”，在社区四周设置了门禁和监控来控制“外来者”（包括行人、自行车和小汽车）的进入，反映出中产阶级对暴力犯罪及与公众分享空间资源的恐惧。与此同时，美国的机动化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城市蔓延扩展愈演愈烈，门禁社区的盛行也使这些住宅区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孤岛。截至1997年，估计全美已有多达2万个封闭式住宅区，合计超过300万户单元。
从时间和建造形式来看，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居住小区规划受到传统大院文化和“美式”超大门禁社区的共同影响，两者的发展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美国的城市市区建成时间较早，仍以街区制为主，市区的门禁社区规模也比较小且并未改变原有的网格状街道格局。而中国的许多城市市区发展起步时间较晚，且受土地财政和旧城改造等经济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因而市区内也存在大量的大型门禁小区，导致城市道路网络密度低、绕行距离长、交通拥堵、街道活力不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