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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时，欧洲北部各地的政治生活都充斥着暴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暴力会持续不断、永不停歇，冲突爆发之时，人们的生命和财产也并不一定会遭到毁灭性威胁。事实上，此时精英阶层内部的大量暴力冲突已经具备了一些仪式性特征。对拥有骑士身份或更高地位的人来说，他们与经济、社会地位相近的人对抗，一方面意在展示自己的力量与勇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领地与观念两个方面向对手强调边界所在。人们——主要指男人——需要知道他们的位置，并了解他们可以在哪里、对哪些人施展权威，同时明白他们的权威能达到何种程度。
有时，上述暴力行为的边界会得到重新定义，“上帝的和平”或“上帝的休战”出现之时便是如此。说来古怪，新的边界也需要通过人们的暴力行为或仪式化的暴力展示来确认。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基督教社会中出现了多少像“和平运动”这样的新浪潮来促使政治势力改变形态，都没能减少11世纪时声称自己有权合法使用暴力者的数量。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王室拥有集权传统和集中的权力，时刻威胁统一的分裂势力却始终存在。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统治者一直勉力维持国家统一，却都未能完全成功。在德意志，尽管边界地区有像匈牙利王国和波兰王国这样的新兴政治体，使皇帝面临的局势更为复杂，但德意志统治者比法兰西统治者更有效地阻止了分裂。上述新兴王国的百姓并没有坚定地归信基督教，这给国际政治带来了更多麻烦。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法兰西的政治局面，欧洲中部地区的政局则是第5章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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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世纪早期，法兰西王国与其说是政治实体，不如说是个抽象概念。这个王国连地理疆界都很难描述，因为法国王室宣称自己对远离巴黎盆地这一核心地带的区域也有宗主权。事实上到了加洛林王朝晚期，王室权威受到削弱，军事实力下降，经济衰退，这一切将这个王国变成了小诸侯领地的聚集体。这些领地有的得到了很好的治理，有些则混乱不堪，但彼此几乎始终处于对立状态。直接为国王提供经济来源的那部分领土，即所谓王室私有地（royal demesne），才是国王能真正管理的区域。
学者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依然对这段时期中王室私有地管理的情况与覆盖范围知之甚少，对于管理者的身份也不甚了了。卡佩（Capetian）王朝的名字是18世纪的作家根据于格·卡佩（Hugh Capet，987—996年在位）的绰号起的。卡佩王朝早期的三位国王是于格·卡佩、“虔诚者”罗贝尔（Robert the Pious，996—1031年在位）和亨利一世（1031—1060年在位），他们取代（支持者如是说）或篡夺（批评者如是说）了加洛林王朝的王权。他们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家系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在每一次继承过渡时，老国王都成功地将自己的王位交到了长子手中。
这样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统治者对王室荣誉的强调。他们精心设计的理念证明了王权存在的必要性。法国国王的正式头衔是“法兰克人的国王”，教会中的支持者们将他奉为大卫王再世、所罗门重生、主的受膏者。他在加冕时获得了国王的职分，无疑带有多重帝王权威的光环。不过，我们对加冕礼的细节的确不大了解，只能通过搜寻12世纪和13世纪的相关记录，来想象新国王是如何在兰斯（Reims）那壮丽的大教堂中受膏的，膏礼用的圣油据说是5世纪第一位法兰克人的基督徒国王克洛维（Clovis）受洗时，由一只鸽子从天上衔下来的。我们还能想象，这位新的大卫王腰挂查理曼的宝剑象征勇武，手持顶端饰有象牙手掌的权杖（即正义之手），以示他像所罗门和基督那样，是公正的审判者。我们也能想象，在加冕礼之后，新国王便俨然成了能行神迹之人，只要伸手一碰，在患者身上画个十字，就能治好瘰疬（scrofula）等讨厌的皮肤病。
可惜，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上述种种，有许多都不是11世纪早期的仪式。以触碰来治疗瘰疬的做法，直到于格·卡佩登基一个多世纪后才成为加冕礼之后的仪式和其他情况下的惯例，不过，为“虔诚者”罗贝尔宣传的人们相信，这位国王是行过神迹的。此外，也有一些迹象表明，在腓力一世（1060—1108年在位）统治期间，某种通过触碰来行神迹的仪式就已经成了惯例，尽管并不经常出现。至于11世纪的其他惯例，相关记录的质量参差不齐，缺乏决定性的证据。直到1129年，兰斯大教堂才成了举行加冕仪式的固定场所。涂抹圣油的神圣仪式第一次得到提及是在1131年，而倘若11世纪的加冕礼就用到了圣油，恐怕是不会不被人记录下来的。
我的意思是，11世纪时包括加冕礼、欢呼庆祝等王权仪式在内的核心宗教仪式，在颂扬卡佩家族王权方面还有待持续“改进”。直到13世纪，卡佩王朝的王权仪式才在华丽程度以及所宣称理念的大胆程度上超过了其他的基督教王朝。
卡佩王朝的教会支持者一边不断丰富加冕仪式的内容，一边不免要强调卡佩家族成员在其出身之外的个人美德，以此表明他们的统治是正当的，因为在短期内，新上位的统治者是无法禁止人们指控他们为篡位者的。在这方面，“虔诚者”罗贝尔统治期间的作为十分关键。尽管罗贝尔的个人生活并不规矩，他与自己表妹的结合更是被视为血亲乱伦，招致教皇的严厉谴责，但他依旧获得了一批可以作为骨干力量的支持者。（他最终屈服于教廷规矩，放弃与表妹结亲，该举动无疑有所助益。）罗贝尔的虔诚行为使得他获得了虔诚修士一般的名声，他支持克吕尼改革派与上帝和平运动，帮助基督徒镇压犹太人和异教徒所谓的背叛行为，一些异教徒还因此被处以火刑。因此，罗贝尔成为第一个被宣称拥有行神迹能力的卡佩朝国王，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新兴王朝还使用了提前继位（anticipatory succession）的手段来稳定政治局势，这个做法一直沿用到了12世纪晚期。诺曼底等公国的领主也会采用类似的继承方式。在卡佩王朝，国王的长子与父亲联系在一起，在父亲在世时便完成加冕，并且至少会以共治国王的身份统治国家直到老国王离世，并在父亲死后再次加冕成为国王。于格统治之初，他的长子“虔诚者”罗贝尔便已经开始协助其施行统治。这样的继位方法不仅能防止出现继位争议，还能帮助继位者获得大量的统治经验，当然这方面的具体效果还要取决于新老国王的秉性。
尽管卡佩王朝的国王们竭尽全力显示自己的统治权乃上帝所授，但他们还是发现，法国北部的沃土上到处都是自己的政治对手。11世纪乃至12世纪的法王都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征服对手，包括那些控制巴黎盆地区域内强固城堡的男爵和地位没那么显赫的人。法王为自己的东征西讨找的理由之一，是每次加冕礼都重申的王室保卫教会的承诺，而其内涵则可以在现实中被解读为：对于地方领主试图掠夺毁坏的大量教堂与修道院，王室将给予保护。
葡萄园、麦田、羊群、奶牛场、果园等分散在法兰西岛地区富饶乡间的种种农业设施，都由修道院、教会和世俗领主管理，掠夺者和土匪对其虎视眈眈。法国北部的村庄与农业区坐落于地形平缓之处，很少有自然障碍保护。春季是个例外，那时河水暴涨，这一地区的许多河流成了令人畏惧的屏障，阻挡着掠袭者，也让更加危险的入侵者们望而却步。在安宁时期，乡村居民可以跨越政治疆界轻易建立联系，实现经济交流。同一条河流，天气不好时，河水暴涨，河流被垃圾淤塞，损毁农田与村庄；天气正常时，水流平缓，同样的河流也可以形成四通八达、效率极高的贸易运输网络。毫无疑问，法兰西岛成了贸易与商业活动的中心。这一地区有多个大城市（规模都不及巴黎），尽管政治失序时有发生，但这些城市还是发展了起来。
在法国其他地区，混乱状态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布列塔尼人自相残杀的斗争使统治者的权威濒临崩溃，近邻安茹伯爵与诺曼底公爵则持续从外部施压，试图控制这个靠近自己领地的地区，而他们也多少取得了成功。面对来自东部安茹与东北部诺曼底的双重压力，布列塔尼只有西部的凯尔特语区能够免受“外敌”入侵。显然，这些地区也是该省最贫穷的地区，尽管那里有不少滨海的渔村还算繁荣，许多布列塔尼人依靠贸易和海盗行为，生活尚可维持。
对布列塔尼人政治独立威胁最大的两个领地是安茹和诺曼底，相较之下安茹的侵略性更强一些。安茹伯国水源丰沛，气候条件得天独厚，土壤肥沃，安茹的历任伯爵因此岁入丰厚，有足够金钱投入对抗仇敌的事业。在11世纪上半叶的岁月里，几任安茹伯爵逐步吞并了附近的重要领地。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联姻完成合并，因为这样代价较小（伯爵们的财力毕竟有限），而且通常在短时间内没有太大风险。尽管如此，富尔克·内拉（Fulk Nerra）与若弗鲁瓦·马特尔（Geoffrey Martel）这两位以强烈扩张欲望著称的安茹伯爵，还是选择了直接武力征服的道路。这两任伯爵从布列塔尼向外一路扩张到了南特（Nantes），从10世纪就开始统治该地区。他们还将领地的边界向南推，进入了普瓦图（Poitou）与图赖讷（Touraine）两省，甚至在10世纪中期将后者的首府图尔（Tours）也纳入了安茹王朝那庞大的资产。伯爵们建造了大量石头城堡，以此巩固新征服的大片领地。这些堡垒既能用于防范反叛的臣属，又能用于抵御入侵的外敌。
富尔克伯爵在位时（987—1040年）以血腥残暴著称。修士撰写的编年史材料也许会夸大他的残忍，但他三次前往耶路撒冷的赎罪之旅固然体现了他的虔诚，也确实表明他在战场内外的行为并不符合当时基督教统治者的道德标准，他只有通过朝圣赎罪之旅才能得到救赎。富尔克之子若弗鲁瓦·马特尔（1040—1060年在位）可能没那么残暴，但也毫不温和，毕竟，他也有效地使安茹伯爵庞大领地上的人们甘心臣服于自己。他不允许城堡堡主拥有任何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同时不遗余力地向地方领主们灌输服从自己并将自己视为最高领主的观念。在若弗鲁瓦治下，安茹伯国堪称法国西部最强大的势力。
理查二世（996—1026年在位）治下的诺曼底公国也有同样尚武的政治文化，却在11世纪的前20年时间里保持着非常稳定的状态。在理查继承的这个省份中，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征服者们以自由农的身份定居下来，开发了这片肥沃的土地，使之日益因乳制品、水果和谷物等产品而闻名，自信的公爵在此地施行仁政。理查在统治本土时展现了能力，在国际事务方面的表现也优于安茹的历任伯爵。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诺曼底与英格兰之间建立了某种商业联系。诺曼底，尤其是其首都港口城市鲁昂，很自然地成了英法货物进出的集散地。此外，理查还把妹妹埃玛（Emma）嫁给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决策无方者”埃塞尔雷德二世（Aethelred II the Unready，死于1016年）。诚然，埃塞尔雷德所属的韦塞克斯家族已在丹麦征服之初被入侵者取代，但毕竟埃玛与埃塞尔雷德育有儿子，诺曼底的公爵们也因此获得了希望，打算重新恢复韦塞克斯家族的统治。1042年丹麦人的统治分崩离析之后，埃玛之子结束了在诺曼底的流亡生涯，返回英格兰接过王位，上述希望才成了现实。这位新的英王就是“忏悔者”爱德华。
此外，理查公爵还将一名充满工作热情的伦巴第贵族教士引入了诺曼底的宫廷。此人名为沃尔皮亚诺的吉勒莫（Guilermo of Volpiano），在英语文献中通常被称为沃尔皮亚诺的威廉（William of Volpiano）。吉勒莫曾在勃艮第公国任职，作为一名克吕尼派修士以及第戎（Dijon）圣贝尔尼（Saint-Bénigne）修道院院长，他的职业生涯颇为成功，其伟大功绩不仅包括教会的道德改革，还涉及建筑设计方面的创新。除了在圣贝尔尼修道院中复兴教会的属灵生活，沃尔皮亚诺的吉勒莫还支持建造了宏伟的圆形修道院，其造型仿自耶路撒冷的圣墓。
在诺曼底，沃尔皮亚诺的吉勒莫极好地完成了使命，他重建了被公爵的异教徒维京祖先摧毁的费康（Fécamp）修道院，在与理查有紧密联系的领地上，相关的修道院也接受了吉勒莫主持下以克吕尼派作风为模板的修会改革。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超过25座新建大教堂的施工经费都出自公爵本人或他近亲的捐赠。公爵与教会之间如此紧密的联系加强了公国内部的政治凝聚力，而这样的结果反过来又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那些记录诺曼人如何定居、功绩几何的作者们创造了颇有奉承意味的神话，而这些神话最终被当成了历史。此外，贵族中地位最高者都与公爵家族有亲戚关系，他们也认识到，自己产业的安危仰赖公爵本人的善意，整个省份因而较为团结。于是，诺曼底并没有像布列塔尼等地那样出现密集的城堡、不受约束的争执与难以平息的私战。大体来说，诺曼底人修建城堡的目的与安茹人类似，都是将城堡当作公爵家臣们的防御中心和补给基地。
理查的后继者之一罗贝尔一世（1028—1035年在位）将其尚在襁褓中的私生子立为继承人，这给公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此后不久，罗贝尔在前往圣地朝圣途中去世。就像历任安茹伯爵的朝圣一样，他的朝圣行为本身就说明，圣城耶路撒冷正成为欧洲北部人民信仰的中心。罗贝尔启程后不久便去世了，而他留下的继承人在即位时不过是7岁幼童，需要等待许多年才能亲政。不过，在1047年，还是少年的小公爵却大胆地维护自己的权威，甚至引发了一场封臣叛乱。这些臣属已经习惯了主君年岁尚幼时的宽松统治，因而愈发胆大妄为。在法王亨利一世的支持下，名为威廉的年轻公爵得以自保并镇压了叛乱，从此开始了对诺曼底的有效统治。威廉一收回权力就对敌人展开了报复，使用武力将自己的影响力拓展到了公国西部，这里也是对他的反对最为激烈之处。遭到公爵军事打击的还有临近的曼恩与布列塔尼，他的一些敌人正是从这些省份中发动袭击或寻求支持的。
威廉公爵和北方邻居佛兰德的关系则较为平和。在鲍德温四世（Baldwin IV，989—1035年在位）和鲍德温五世（1035—1067年在位）统治时期，佛兰德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为其成为欧洲北部富庶地区奠定了基础，威廉则娶了鲍德温五世的女儿为妻。佛兰德境内有许多可以通航的河流，默兹河（Meuse）、斯海尔德河（Scheldt）以及莱茵河下游河道都穿过佛兰德的土地。佛兰德伯国还拥有多个沿海港口，当地的经济生活因而与贸易活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此外，佛兰德的土地开垦面积很大，新增的土地主要来自围海造田，这增加了谷物与牲畜的产出，支撑起了根特（Ghent）、伊普尔（Ypres）和布鲁日（Bruges）等大型贸易城镇中迅速增长的人口。
佛兰德各个贸易中心的实力在不断增长，不过这些城市却没有给伯爵的统治带来太大的挑战。伯爵的威胁来自其他世俗君主，特别是德意志皇帝亨利二世，在新的千年来临之后没多久，鲍德温四世就不得不使用武力来保卫自己和自己的领土了。双方对抗的结局，是伯爵不得不承认自己控制下的部分地区为皇帝的直辖领地。若要理解之后数个世纪中牵涉到佛兰德的复杂国际局势，就有必要将这部分被称为帝国佛兰德的地区与法王控制的佛兰德区别开来。
这样的政治分野只是大致接近于伯爵领地中对法语区（瓦隆区，Walloon）与德语区（佛兰德区，Flemish）的划分，但语言的区隔成了伯爵属下封臣对立的基础，这样的对立不利于伯爵及其继承者的统治。鲍德温四世的儿子对父亲的统治不满，在1028年挑起叛乱。不过，当叛乱者自己在1035年成为伯爵之后，这名尚武的军人也无法有效地施行统治。鲍德温五世凭借包括与诺曼底公爵结盟在内的巧妙谈判才保住了自己的领地，使其得以拓展，并由此保证自己有机会在长达30年的统治期间，改善佛兰德的政治架构。
在11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法王的权势显然都不及诺曼底公爵，可能也比不上佛兰德伯爵们。然而，对王室威胁较大的贵族却是通常被称为布卢瓦-香槟（Blois-Champagne）伯爵的领主。伯爵厄德二世（Eudes II，死于1037年）第一次将属下广袤领地的控制权集中到了一人之手。他对布卢瓦的所有权没有争议，但他继承香槟的合法性则不够充分。在厄德的请求下，主教沙特尔的富尔贝尔（Fulbert of Chartres）这位当时的大学者完成了一套很有说服力的材料汇编，为伯爵说话，表示厄德于1021年从祖母那里继承香槟这片广大领地是合法的。
除了论述合法性，富尔贝尔还有一个核心论点，就是宣布厄德是忠诚坚定的王室臣属。在当时的世界中，臣属以个人身份宣誓效忠，能够很好地帮助主君对抗敌人，因而这样的誓言尤为宝贵。在这个主题上，主教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他写道：
向其领主宣誓效忠之人需要始终铭记六件事：无害、安全、荣耀、有益、随和与可能。无害，意味着一名封臣绝不可对其领主的身体造成任何伤害；安全，即他将坚定保守领主的秘密，守御其领地；荣耀，意味着封臣不能有违公正，也不能做出其他任何有损荣誉的事情；有益，即封臣不应对领主的所有物造成损害；而随和与可能这两个词，表明封臣不应在自己的领主行善之时成为阻碍，也不应给领主可能实现的行动增加困难。（Strayer，1965年，第133页）
富尔贝尔成功地主张了厄德对香槟地区的权利，也树立了他忠于王室的形象，于是，在1030年，厄德迎娶了桑塞尔（Sancerre）的女继承人，他本来就有的和通过婚姻获得的土地在地理上连成了一片。香槟的土地适合种植谷物，而伯爵名下其他的领地，比如桑塞尔，则拥有适合葡萄生长的环境，伯爵因此从土地产出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厄德及其后继者统治期间，来自香槟的收益越来越多，这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在那里进行的国际贸易交易会尤为著名。看起来，厄德即将建立起一个伯国，其领地包围着王室的领地，其财富则比王室更胜一筹。对卡佩家族而言，来自布卢瓦-香槟的伯爵们无疑是必须小心提防的对手。
除了安茹、诺曼底、佛兰德与布卢瓦-香槟以外，另一个在体量、凝聚力与财富方面足以成为法国境内政治游戏主要玩家的是勃艮第（Burgundy）。事实上有两个名为勃艮第的领地，一块位于索恩河（Sâone）以东，是德意志帝国中的一个伯国，另一块在索恩河西侧，是法兰西王国境内的公国。勃艮第公国的土壤尤为肥沃，小农场与大庄园散布其中，而此时当地早已因为出产高质量的葡萄酒而扬名，兴盛的贸易交流也由此产生。至于河对岸的勃艮第伯国，此时还森林密布，在商业上也不够发达。
马孔（Mâcon）伯爵奥托-纪尧姆（Otto-Guillaume）宣称自己应当拥有帝国部分的勃艮第伯国，但直到他于1027年离世，这也没有完全实现。奥托-纪尧姆尝试将势力范围向西拓展，进入更为富饶的勃艮第公国，但他西进的尝试受到卡佩王朝的“虔诚者”罗贝尔阻止，终告失败。伯爵的后裔们依旧实力强大，他们在临近勃艮第公国的帝国领地之内虎视眈眈，于是法王罗贝尔索性将自己的儿子封为勃艮第公爵，以防备对方的觊觎。罗贝尔之子于1031年登基，是为亨利一世，他将公国转手交给了自己的幼弟，由此创造了卡佩家族的勃艮第公爵世系分支。在之后的数个世纪时间里，历任公爵们将因对王室的忠诚而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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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法国北部地区的政治局势时，必须关注那些在11世纪崛起、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的王公们，研究他们之间不断变化的对立与联合，如此才能理解所发生的事。尽管法王自称是当地最重要的角色，但我们会发现，在11世纪之初，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国王的势力乃至他作为大领主的地位，都有赖于法王本人和其他诸侯之间适时的结盟行动，以及他在诸侯王公之间制造对立的手腕。毫无疑问，到11世纪中期时，卡佩家族的国王们对这两件事已经十分娴熟了。尽管如此，他们对于政治的领悟并不比诺曼底历任公爵强多少，后者将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成为法王最强大也最难缠的敌人。
除了贵族王公小圈子内部的敌意，另一种环境因素也能解释为何法兰西的大领主们会进行如此疯狂的权力斗争。前文已经指出，法国北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香槟地区的城镇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巴黎、鲁昂，以及隶属于安茹伯爵的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城镇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犹太商人纷纷迁入上述居民点，这一点本身就证明了当地的经济活力。在大多数乡村地区，谷物的产量迅速增加，葡萄酒也畅销于法国境内和境外。同时，法国北部地区的人们还协力利用水力进行日常工作，特别是水磨开始普及起来。村庄纷纷采用水流力量推动的石磨，磨坊的蓄水池还可以养鱼供当地人食用。
在谷物、水果和葡萄酒外，法国北部很快又因当地的羊群及羊毛制品出了名，那里还种植可以纺成亚麻布的亚麻，以及能提取靛蓝染料的菘蓝。当地广袤的林地得到了大规模利用，成为重要资源。清空树林所得的土地被用于养猪，木材用于建造房屋，树枝成了燃料，而木炭则用于炼铁，所得的利润增加了统治者及其臣属的财富。战争本身也有促进生产的一面，一些能用于和平时期的手工业形式发展起来，比如，在和平年代，制造金属武器和盔甲的匠人可以转型生产犁、锄、耙与斧。于是，林地便得到了（或开始得到）进一步的清理。
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也许法国北部的王公们开疆拓土，不仅是为了展示男性气概并提升威望，也是为了在经济方面获得利益。然而讽刺的是，他们开疆拓土的战争恰恰打断了当地工人的生产，野蛮纵火造成村民流离失所，战斗毁坏了磨坊、铁匠铺等能够增进生产力的资源，而倘若没有这些破坏，经济起飞会更为显著，王公们也能获利更多。
学者们在分析时以他们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当地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历史进程，在此期间，大多数小领主都被逐渐纳入王室的管理范围，而前述种种资源都成了法王的囊中之物。这一进程大致开始于11世纪中期法王亨利一世（1031—1060年在位）在位期间，并在其子腓力一世（1060—1108年在位）那更长的统治时期内继续着。卡佩王朝诸王在位的时间都相当长，这样的稳定性有助于他们施行一贯的政策。他们为了提升王朝形象，不仅改进了加冕仪式，还留意选择合适的联姻对象。腓力一世的名字是希腊人中常见的，他之所以被起名“腓力”，不是因为西方人喜欢用使徒腓力的名字（这个名字在西方并不常见），而是因为这个名字常见于东方——腓力之母安妮（Anne）的故乡。
安妮是罗斯公主，基辅大公的女儿，安妮的家族被视为欧洲最重要的家族之一，因此安妮是非常合适的联姻对象。安妮的父亲“智者”雅罗斯拉夫（Iaroslav the Wise，1019—1054年在位）统治着大片东欧土地，似乎仅凭一国之力便挡住了草原蛮族的侵袭。这位大公甚至想让年轻的罗斯教会和罗马教廷而非东正教结盟，因为他拒绝向君士坦丁堡献媚。但在他统治的晚期，雅罗斯拉夫没能用军事手段拿下君士坦丁堡，从那以后便与东罗马帝国保持和平关系。尽管遭遇了上述挫折，但雅罗斯拉夫依旧受人敬仰，也令人畏惧，一直到他去世。
如前所述，基辅大公家族的威望在联姻中多有体现。雅罗斯拉夫自己迎娶了一名瑞典公主，他的两个妹妹则分别嫁给了波兰国王和拜占庭大贵族。雅罗斯拉夫大公膝下儿女中有三男三女都与欧洲的大贵族结为连理，三个女儿分别成了法国王后（即安妮）、匈牙利王后与挪威王后。婚姻的誓言隐含着政治的保证，体现出11世纪时基督教精英们的“欧洲化”趋势，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样的趋势将渗透到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法王亨利一世任命他和安妮所生的儿子腓力为名义上的共治统治者，继续对法兰西岛区域内的小领主们施行高压政策。亨利曾向诺曼底公爵威廉伸出援手，帮助他稳定地位，现在两人却渐生嫌隙。亨利曾两次入侵诺曼底，但都徒劳无功。不过值得注意的也许并非法王的失败，而是王室上述举动包含的意义：此时法国王室已经开始以更积极的姿态对抗国内贵族王公们的势力了。
可惜，亨利去世时其子腓力尚年幼，只有七八岁。腓力的父亲预见到儿子继位时可能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安排了佛兰德伯爵作为王国的摄政者。这是一步妙棋，腓力的这位保护者不仅势力强大，而且还是诺曼底公爵的岳父。因此，倘若威廉公爵想要报复多年前亨利对诺曼底的攻击，他就会面临道德上的障碍。
腓力一世在成年后施行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延续了其父的政策。他也有不少革新，比如设置监察官（provost）。监察官受命在地方上监督王室税收的征收情况，履行其他一些管理责任。法国中央政府的组织架构也日益系统化，少数官员的地位得到提升，成为政府各个实际部门的主要管理者。在这方面，同样不难看出腓力在幕后的推动作用。
不过，就像其他同时代的统治者一样，对于那些在11世纪末动摇教会基础的变化（参见第6章），腓力并不完全理解，也不认同。腓力对可能限制国王权威的变动本能地怀有敌意，态度含糊，因而王室与教会产生了冲突。腓力与其妻贝尔塔（Bertha）离婚，并于1092年再度结婚（教会斥其为重婚），对象是蒙福尔的贝特拉德（Bertrade de Montfort）。教会对他处以绝罚，之后又赦免了他，此后腓力故态复萌，再次遭到开除，再次得到宽恕……这样的循环持续了十多年，而国王也越发闷闷不乐，他不再关心如何统治，也难以担当重任。
所幸，卡佩王朝联合执政的传统挽救了王朝的尊严。腓力之子路易按照当时似乎已经成为传统的权力转移方式，逐渐接管父亲留下的局面，巩固领土（压制小领主们的暴力行为），扩张领地，倘若武力征服行不通，路易便会购买，1101年吞并布尔日子爵领的情况便是如此。重要的是，在教会看来，他父亲的罪并没有让路易沾上无法挽回的污点。总体而言，在卡佩家族和认为卡佩王朝有望在法国内部建立持久和平的人看来，11世纪是一个成功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