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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景色让人久久难忘：蓝天明净，盐沼地上的草浪随风起伏；空气温暖潮湿，水鸟或成群成双，或形单影只，翱翔于天际，直到循着潟湖找到捕鱼与休憩之处，方才歇息落脚。波浪拍击着海岸，不远处是广袤的绿色原野，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其上耕作。在遥远的高地上，橡树和冷杉组成了大片林地。村庄中，葡萄藤和繁花盛开的果树散发出晚春和夏季特有的芬芳气味。
地中海没有明显的潮汐现象，这片海域及其欧洲腹地为中世纪的捕鸟者、渔民和水手提供了丰厚的机遇。当地狩猎盛行，贵族鹰猎者喜欢在苍鹭筑巢之地打猎，乡民们则每年捕获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候鸟。据估计，每年约有500亿只候鸟离开位于非洲的冬季庇护所，迁徙到欧洲的夏季栖息地，而地中海北岸的歇脚处便成了它们的丧命之处。此外，海中也能找到食物，不过地中海盐度较高，鱼群密度不及北欧海洋。来自不同民族、信仰和文化的信使、商人和奴隶出现在港口，这给地中海的居民提供了许多交流接触的机会。
然而，地中海这个伙伴有时也信不过。冬季可能会有狂风暴雨，水手们不愿在此时出海。许多大陆港口都不适合大船停泊，部分原因是海水涨落幅度太小，冲不走平缓河流汇入海中时带去的大量淤泥。盛夏时节，潟湖中散发出恶臭，携带病菌的昆虫肆虐，当地生活变得令人生厌。强劲的海风偶尔吹过，送来新鲜的空气，将成群蚊蚋一扫而空，不过，风暴来临，不在避风处的船只也会因此损毁。
盛夏也带来了干旱。欧洲南部的降水比不上北部。山脉的春季径流形成了无数小河，而到了6月末7月初，这些小河的下游就会变成干涸的河床。8月时，在西班牙中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的部分地区，生态已经变得与沙漠相仿。曾经嫩绿的山峦丘陵变成了苍灰色，有如余烬。清晨阳光的热量令大地重现生机，让蜥蜴们愉悦不已，正午骄阳的炙烤，又使它们慵懒闲适起来，人类和家畜只能倦怠地躲在任何能找到的阴凉处所。幸运的是，那里有山脉，比如伊比利亚（Iberia）半岛的坎塔布连（Cantabrian）和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法国南部的赛文山脉（Cevennes），以及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Apennines），靠近群山的地方湖泊常满，溪水常流，附近繁茂的草场能为成群的家畜和野兽提供充足草料，至少曾经如此。
在群山中，在海岛上，在南部许多有森林覆盖的地区，土地原本的肥沃程度与人类耕耘的回报多寡因地而异，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的共同点。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干预是关键。在巴伦西亚（Valencia），灌溉技术在穆斯林到来之前就有应用，又在穆斯林手中得到了完善。到11世纪时，灌溉技术已经使这座城市成了花园般的尘世乐土。在其他地方，自然环境的改变并非如此彻底，却也带来了类似裨益：西西里岛（Sicily）的峡谷风景迷人，那里也是11世纪欧洲生产力最高的地区之一。在大陆上，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谷地中牧草繁茂，吸引平原地区的牧人们在晚春时节长途跋涉而来，哪怕这里地势险峻，人迹罕至，在许多民间传说中，这里更适合猛兽和未开化之人居住，而非信仰基督教的文明人。
地中海南部的独特环境塑造出这里日常生活的特有形态。夏日正午的酷热使午休成为惯例。就连笃于苦修的本笃会（Benedictine）修士们也得到指令，从大斋节（Lent）直到10月，都以阅读代替室外劳作。葡萄园无处不在，在没有宗教禁令的地方，生产葡萄酒轻而易举，成本低廉，因此南方人的饮料也不会局限于麦芽酒、苹果酒和牛奶——至少对基督徒和犹太人而言是如此。橄榄树的栽培意味着南方可以用橄榄油作为烹饪用油和制造用油，不像在北方那样只能用动物脂肪。
军事和政治的历史也使南方和北方出现了差异。在语言方面，和阿兰人（Alans）、汪达尔人（Vandals）和哥特人（Goths）一波波的入侵和移民相比，罗马帝国的长期统治、拉丁文化的多年浸染更有影响力。在伊比利亚、法兰西、意大利，还有以撒丁岛（Sardinia）上萨尔多（Sardo）为代表的岛屿地区，基于拉丁语或罗曼语的各式方言固然多样，但在语言学上，这些方言依然与遥远北方的日耳曼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谈及法律时，南方人依旧认为自己处于罗马法的约束下。这话的意思是，从他们订立契约的程序和一小部分契约责任的实质中，仍能辨认出古代帝国管理者创立的原则和格式化用语。
巴斯克人（Basque，他们是9世纪诞生的纳瓦拉王国的创立者）在高卢（Gaul）西南和伊比利亚西北一隅持续抵抗罗曼语言的影响，罗曼语系因而没能在欧洲西南部获得全面胜利。东南方向，早年罗曼语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沿海等地区的成功转瞬即逝。穆斯林势力于711年征服西班牙，902年又夺取西西里，随着阿拉伯语的引入，罗曼语遭遇了最有力的对手。阿拉伯穆斯林之后，包括北非柏柏尔人（Berbers）在内的一批又一批非阿拉伯人接踵而至，带来了在此后数代人时间里影响南欧生活的又一组文化因素。
伊斯兰教本身成了文化领域最大的挑战者。它给了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人们另一种选择。改信伊斯兰教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在穆斯林统治区，改信能使人获得最好的工作与受尊敬的社会地位。在教义方面，较之于复杂的三位一体基督论，伊斯兰教教义十分简洁，再加上其教义整合进了对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尊重，也许便说服了一些不太坚定的基督徒，使他们认为改变信仰并非神父口中的罪孽。1000年时，在欧洲，穆斯林的第一波征服和伊斯兰教的首次传播固然都已结束，但其大规模的退却远未开始。
在11世纪的欧洲，南方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势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并未彻底失去来自遥远过去的传承。穆斯林征服者们以极强的责任感鼓励人们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科尔多瓦（Cordoba）这座罗马帝国时期的省会城市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他许多失去了古时光彩的城镇也是如此。而在基督教欧洲地区，至少在南部，城市景观依然存在，但是繁华不比当年。相比之下，罗马只是当年盛况一个残影。这座在古代有100万人居住的帝国都城，此时居民数量仅为2万左右，有时像座鬼城，其中的宏伟建筑已人去楼空。话虽如此，倘若沿着朗格多克（Languedoc）南部海岸或整个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寻找，人们一定能发现一些规模虽小却十分繁荣的基督教城镇，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Tuscany）与伦巴第（Lombardy）也是如此。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尽头，威尼斯也开始崭露头角。
从10世纪晚期到11世纪，为数众多的此类城镇已经脱离了皇帝、教皇、教区主教或一方诸侯的控制，与自己曾经的主人重新商谈保有独立的条件。在基督教君主国家里，唯一明显偏离这一趋势的例子出现在11世纪时经历基督教再征服后的西西里岛。在那里，一个强大的王国建立在穆斯林式制度之上，防止了城邦的出现。
城镇成了多种商品的集散中心，部分原因在于，在欧洲南部生活的人们通常会种植并销售特定的商业作物。1060年时，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农民已经开始大规模种植桑树，他们还收集蚕蛹供丝绸纺织业之用，这一产业自10世纪开始就以北意大利的卢卡（Lucca）为中心。此外，在意大利南部，也有染料行业的靛蓝（indigo）制造业，种植园里也有蔗糖生产活动。
在欧洲南部，形形色色的文化与信仰混在一起，这在前文已有提及。在西班牙，除北方比利牛斯山区的几个基督教小王国外，自711年起，多数地区已经完全处于伊斯兰政权的统治之下。征服者将权威施加到广大基督徒与数量可观的犹太人身上。有人认为，穆斯林的统治，至少到再征服运动真正展开时，都能保证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间和平共处。虽然在穆斯林统治伊比利亚半岛期间，穆斯林人口一直占少数，但通过改信与移民，他们的人口数量始终在稳定增长。而且，穆斯林自信能够长期保持霸权，因此虽然没有给予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所有权利，却依然和后两者友善地生活在一起。虽然有不平等因素存在，但人们还是都享有宗教自由，不过，被征服民族的宗教被认为是次于伊斯兰教的。被征服者的建筑、诗歌和其他文化与知识的表达形式，借鉴了许多阿拉伯与伊斯兰风格的主题和修辞，并重获新生。
近来，上述图景被批评为现代自由派和反教权派学者的理想化描述，甚至是对史实或多或少的有意歪曲。这些学者憎恨西班牙后来变成的样子——充斥着教士和种族主义者的西班牙，在欧洲其他地方盛行启蒙运动之际，西班牙却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大幅滞后。许多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者幻想能有这样一个时代：教会权力受限，基督徒不以血统纯洁或世袭传承来分为三六九等，不同信仰的人们一起劳作和娱乐，创造出繁荣进步的社会。但即便这种和平共处的情景纯属虚构，至少在西班牙，虽然信仰三种宗教的人群间存在着鸿沟，但当时暴力行为的数量依然少于中世纪较晚时期，即伊比利亚半岛差不多完全回归到基督徒统治之时。
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Provence）则从未经历过穆斯林统治。在这里，穆斯林征服时期建立的前哨据点仅仅是昙花一现。穆斯林曾多次袭击沿海并向内陆进军，还曾向北深入了相当一段距离。事实上，直到11世纪，类似攻击还在继续，穆斯林要么从普罗旺斯的拉加尔代弗雷纳（Garde Frainet）这种位于欧陆沿海的基地进军，要么从他们治下的岛屿，比如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s）出发。这些袭击，加上当地基督教领主的内斗，使朗格多克各地在政治经济发展上不甚均衡。尽管如此，从图卢兹（Toulouse）到法意边境的广大地区，依然存在一些普遍性的特征。
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大体以乡村为主，不过，当地还是有一些沿海或靠近海岸的城镇，本地居民成分多种多样，既有基督徒，又有数量可观的犹太人。和平时期，这些城镇——其中以纳博讷（Narbonne）、阿尔勒（Arles）和马赛（Marseilles）最为重要——会和北非、西班牙、意大利进行贸易往来。在充斥着暴力的历史时期，许多居民转而干起了海盗的勾当。在内陆，城镇规模较小，数量也更少。图卢兹是内陆最值得注意的城镇，或许也是唯一的大城市。像阿维尼翁（Avignon）、奥朗日（Orange）和瓦朗斯（Valence）这样的城镇将在中世纪后期的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但11世纪时，它们只是荒僻的小城而已。
在上述两省的广袤乡间，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中（在乡村，犹太人数量不多），包括了古代融合之后的高卢——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后裔，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信仰基督教的居民被补充进当地人口——这些人是在穆斯林征服西班牙之后迁来的。在乡村社会中，对个人的忠诚成了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纽带。11世纪的某个时刻，人们可能会将这种关系以封建制度的形式表述出来，这一情况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不同。不过，执掌大权的人（ potentes ，“强大者”）与权力较小的人（ mediocres ，“平凡者”）之间的纽带，并不是通过宣誓效忠与赐封采邑形成的。上述两类人统治着为数众多的“弱小者”（ impotentes ），也就是贫穷的自由民、农奴和奴隶。这些人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依附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他们和教士阶层一样，在乡村的暴力活动中成为饱受侵害的对象。
在10到11世纪发生的变化中，上述暴力行为促使大批教会人士与世俗贵族树立一套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公正观念，这个体系强调了正当与非正当战争之间的区别，也着重区分了暴力与复仇的合法与非法对象。一些地区领导者发起了“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或“和平运动”（Peace Movement），号召地方显贵与大批弱小者和贫民出席集会，取当地教堂的圣物为见证，试图约束暴力行为。他们宣布了一系列规定，确立了冲突期间的行为准则。
在989年召开的沙鲁（Charroux）会议上，“主教、教士和修士皆有列席，更不用说还有大批平信徒在场”，面对这些人，波尔多大主教领衔的高层神职人员严肃谴责了破坏教堂、劫掠乡村贫民、攻击神父渎神的恶徒，将他们逐出教会。“许多圣徒的遗体”也在会上得到了展示，“这些圣徒在世时常行神迹”。994年，在利摩日（Limoges）召开了另一场会议，同样带着奇迹的光环。与会者也发布了一份地区性的“和平与正义公约”。11世纪早期，在普瓦捷（Poitiers）与鲁埃格（Rouergue）召开的历次会议延续了这项工作，其原因正如普瓦捷会议所指出的：“和平之名如此美妙，合一信念如此美好，和平与合一都是基督升天时留赠给门徒的。”（引文均出自Head and Landes，1992年，第327—342页）
1027年，在鲁西永（Roussillon）的埃尔讷（Elne）召开了会议，会议在图卢日（Toulouges）的大草场上举行，以容纳大群教士、贵族，以及“大批虔诚信徒（其中不仅有男人，还有女人）”。主持会议者制定了许多关乎“上帝的和平”的教规，也规定了休战条例，限制了打斗可以合法进行的时间段。“前述伯爵领地和（鲁西永）主教区的居民，不可在礼拜六的第九个小时到礼拜一的第一个小时之间，向任何敌人发起攻击，这是为了让人人都尊崇我主的日子。”就像上帝的和平一样，上帝的休战也迅速传播开来，而且条例禁止打斗的时间往往得到延长，将原本允许合法打斗的时段也包括在内。到了1041年，似乎整个朗格多克省都已经处在了开战禁令的影响之下，该禁令禁止人们在“从礼拜三晚上到下个礼拜一的黎明”之间进行暴力活动，不过并非所有人都遵循这样的约束。
礼拜仪式上的诅咒是修士们为了推进和平而进行的一项传统活动，也被用于推行“上帝的和平”：
以上帝之名、借由圣灵之力，并从主教们那里，获取了使徒之首、受祝的圣彼得所赋予的神圣权威之后，我们将这些人（作恶者）从圣母的教会的怀抱中赶出，并降下永久的绝罚，使得这样的人无法从任何基督徒那里获得帮助或与之取得联系。愿他们饱受诅咒，在城市中如此，在乡村亦然。愿他们的谷仓被诅咒，愿他们的骨头被诅咒。愿他们在家园中身陷诅咒的折磨，愿他们离家成为居无定所的流民。愿这样的人像那无信而不幸的（古代异端）阿里乌斯（Arius）
一样，流尽内脏而死。愿上帝借摩西之手施加于那些违背神圣戒律者的惩罚，都加在他们的头上。（Little，1993年，第36页）
对作恶者的另一项惩罚是让圣物在他们面前受亵渎，圣物被从祭坛上拿下并放到地上，直到作恶者为其行径忏悔为止。不过，根据上述引文，处以绝罚乃至下禁令（interdiction）这样的终极手段，可能依然是教会最强大的武器。逐出教会，意味着把人终身隔绝于教会那赐生命的圣礼之外，他们的朋友若和他们接触，也是有罪的。而禁令则禁止人参与当地所有教会活动，为的是在破坏和平者、他们的支持者和无辜的旁观者心中埋下深深的恐惧。使用这样的武器确实能够给社群施加巨大压力，使作恶者意识到自己做错了，需要忏悔。在朗格多克和其他地方，上帝的休战与和平也许并没有遍及所有角落，但这依然体现了天主教教士阶层与许多世俗贵族对保持稳定、主持公正的关切，这样的举动最终会重新催生出教会监督之下的强力世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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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从大西洋到普罗旺斯之间欧洲地区的情况。在东南方向，跨过滨海阿尔卑斯山（Maritime Alps），意大利的政治经济环境就完全不同了。北意大利已因一批重要城镇而颇为出名。在亚得里亚海靠近意大利的这一侧有威尼斯城，而在半岛的西北沿岸地区，则有热那亚和比萨。对这些城市而言，对大海的直接利用始终都是重要的活动，但它们也通过另一些手段来获取权势与财富，比如商业、转口贸易、银行业与制造业。本节将从威尼斯这个极佳的范例开始讲述相关的内容。
威尼斯这座城市处在像里亚尔托岛（Rialto）那样平缓升起的淤积小丘或岛屿上，坐落在南面阿迪杰河（Adige）与北面皮亚韦河（Piave）河口之间的大片潟湖群中央，因而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从海上或陆上发动的攻击都很难形成威胁。从理论上说，这座城市是拜占庭帝国的属地，不过事实上，该城长期以来一直享有自主权，这也和位置有关。统治当地的是一名选举产生的总督（doge），这一名称来源于拉丁语的“领袖”（dux）。总督还要与他的顾问们以及选举产生的理事会分享权力。
威尼斯人通过出口产自潟湖的盐获利，拥有不断扩张的玻璃制品行业。贩卖奴隶的业务，特别是出售从亚得里亚海东岸达尔马提亚抓来的战俘的生意也在稳步发展。因此对威尼斯而言，商业活动的安全稳定非常重要。而转口贸易，无论牵涉到的货物为何，都是威尼斯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转口贸易中，最大也最受青睐的市场是君士坦丁堡。将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估计为50万可能太高，但毫无疑问，居住在这座城市墙内与郊区中的居民应当有数十万之多，在11世纪的欧洲，这样的城市规模是绝无仅有的。为了保障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威尼斯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要么清除亚得里亚海的海盗，要么雇他们当捉人为奴的强盗，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总督彼得罗·奥赛罗二世（Pietro Orseolo II，983—1008）完成的。
若要取得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中的长期胜利，威尼斯就必须击败潜在的竞争对手。在与其他贸易城市进行了毫无底线的肮脏竞争之后，威尼斯人成功地在拜占庭帝国获得了广泛（甚至是绝对）的商业特权，并且这一成就早在991年时便已实现。此外，在扎拉（Zara）和特罗吉尔（Traù /Trogir）等亚得里亚海东北部的沿海港口中，威尼斯还实现了政治上的控制。11世纪晚期，在南意大利这个拜占庭皇帝宣称领有的地区，威尼斯人为拜占庭人提供军事援助以抵御诺曼人入侵。作为回报，他们获准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居民区，并在所有的拜占庭港口享有免税的特权。
北意大利诸城镇中，热那亚和比萨脱颖而出，成了威尼斯的主要对手。热那亚位于亚平宁山脉东北分支的山脚下，这座城市拥有深水良港，但由于群山阻隔，其内陆部分面积很小。这座城市陆地方面的限制对于当地的自治十分重要，农业也因此产出较低，当地居民生存多依赖渔业与地方食品生产而非贸易。在中世纪中期时，热那亚只是一片自治的闭塞之地。热那亚遭遇了一系列由穆斯林发起的残忍劫掠与猛烈袭击，这打乱了居民们的传统生活节奏，迫使他们即刻团结起来防御和进攻。到10世纪末时，这座城市已经崛起为地中海西部与中部的主要势力之一。
和威尼斯人一样，热那亚人也建立起了一支有组织的舰队，追捕海盗并深入其巢穴。他们还和比萨这样的城市建立了有利的联盟，向穆斯林的堡垒发动打击。在1015年和1016年，热那亚人在海上取得了一系列针对穆斯林的辉煌胜利，并攻取了后者在撒丁岛上的飞地。11世纪末，与比萨人结盟的热那亚人在进行“赎罪远征”（Riley-Smith，1997年，第51页）时，已经开始袭击位于北非的穆斯林要塞，马赫迪耶（Al-Mahdiya）这座突尼斯（Tunisia）的主要城市便是他们的目标之一。上述行动成功后，热那亚人将他们原本在地中海西部和中部的商业活动向东拓展，由此，他们的势力进入了威尼斯这个意大利海军强权占据的地区。
11世纪初时，比萨曾与热那亚携起手来，对撒丁岛上的穆斯林发动报复性的打击，但事实上，这两座城市在更多时候都处于你死我活的争斗状态。比萨的城址并不理想，这座城市位于距海岸10公里的内陆地区，仅仅拥有一个无关紧要的港口，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海上强权的对手。比萨坐落于一条历史悠久的商道之上，在中世纪时，这条商道依然兴旺，而比萨富饶的内陆地区则带来了可观的谷物产出与大量木材资源以供贸易所需。在阿尔诺河（Arno）上游，佛罗伦萨（Florence）将会适时崛起，成为比萨的主要麻烦，并最终发展为其陆地扩张道路上不共戴天的死敌。不过在11世纪之初，这不太可能成为现实。换言之，当时比萨人决定将自己的城市塑造为海上强权，并不打算在其他领域扩张。在整个11世纪的进程中，他们大力插手地中海中部的贸易网络，并逐步向东部渗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就像热那亚人一样，不得不面对与威尼斯人的冲突。
北意大利城镇的复兴在热那亚和比萨得到了突出体现，然而复兴的趋势在亚平宁半岛中部却显得有些疲软。罗马就是一个例子。教廷势力是这座城市的基础，然而在11世纪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教廷的表现都不怎么样。每一任教皇都借着血缘或政治联盟与意大利中部的重要家族搭上了线，并站在某个派系一边，卷入持续不断的血腥斗争之中，这样的斗争严重困扰着居住在这个遍布城堡的地区的人们。
教皇本笃九世的所作所为很好地体现了当时教廷的道德标准。可以说，他“享受”了三个任期，分别是1032—1044年，1045年和1047—1048年。第一次被选举为教皇时，他好像还不到20岁；他结束第三个任期时，则被许多人视为非法窃居教皇圣座的罪人。至于他卸任的原因，不同的信息来源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拿到了一笔钱作为自己退位的补偿，也有说法称他是为了结婚而退位的，还有的说他放弃教皇的宝座，是在为自己放纵的私生活忏悔。无论事实为何，德意志帝国的贵族圈子都厌烦了这样的局面，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决定采取行动牢牢控制住教会。因此，在1046年的罗马宗教会议上，本笃的辞呈不仅被接受，而且借由正式的宣誓得到了确认。这次退位之后，本笃九世再次出任教皇，在最后一个任期里与皇帝支持的两名候选人发生了争斗，他们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克雷芒二世（Clement II，1046—1047在位）与达马苏二世（Damasus II，1048年在位）。
本笃退位，他的竞争对手们撤销对教皇圣座的索求，从德意志主教中选出克雷芒二世和达马苏二世为教皇，这些都是教廷更广泛改革的重要步骤。这一进程将随着另一名德意志主教——利奥九世——在1049年的当选更进一步。不过，即便是在尚未经历改革之时，教廷也表达出了有学识、有权势基督徒心中的一些重要信念。这有助于保存人们将圣地与北非重新收回基督徒手中的梦想。由于教廷保有大量的圣物，因此教会人士也鼓励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人前往罗马朝圣。有鉴于此，无论罗马多么贫穷，人口多么少，这座城市都最有资格自称为拉丁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在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架构与信仰似乎摇摇欲坠的时候，教廷在巩固这一体系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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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基督教社会、天主教世界、拉丁基督教世界等概念都隐含着区别的意思，第一个词体现了西方和东方的区别，第二个词体现了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区别，第三个词则体现了拉丁人和希腊人的区别。这样的区分十分必要，不过西方与东方基督教之间的裂痕并非不可弥合。就这方面而言，人们过分强调了1054年所发生事件的意义。
那一年，罗马教皇派遣代表组团拜访君士坦丁堡主教（或称大牧首），对后者处以绝罚。作为回应，大牧首也对教皇处以绝罚。在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双方都指出了实际存在的分歧（这些分歧当时还在可控范围内）。其中最有名的冲突，莫过于希腊人指控拉丁人在用拉丁文翻译信经时加了一个解释性的词“和子”（拉丁文filioque）。西方神学家们坚持说，信经中关于圣灵之所出的内容需要拓展：圣灵由圣父“和圣子”而出。在之后的岁月里，希腊人在神学理论方面对这一阐释的反对会愈加激烈，不过当时他们对西方人产生意见的主要原因，则是西方人未经教会大公会议同意便擅自修改教义。这种行动暗示了罗马主教权势的扩张，这才是希腊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罗马主教自称为使徒圣彼得的继承人，耶稣将彼得任命为教会之首，彼得又是罗马的第一任主教，因此罗马主教自认为具有足够权威修改教义。
当然，基督教世界的东西两半还有其他信仰与实践方面的分歧。在举行圣餐仪式时，希腊人用的是发起来的有酵饼；而拉丁人在举行这一纪念耶稣及其门徒最后晚餐的仪式时，用的是无酵饼；在欧洲西部，几乎所有地方都把拉丁语当作敬拜语言，与之不同的做法都逐渐被摒弃了。在欧洲东部，希腊语也许还是教会敬拜的主要用语，但有些地方依然存在着强大的传统习惯，使用叙利亚语（Syriac）或古斯拉夫语（Old Slavonic）之类的语言。
上述种种差异叠加在一起，却没有造成大分裂，尽管1054年发生的事件将局面朝分道扬镳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双方都清楚他们依旧是同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双方也意识到，穆斯林的崛起给他们带来了共同的挑战。两个教会都希望弥合分歧。1204年，一队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夺取了大半个拜占庭帝国的控制权。和1054年的会议相比，这一事件才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相互敌视历史上的决定性事件。相关内容我们到本书第13章再具体讨论。
如果说罗马是欧洲西部基督徒团结的象征，而教皇也在较小程度上扮演了这一角色的话，那么在罗马南面不远处，一个港口中的商人与海员则在物质层面上成了欧洲的代表。阿马尔菲（Amalfi）位于萨莱诺湾（Gulf of Salerno）和那不勒斯港之间，在11世纪初，这座城市比热那亚和比萨更有充当威尼斯最强大挑战者的资格。在这个千年之初，阿马尔菲的港口尽管遭受过几次大规模滑坡的损坏，但依然相当适合使用。那里的船只还拥有暂时性的技术优势。这要归功于当地人较早采用了三角帆，又在12世纪晚期开始使用磁罗盘。根据传说，三角帆是当地人发明的，磁罗盘也许同样是阿马尔菲人的发明，不过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迅速采用了阿拉伯人的技术。
阿马尔菲通过奴隶贸易崛起为重要势力，贩奴也给当地商人带去了巨额财富。这些商人凭借其权势统治着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共和国，尽管那里自6世纪起就是拜占庭帝国名义上的附属。这样的附属关系虽然有名无实，不过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阿马尔菲与君士坦丁堡之间有重要的传统纽带，该城的商业也因此获益良多。
阿马尔菲统治者塞尔吉乌斯一世（Sergius I）公爵家族的统治从958年一直延续到了1073年，在这段岁月中，阿马尔菲达到了权势的顶峰，之后此地便受到了西西里诺曼统治者的威胁，并于1131年最终成了后者疆域的一部分。在10世纪和11世纪，阿马尔菲颇具活力，当地人在拜占庭帝国属下的多个海港中建立了拥有特权的贸易站。同一时期，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在这座城市里拔地而起。教堂被奉献给了使徒圣安德烈，这本身便是向拜占庭致敬的表现，毕竟这位圣徒的遗骨据说存放在拜占庭境内
。教堂有醒目的黑白外墙。教堂的青铜大门也值得一提，据说这两扇门是1066年之前在君士坦丁堡精工打造的，做工精美，体现了阿马尔菲与君士坦丁堡这座欧洲东部大都会之间的密切联系。
1087年，阿马尔菲的战舰加入热那亚和比萨人的舰队，洗劫马赫迪耶。不过在北意大利的海洋强权与阿马尔菲之间，竞争恐怕要远多于合作，也正是这些竞争导致了阿马尔菲的衰落。加埃塔（Gaeta）、巴里（Bari）等位于南意大利的地中海贸易潜在竞争者在11世纪迅速衰落，从此一蹶不振，但阿马尔菲这座充满生机的城市，却是在北方敌人们的一次次无情打击下缓缓凋零的。1135年，比萨人在阿马尔菲大肆劫掠，最终粉碎了阿马尔菲人统治地中海南部与东部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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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嘉、撒丁与西西里等岛屿组成的巨大弧线，连同意大利所在半岛的西部海岸线，勾勒出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的范围，崛起中的地中海强权在制订政治与商贸战略时，必须考虑这片海域，不过在一般记载里这一事实却很少得到认可。科西嘉从未被穆斯林征服过，不过该地也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入侵、劫掠，小部分地区也曾被暂时占领。对入侵者而言，上述进攻和在当地保住穆斯林飞地的努力最终都演变成了军事灾难。810年，一支庞大的入侵军队在科西嘉人及其法兰克盟友的打击下全军覆没。尽管如此，类似的袭击还是持续到了10世纪30年代，而此后穆斯林海盗也依然是一个威胁。
科西嘉岛拥有为数众多的小型良港，因而可以作为进攻其他地区的理想基地。此外，当地水源丰富，土壤也相当肥沃。岛上的高地（这个岛屿上大多数地区都是山区）上覆盖着繁茂的森林，可供造船业利用。总的来说，科西嘉岛的山麓和沿海平原环境宜人，其上的密集植被散发出芳香，香气甚至会飘到海上数里格
之外的地方，如此舒适的环境也为其带来了另一个美名，即“芬芳之岛”（the Scented Isle）。
抵抗穆斯林的活动并未在科西嘉的山民与其他居住者中催生出政治上的统一。法兰克人势力固然帮助当地人建立起了覆盖全岛的同盟关系，并挫败了穆斯林征服当地的尝试，但在地中海范围内，这股势力却在10世纪期间迅速衰落了下去。于是，到了11世纪初，岛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们为了争夺霸主地位而内斗不休。暴力造成的破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新千年到来之后没多久，便有为数众多的土地贵族与重要居民群体代表聚集到岛上中心位置的莫罗萨利亚（Morosaglia）谷地，商议稳定局面的办法。情况与朗格多克省的和平运动颇为相似。
这次会议上的决定多少规范了岛屿北部地区的司法手段。不过，即便是在北部，真正意义上中央集权体系的建立也依然遥遥无期，这部分是复杂的地形所致。在科西嘉的南部，世仇和封建领主的暴力仍然很常见。这类暴力活动中最作恶多端的行凶者是辛纳卡（Cinarca）家族的历任伯爵，他们施行暴力的对象可不仅限于南部的居民。尽管如此，辛纳卡家族在挑战北方新近建立的秩序时，还是遭遇了抵抗。1012年前后，马萨侯爵（Marquis of Massa）威廉参与了推翻辛纳卡统治的活动，而这位侯爵便属于此后在文学作品中广为人知的马拉斯皮纳（Malaspina）家族。到了1020年，这项伟业已经完成。尽管如此，统一全岛依然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至少马拉斯皮纳家族也认为，只要他们和各个山区领主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彼此的边界，减少政治暴力活动，保留这些领主的相对自治状态就可以接受。
科西嘉岛以南仅仅数公里，便是撒丁岛的海岸。撒丁岛也是多山的岛屿，但河流比科西嘉岛要少一些，当地人对水井与溪流的争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自古以来，当地人就借助努拉吉（nuraghi）来保护撒丁岛上的战略资源与精神寄托，那是一种类似于堡垒的小型建筑，由粗糙的石块堆砌而成，形似竖立放置、截去顶端的圆锥体。在这座岛上，考古学家们辨识出了至少6000个这样的遗址或遗迹，这类建筑往往靠近泉水、水井与祖先的墓葬。即便是那些较为古老的努拉吉，在11世纪时也可以作为防御性建筑，用于抵抗任何试图占领撒丁岛的军队。
撒丁岛上的港口不多，但都是良港。因此，和科西嘉的情形一样，穆斯林袭击者也将这里视为进一步打击基督教世界的有用跳板。他们从720年开始入侵，不过面对当地剽悍的山民及其盟友，穆斯林并没有取得长期性的成功，这与他们在科西嘉遇到的情况相似。虽然也有一些穆斯林定居点被建立起来，但直到大约1000年时巴利阿里群岛上的穆斯林统治者夺取卡利亚里（Cagliari）之后，这些入侵者们才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居民点。
撒丁岛隔着第勒尼安海与罗马城相望，军事威胁不言而喻。1004年，教皇若望十八世督促基督教诸势力，希望他们尽快夺回这块穆斯林控制的飞地。尽管撒丁岛与意大利其他众多岛屿和半岛地区一样，在名义上处于拜占庭的统治之下，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比萨和热那亚才是派出军队响应号召的势力。1016年，联军已经完成了夺回绝大多数领土的任务。岛上的穆斯林城市之首米萨（Musat）似乎坚持到了1022年，但这已无关紧要。穆斯林的最后一次夺岛尝试发生在1050年，这次进攻以入侵者军队在卡利亚里城门下的溃散告终。不过，战争时期的相对团结无助于削减山区领主们的独立性。和科西嘉一样，撒丁岛依然是一个充满政治分歧、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
在讨论西西里这个地中海第一大岛时，有必要同时提及南意大利的大陆，这是因为在千年之交，拜占庭的统治者十分关注自己名下的这两块土地，特别是南意大利。拜占庭人宣称，他们的帝国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日耳曼人的杂糅国家（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拜占庭人理应继承老帝国曾经拥有的领土。在11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意大利的局势使这样的理论在现实中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南意大利曾处于拜占庭帝国的牢牢控制之下，许多地区的人都崇拜希腊文化，使用希腊语，卡拉布里亚就是其中之一。西西里本身曾经被穆斯林征服，因而处在拜占庭的势力范围之外。尽管如此，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们仍然决心改变这一局面。拜占庭的局势恢复了稳定，而帝国在地中海中部与东部的势力也得到了巩固，这主要归功于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II，976—1025年在位）。
拜占庭人在西西里取得胜利注定十分艰难，因为伊斯兰教势力在当地根基很深。从827年到902年，穆斯林军队蚕食并征服了西西里，在10世纪，西西里被穆斯林统治者断然并入了伊斯兰世界。不过，大批基督徒与在当地人口中占少数的犹太人仍旧拒绝改信伊斯兰教。此外，拜占庭人以及阿马尔菲和比萨这样正在崛起的海洋强权，也对繁荣的西西里岛和岛上的贸易站虎视眈眈。学者们通常相信，倘若拜占庭的巴西尔二世没有在1025年去世，他就会在摧毁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尔（Bulgar）敌人之后，马上出兵攻打西西里的穆斯林政权。
尽管巴西尔已死，拜占庭内部又出现了一系列混乱的继承纠葛，但到了11世纪30年代，巴西尔的梦想已经开始实现：拜占庭人在墨西拿（Messina）附近向西西里岛发动了多次袭击与佯攻。然而，诺曼人（Normans）这股新势力在地中海中部崛起，帝国对收复全岛有心无力。诺曼人是来自北方的海盗，在1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朝圣者前往意大利，并在那里受到招募，为意大利的统治者服务，他们的雇主甚至包括教皇。这些雇主利用诺曼人来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和拜占庭人。而在巴西尔二世及其继任者手中，拜占庭帝国也试图在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地区扩展版图或收复故土。
对意大利地方统治者而言，诺曼人的支持并不能保证胜利，在面对像拜占庭帝国这样军事组织完善的对手时更是如此。巴里的梅莱斯（Meles of Bari）是个在意大利南部发起叛乱对抗帝国统治的伦巴第人，他在1017年时借助诺曼人的力量对阿普利亚（Apulia）发动了进攻，却在面对拜占庭人时遭受了可怕的损失。此外，即便胜券在握，在发动袭击的部队中雇诺曼人依旧会带来问题。获得胜利的佣兵们往往会无耻地向雇主提出更多要求。那不勒斯的公爵不得不将那不勒斯北面不远处的阿韦萨（Aversa）伯爵领赐给诺曼佣兵队领袖莱努尔夫（Rainulf），以换取他的援助来对抗拥有这片领地的伦巴第王公。通过各式各样的利益交换、报酬索取、威逼恫吓与强力抢夺，诺曼人不断从当地的伦巴第领主与拜占庭官员那里获得土地与头衔。而他们的成功，反过来又促使更多的诺曼移民前往意大利，从战利品中分一杯羹，并出售他们的服务来换取土地，甚至在必要时武力夺取地盘。因此，到了11世纪50年代，诺曼领主已不仅仅以阿韦萨伯爵之名施行统治，而是作为加埃塔（Gaeta）公爵与卡普阿（Capua）亲王在发号施令了。
罗贝尔·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出生于诺曼底小贵族家庭，诺曼人最大胆的冒险传奇围绕着他展开，首先是在意大利，最终一连串故事发生的地点转到了西西里岛。吉斯卡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狡猾的”）在1047年抵达意大利，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他都是意大利乃至整个地中海中部地区的重要军事政治领袖。他和他麾下的战士们也被视为最可怕的军队之一。
吉斯卡尔出售自己的服务，作为佣兵出现在卡拉布里亚的土地上。凭借勇气与坚持，他利用针对拜占庭人的绑架活动、军事胜利与权宜之盟，将其转化为一系列使卡拉布里亚乃至整个南意大利脱离拜占庭帝国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他成功地将“诺曼人伯爵”的头衔收入囊中。吉斯卡尔也尝试征服更广的领地，他的敌人中就有教皇利奥九世，而教皇的军队也在1053年惨遭诺曼人屠戮。尽管教皇遭遇了军事失利，局面却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吉斯卡尔与教皇间建立了绝对忠诚的纽带，这样的关系在1059年得到了正式确认。吉斯卡尔与教皇的联盟并不稳固，尽管教廷方面对此颇有疑虑，但吉斯卡尔还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直到他在1085年离世。
吉斯卡尔及其诺曼部下都渴望征服西西里。他们从1061年开始就专注于这项活动，尽管也曾遭遇挫折，但他们还是继续努力了30年之久。最终，1091年，岛上最后一座穆斯林堡垒也屈服于诺曼人的威势，此时距离伯爵去世不过数年。之后，征服当地的军队由吉斯卡尔的弟弟罗杰（Roger）统领。尽管到1130年吉斯卡尔的侄子罗杰二世在位时期，西西里的伯爵们才被正式承认为国王，但事实上，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们早在征服开始之时，便已在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合称为王国（Regno）］以相当于王室的权威施行统治了。
诺曼统治者治下的属民如同大杂烩。他们的属民包括一些犹太人，还有大批穆斯林、希腊正教徒与天主教徒。犹太人并不会构成军事上的威胁，因此他们的存在得到了容忍，不过还是被当作宗教异见者受到歧视。穆斯林人口则逐渐减少，直到被彻底清除，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了13世纪。对穆斯林的恐惧，以及这些人可能在其北非盟友帮助下发动叛乱的现实，有时会促使统治者对他们施以高压。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此后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西西里都是穆斯林文化的重要中心。至于希腊正教徒，他们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得不采用拉丁礼（Latin rite）的信仰方式。希腊正教的衰落过程也非常缓慢，部分是因为诺曼人常常要顾及拜占庭人对其共同信仰者命运的关切，部分是因为迫使人们改用拉丁礼的压力，要依靠欧洲基督教两个不同分支间那缓慢增强的敌对情绪才能产生。
诺曼人很快适应了他们所建立国家的环境。在征服西西里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沿用穆斯林的统治体系，或是将其恢复并接手管理。这些入侵者大体上结束了游荡在外寻找战利品的生活，定居到岛上像巴勒莫（Palermo）这样的大城市，成了东方式的统治者。诺曼人的穆斯林前任能够从贸易与商业中获得大笔收入，并借由所拥有的巨大庄园获得产出、征收贡赋，凭借上述收益，诺曼人同样能享受富裕的生活。在基督教世界中，西西里成了统治最有效也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片遍布着石榴与无花果园的富庶之地，与诺曼人来此之前所居的北方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