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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时，德意志和匈牙利这两个中欧的主要君主国都不太稳定，两国的差异也很大。不过，如果以中央集权程度为标准，那么可以说这两个国家与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的政治分裂的法兰西王国截然不同。当然，也许有人会主张，用中央集权程度来描述差异并不合适，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指标，而上述三个国家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组织模式上的共性，也要远远超过它们在“国家形成”初期的区别。但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在欧洲大陆北部的基督教国家中，普通乡镇居民在开拓土地、管理工作场所、为领主服务等方面的确有不少共性，但这三个国家中暴力活动的程度区别甚大，深刻影响着上述各方面行为。此外，它们也受到异教徒的威胁，德意志的异教威胁主要在边境地区，匈牙利的则同时在边境和境内。有鉴于此，学者是不应得出各国各处日常生活都相似的轻率结论的。
德意志的奥托王朝（Ottonian dynasty）又称萨克森王朝（Saxon dynasty），该王朝自称查理曼遗产的正统守护者。自962年起，奥托王朝的统治者就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身份在意大利统治着大片领地，并宣称自己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主人。此外，皇帝还享有获重要教会人士承认的特殊神权政治地位。他在德意志境内拥有广阔的直属乡村庄园，也能向帝国土地上的各个城镇征收名目繁多的税款，并要求其提供各式各样的劳役，由此获得的经济收入巩固了他的统治。
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即“奥托大帝”（Otto I the Great，936—973年在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的名字也成了萨克森王朝世系的代称。在加冕成为皇帝之后，奥托统治的核心领土依旧是德意志，更准确地说是欧洲的德语区，其中也包括现今比利时的大部、荷兰、卢森堡，以及默兹河与罗讷河（Rhône）以东的法国领土，还有瑞士。11世纪早期，这片所谓“大德意志”地区虽然是基督教世界中面积最大的王国，但人口可能只有400万左右。（相比之下，英格兰的面积不及大德意志地区的1/4，但在11世纪中期时就已拥有100万到200万名居民了。）
德意志大片地区要么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要么群山连绵，要么兼而有之，中部和南部尤其如此，而大小君主当时尚不能从群山中获得由银矿而来的财富。德意志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都不高，矿产开采的强度也十分有限。莱茵兰地区的城镇是德意志较为繁荣的地方，那里的人口和经济即将步入快速增长的阶段。佛兰德也较为繁荣，不过当地繁荣环境的主要受益者还是伯爵，不是德意志的君主。
和德意志境内更靠南的地区不同，北方平原上的农业定居点迅速扩张。农夫（有的受雇于修道院）承担了清理森林、填平沼泽、填补冰川锅穴、削平冰碛（锅穴和冰碛是上古时期冰川退却留下的坑洞与岩石堆积构造）的任务。有时，德意志村庄在规模与数量上的扩张并不是来自开垦无主荒地，而是通过征服斯拉夫定居点、驱逐斯拉夫人实现的。通常而言，从易北河（Elbe）越往东，德意志人的扩张就越不顺利，遇到越多挑战，斯拉夫人的抵抗也越激烈。在边境地区，贵族的统治方式也更无情，比隆（Billungs）边境伯爵领、图林根（Thuringia）边境伯爵领（位于图林根东部），以及奥地利（Ostmark，即Austria）和克恩滕（Carinthia）公爵等领主们的领地都是如此。
奥托王朝的私产，即王室占有权利最多、农业生产最发达、收益最高的地区，集中于萨克森与法兰克尼亚北部。与此同时，王室还试图将影响力与统治权向南扩展。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借助教会的力量间接扩张。通过宣称自己对教会的保护，奥托王朝的君主们得以在远离直辖地的地区获得权势。君主将神权和世俗权力授予主教，暗示主教对他们负有个人义务，这义务几乎等同于贵族对君主的忠诚义务。统治者将大量地产赠予教会，有的地产是从不顺从的男爵们那里没收来的（毕竟，奥托王朝在崛起的过程中也遇到过挑战）。统治者希望那些获得土地的高层教会人士拥有足够的实力，能够心甘情愿地派出军队走上战场，为皇室的雄心壮志服务。
至少在一个颇有历史的现代学派看来，奥托家族拓土开疆的雄心壮志比德意志内部的权力巩固更令人神往。奥托一世在扩张方面颇有野心，从他接过皇帝头衔的行为便可见一斑，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意大利。但10世纪90年代时，他发现有机会利用德意志东部边境居民点中的混乱局面来扩张领地。在那里，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之间，或者说异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对立已变得异常尖锐。奥托一世对斯拉夫人的威胁心知肚明，在处理该问题时也毫不犹疑，而在德意志人口稠密区与波兰领土之间的地带，帝国和当地斯拉夫部落的小规模冲突也十分常见。事实上，德意志向东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征服这些部落实现的。
在更靠东的地方，波兰的势力颇为强大。和其他一些斯拉夫族群不同，波兰在梅什科（Mieszko，962—992年在位）的领导下，能够借助政治军事体系征召起庞大的军队，波兰与其他中欧政治体也建立了更正式的关系。战争的可能性始终无法排除，波兰与德意志之间也会偶尔爆发战争。不过至少在10世纪时，总体而言德意志和波兰之间关系平稳，甚至可以说相当友好。
在第二个千年到来之前，波兰除了波兰-俄罗斯边境的广袤沼泽地之外，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天然屏障，因而从长期来看，波兰人的处境相当微妙。波兰的这种边境状况一直持续到11世纪，在波兰扩张到克拉科夫（Krakow）以南、推进至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时才有所改观。但喀尔巴阡山脉只是波兰漫长国境线上的一小段防线，波兰边境的沼泽和群山也只能阻隔东边和南边的敌人，对西边的德意志强权则无能为力。尽管如此，波兰人还是有理由指望波德双方的良好关系继续下去：梅什科娶了一名波希米亚的基督徒公主为妻，自己也在966年接受了天主教信仰，波兰王室因此有可能与其他基督教君主建立牢固的友善关系。
奥托大帝在晚年时竭尽全力，试图确立帝国在意大利地区的权威。他的儿子奥托二世（973—983年在位）延续了他的政策。奥托二世娶了一位拜占庭公主，也许是因为与拜占庭的这层关系，他选择了“罗马人的奥古斯都皇帝”（Imperator Augustus Romanorum）这个称号，并尝试以这样的身份去控制古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以此为他的封号增光添彩。然而在982年时，穆斯林却在卡拉布里亚给奥托二世的军队以决定性的打击，他将意大利纳入帝国领土的梦想也就此终结。在那之后，尽管穆斯林在意大利本土上的统治昙花一现，但德意志帝国的控制区域还是被局限在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
尽管遭遇了挫折，但奥托家族从未忘却将德意志帝国塑造成霸权的野心。奥托二世去世时，其子奥托三世（983—1002年在位）年仅3岁，他能够顺利继位，还要归功于其担任摄政的希腊裔母亲狄奥法诺（Theophano）的手腕。从孩提时代起，奥托三世似乎就已经着迷于拜占庭式的帝国统治模式，在亲政之后，他也继续为扩张皇帝统治权付出努力。奥托三世下令在罗马城内建造宫殿，重新唤起了德意志皇室控制这座城市的梦想；他还让城内互相争斗的各个派系暂时对他俯首称臣，从而在实现他父亲希望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他父亲希望控制罗马，以此提升皇室在帝国境内的地位，复兴罗马帝国（renovatio imperii romanorum）。除此之外，奥托三世还尝试将东罗马帝国宫廷中的典礼与仪式收为己用，用拜占庭人的风格统治自己的帝国。
皇帝授予自己一连串头衔，并以此为据，声称自己拥有普世统治权。皇帝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众使徒的仆人”，这相当于宣称自己与教皇的地位同等。自7世纪或更早以来，教皇拥有的称号包括“使徒圣彼得的继承人”“基督（或上帝）的代理人”“上帝众仆人的仆人”。奥托三世试图与教皇合作，共同统治所有基督徒的肉体与灵魂。
皇帝不仅用头衔来象征自己的统治权，还实施了旨在扩大皇帝在教会事务上权力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奥托三世深受许多热心传教士的影响，这些传教士努力让斯拉夫人归信基督，不惜为此殉道［布拉格的圣阿达尔贝特（St Adalbert of Prague）在997年如愿殉道，死于信异教的普鲁士人之手］。波兰的情况就是例证。尽管波兰公爵梅什科在966年归信了基督，但在奥托二世统治时期，德意志和波兰还是发生了激烈的交战，而且德方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年轻而虔诚的奥托三世登基之后，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了东方政策。
奥托三世认为，自己应该超越琐碎的争执，追求基督里的统一这一更高目标。皇帝和他的众多教会顾问（包括后来殉道的圣阿达尔贝特）都认可这一目标，这意味着基督徒皇帝最主要的工作是传播天主教信仰。因此，对奥托三世而言，支持梅什科将大多数波兰人转变为基督徒，显然比与波兰进行军事对抗重要得多，他前任发起的那种军事对抗会延缓甚至终止波兰基督化的进程。奥托三世有神秘主义的倾向，他热心传播信仰，像教士一样关心波兰人和他们的信仰状况。以教会的标准论，他的理想十分高尚，但这样的理想在德意志引发了保守势力的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早逝之后，群龙无首，奥托的后任、皇室巴伐利亚分支的旁系继承人亨利二世（Henry II，1002—1024年在位）也支持保守势力，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
在遵循奥托三世的方针上，亨利二世有所迟疑，部分原因是他在德意志的地位并不稳固，德意志地区仍是王室地产等收入的重要来源。尽管奥托王朝的君主们不断努力使用新的手段，但是在意大利，许多被认为理当属于国王兼皇帝的特权还是掌握在地方统治者手中。在王室看来，情况较好时，这些地方领袖会因四处彰显自己权威的国王及其家臣而有所节制。王室并不认为自己和地方统治者之间的实力对比一成不变。11世纪的德意志国王都努力让形势变得对己方更有利，亨利二世也不例外。
在德意志地区，被皇帝们当作主要对手的是国内的各个公爵。尽管在10世纪时，皇室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取得了胜利，迫使这些大贵族毫无争议地成了皇帝的下属，但他们的势力仍然很大。传统的撰史者认为，大贵族与皇室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德意志政治领域最棘手也最核心的问题。大贵族压制内部纠纷，在面对皇室时比以往更为团结，至少在皇帝看来是如此。不过，尽管皇帝与大贵族之间的对立确实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全无共同利益。皇帝和大贵族都认为和平的社会环境极为重要，大贵族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皇帝在属灵事务上的领导权。此外，大贵族和皇帝都认为，他们之间有一套固定的等级关系与义务体系。
倘若掌权者想要合法使用权力，就应先得到不同统治者对其势力影响范围的认可。不过，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权力的分配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在与斯拉夫人居住地接壤的地区，新兴德意志贵族崛起，建起村庄和房屋，另一些家族则就此没落下去。在萨克森东面的比隆边境伯爵领中，比隆家族及其分支的起起落落便是最好的例子。由于得到了皇帝的垂青，比隆家族取代了一个历史悠久却反对奥托王朝统治的公爵家族。他们不断积累财富，成为当地的贵族巨头，有时也会因皇室的中央集权政策而与皇帝产生利益冲突。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下，家族内部的反对派系嗅到了机遇的气息，并在立场千变万化、激烈角逐权势的人物之间纵横捭阖，试图夺取家族的主导大权。
许多家族的历史中并没有那么多暴力行为，但他们也在试图获得更多资源。有些家族投资建造新的修道院，以得到资助天主教信仰的名声和物质上的实利，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势。他们能从中得到经济收益，是因为修道院会在当地（有些是此前未开垦的土地，有些则是贵族们新近征服所得）引入先进的土地开发技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贵族在德意志捐资建造修道院，这在11世纪不亚于一场革命。到11世纪末，新建的修道院已达数百座，事实上，修道院的数量似乎增加了两倍。
大贵族与皇帝间的对立恐怕并非德意志统治者心中不变的主题，对立状况的尖锐程度也并非始终不变，其特点也不是多年如一。尽管如此，在11世纪德意志的历史中，国家的统一还是多次受到了威胁。大贵族和皇帝为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而不断争夺，使社会内部氛围紧张，充满危险的气息。
在这样的状况下，帝国外部的不确定因素，比如波兰人的威胁，使局面更加复杂。亨利二世可能认为，他采取的军事对抗波兰的方针，比奥托三世高尚的和平政策更符合贵族的心意。然而，亨利低估了波兰人抵抗帝国入侵的能力。事实上，经过接连三场战役后，波兰人确立了他们的独立地位。1025年，尽管前一年去世的亨利二世极力反对，但梅什科的长子博莱斯瓦夫（Bolesław）统治下的波兰还是正式成为王国，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其地位还得到了教皇的确认。不过对波兰人来说不幸的是，博莱斯瓦夫在数月之后的1025年6月离世，而接任他王位的幼子在继承权方面遭到了质疑。于是，波兰陷入了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一个篡位者试图废掉国王，贵族之间互相倾轧，农民们则发起暴动，导致异教信仰重新抬头。在此期间，德意志帝国一方成功地通过支持卡齐米日一世（Casimir I，1034—1058年在位）一系的波兰王室血脉，将自己的影响施加到了波兰王国境内。因为重新支持基督化活动，所以卡齐米日一世被冠以“复兴者”（the Restorer）的名号。但是，波兰和德意志之间的紧张关系仍是欧洲北部地区国际政治的主旋律，还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对两国的国内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这个故事又关系到皇帝与教皇关于君权和神权的重大纠纷——主教叙任权之争，因此，我们之后将在那次纠纷的背景下，再来讨论这件事（参见第6章）。
马扎尔人（Magyars）原本是说乌戈尔语（Ugrian）的游牧民族，但他们在955年被奥托一世在莱希费尔德（Lechfeld）战役中击败之后，便放弃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莱希费尔德位于多瑙河的支流莱希河（Lech）边，临近历史悠久的古城奥格斯堡（Augsburg，一个罗马时代建立的城市）。奥托一世击败的这支军队和那些规模较小、更加典型的草原掠袭军队不同，马扎尔人的军队是由各个部族的兵士组成的，规模庞大。战前，各个部族的酋长们无疑通过萨满预言认定，他们的冒险将得到命运的垂青。正因为如此，这次败北让那些“不走运”的马扎尔人感到了深深的困扰：在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好运如同神灵一般，如此惨败，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上天的眷顾。此外，在这次失利之后，马扎尔人再也没有获得较大的胜利，因而对他们来说，好运从未得到恢复。在匈牙利平原的西南端，马扎尔人成功地在多处前哨战中打退了拜占庭人的进攻，但后者的防御力量十分强大，其建立起的防御性同盟也足以封堵马扎尔人南下的尝试。此外，拜占庭人还使用贿赂手段，在众多马扎尔酋长中播下了不和与对立的种子。
马扎尔是众多部族中的一个，马扎尔人长期占据匈牙利平原，而匈牙利平原得名于该部族的另一个名称“欧诺古尔”（Onogur）。匈牙利平原是马扎尔人居住的核心地区，其范围与现代欧洲地图上小国匈牙利的疆界基本一致。然而在中世纪，巅峰时期的匈牙利王国疆域要远远超过其现代边界，其领地范围被扩展到了现今斯洛伐克、乌克兰、罗马尼亚与克罗地亚所拥有的领土之上。匈牙利王国境内的大片土地——所谓的大平原地区——非常适合农业耕作与马匹豢养，平原四周则有喀尔巴阡山脉与巴尔干山脉环绕，为新近定居下来追求农耕生活的百姓提供了天然屏障。11世纪初，这里的居民人口还不到100万。除了通过农业收获与马匹饲养获得利益之外，部落领袖们还能利用盐矿等自然资源获得稳定的收入。
奥托王朝自称继承了查理曼帝国，匈牙利王朝的建立也不比查理曼帝国晚多少，因为阿尔帕德王朝（Árpádian dynasty）始于875年甚至更早。阿尔帕德王朝支配着马扎尔社会，其统治者是部族的首领。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匈牙利人所处地区的地貌特征，以及该国的早期地理边界，要到他们在莱希费尔德战役失利之后才稳定下来，而匈牙利王室接受基督教的时间还要更晚。篡夺了匈牙利王位的伊斯特万一世（Stephen I，997—1038年在位，又称圣伊斯特万）是匈牙利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国王。1001年1月1日（也可能是一周以前，即1000年圣诞节当天），伊斯特万接受祝圣，获得了从罗马送来的王冠和长矛等王权象征物（regalia），那代表着德意志皇帝与教皇的祝福。
根据匈牙利的继承法则，大公（grand prince）死后，他近亲中最年长的大贵族会坐上王位，大公本人的后代则未必能获得继承权。然而，盖萨大公（Grand Prince Geza）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n）公主“白色夫人”绍罗尔特（Sarolt）之子伊斯特万却从他信异教的年长亲属科帕尼（Koppány）手中夺取了权力。伊斯特万后来证明自己是很有天赋的统治者，他对拉丁基督教的热忱，也远远超过他父亲盖萨大公对基督教表面的尊重。当时，在这个刚刚接受基督教的王国里，伊斯特万为天主教信仰建立基础制度的热情几乎无人能及。匈牙利国王的加冕地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得到教皇许可，成了大主教的驻地；而到了1010年，匈牙利境内又增加了4个大主教辖区。通常，国王会任命来自国外的拉丁基督教高级教士担任国内的教会职位，正因如此，这些人完全是出于国王本人的恩宠，才能够在新建的教区中发号施令。像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一样，教会在匈牙利也成了国家的一部分。
在政治上，伊斯特万继续对抗他的敌人。这些人中有些是异教徒，有些则是信仰东正教的基督徒，不过他们都反对国王依靠教皇在匈牙利传播基督教信仰，也抵制他巩固王室与教会权威的更大计划——那意味着大量贵族的产业将被没收充公。伊斯特万在夺取王位后施行了上述政策，但其实这个政策已经施行了很久，他信仰异教的前任们就将原属部族所有的土地收入囊中，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伊斯特万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战役（1003—1008年）彻底消灭了反对势力，而遭到推翻的科帕尼也在其中一场战役中惨死（他被残忍地砍杀至死，而决定他死亡的严酷命令，很可能出自伊斯特万之母“白色夫人”绍罗尔特之口）。在此后的20年里，匈牙利境内几乎没有人敢公开挑战伊斯特万的权威。
伊斯特万面临的边境状况就不像内部环境那样安全无忧了。当然，在他治下，匈牙利王国与德意志帝国的关系还算稳定平和。伊斯特万的妻子吉塞拉（Gisela）便是巴伐利亚公爵亨利的女儿，也是皇帝亨利二世的妹妹。这对夫妻给他们的儿子、理论上的王国继承人起名为伊姆雷（Imre），即匈牙利语的“亨利”，以象征他们与德意志皇室家族之间的纽带。此外，正如我们所知，他们于995年结婚，5年之后，伊斯特万便得到皇帝的默许，接受了王冠。然而，伊斯特万与后一任皇帝康拉德二世（Conrad II）之间的争端破坏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后者也因此在1030年发动了对匈牙利的入侵。
在东北方向和东面，匈牙利王国的边境受到来自波兰与信异教的佩切涅格（Pecheneg）部落的军事威胁。波兰王公们时常发动小规模战事，试图脱离帝国的控制，将其影响力向波希米亚和南方扩展，也因此和匈牙利人发生了冲突。佩切涅格人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佩切涅格人是说突厥语的部落联盟。在匈牙利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多世纪之前，他们横跨亚欧大草原来到这里，并且在事实上成了当时处于游牧状态、信仰异教的马扎尔人的盟友。在面对各式各样的邻居时，佩切涅格人要么与其发生小规模冲突，要么干脆开战，无论对方是游牧民还是定居者。他们的对手包括可萨人（Khazars），可萨人中有伊朗裔也有突厥裔，他们建立了王国，王国统治者后来改信了犹太教。佩切涅格的敌人名单里甚至还有拜占庭人和罗斯人。到11世纪初伊斯特万当政时，出于受到东面军事力量威胁等原因，佩切涅格部落入侵了并入匈牙利不久的特兰西瓦尼亚。特拉西瓦尼亚诸省是伊斯特万在当政早期，从他那信仰东正教的舅舅久洛亲王（Prince Gyula）手中夺来的。
伊斯特万在位期间，尽管匈牙利王国边境麻烦不断，但公允地说，该国的心脏地带还是相当和平安定的。虽说这样的和平状态是伊斯特万靠铁腕政策实现的，其中也不无怨恨不安，但和平状态有助于行政机构的建立，文化整体也渐趋繁荣。地方政府被精心建立起来，无论是在边境地区还是中心地带，地产分配都会对王室有利，国王的忠实臣属也能得到相应的奖赏，获得被充公的土地。地方政府在司法、商业（市集）、经济（地产管理）、军事等方面的行为由伯爵监督，在边境地区，伯爵监管军事事务尤为重要。和同时代西北欧诺曼底与安茹的情况类似，在匈牙利，城堡由统治者直接控制，发挥着行政中心和防御枢纽的作用。
政府建立后，论述应该如何施行统治的文本也应运而生。在伊斯特万在位期间或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最早的“君主镜鉴”（Mirrors of Princes）。“君主镜鉴”是论述理想统治方式的手册，在之后的三百年里将成为风靡欧洲的主要政论体裁。那些由伊斯特万发布或被很快归到他名下的法律条文，在内容完备程度上足以匹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条文包括对教会的保护，对赔命价（wergild）和其他刑罚的详细说明，以及关于惩处女巫和术士之流的规定。丹麦的克努特大帝采用了盎格鲁-撒克逊人铸造王室货币的做法，将其作为一种统一国家的手段，伊斯特万也铸造王室货币，宣示他作为全匈牙利统治者的地位。
与此同时，伊斯特万国王还继续资助主教辖区和各个修道院，拜访西方的教会改革者们，请求他们协助指导。接受他请求的教会人士包括德意志境内戈尔泽（Gorze）修道院的修士们。在国王的支持下，教区建立起来，教区教堂也得到了兴建。国王的主要支持者们也捐助新建立的教会，这不仅是在效法国王，也是出于他们自身对天主教的虔信。在欧洲北部的朝圣者和后来的十字军成员看来，穿过匈牙利国土向东行进是一条不错的路线，而伊斯特万和他的继承者们也支持朝圣活动，他们在沿途建设朝圣旅社，最远可至罗马和耶路撒冷，同时也以极大的热情在其他许多方面投身于天主教信仰。在写给伊斯特万国王的信中，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奥迪罗（Odilo）表达了全体基督徒（“几乎是整个基督教世界”）对国王的感谢：“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人们，都在谈论您是何等热心地荣耀了我们的神圣信仰，而那些从我主基督之墓返回的朝圣者们，尤其能做您的见证。”（Gyorffy，1994年，第89页）
和11世纪时所有王国和小诸侯的情况一样，对于像伊斯特万国王这样的奠基者，真正考验其订立的制度架构、宣扬的团结传统以及激发出的凝聚力的时刻，直到新老国王交接时才会到来。当时，异教信仰是否会卷土重来，权力是否可能被分散出去，局势还不明朗。各个部落首领与伯爵们信奉天主教固然鼓舞人心，但毕竟他们投身于此的时间还不够长。至于普通人，倘若王室政府在施加压力传播基督教时有所松懈，他们是否还会继续信仰上帝仍是一个未知数。在伊斯特万治下，城堡是君主控制乡村地区的关键，然而倘若王室衰弱，这些城堡也很容易成为独立势力的活动中心。以此而论，一切的关键都在于伊斯特万之子伊姆雷。和其父一样，伊姆雷也抱有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理想，倘若他能够活到继承父业的年龄，那么匈牙利可能仍会保持稳定状态。然而，伊姆雷却在1031年死于一场狩猎事故。伊斯特万晚景不佳，自己疾病缠身，又为失去伊姆雷而哀痛，还得考虑选谁来继承王位。
伊斯特万不信任血缘关系较近的族人，因此最终选择了自己的外甥、威尼斯总督之子彼得·奥赛洛（Peter Orseolo）作为继承人，但这一选择没能避免继承危机，反倒引起了纠纷。在领导力方面，彼得从未达到要求，还两度遭到废黜，而王室家族中的各个派系则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为了获得大权而争斗不休。在这样的内斗状况之下，其他王侯或是因为秉持原则，或是出于投机取巧的心态，纷纷介入匈牙利事务。干涉者中最显要的无疑是德意志皇帝，此时他已经和大量匈牙利贵族建立起了家族纽带。尽管如此，皇帝旨在保护德意志领土与帝国皇室家族利益的干涉活动，并未真正结束匈牙利的内乱纷争，反倒使暴力活动升级了。
两场民众暴动揭示了匈牙利社会的裂痕。第一场暴动发生在1046年，信异教者和新归信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反抗伊斯特万及其教会顾问对世俗阶层施加的经济义务。这是一场血腥暴动，大批高层教会人士惨遭杀戮。第二场暴动发生在1061年。这场暴动并没有被当成异教的卷土重来——1046年时当权者对反抗者的镇压，已经摧毁了匈牙利异教势力的中坚力量。事实上，对于这场我们所知甚少的暴动，有资料将其称为农民起义。乡村居民需要支持军事防务，承担教会奉献，还要上缴自己收获盈余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供养领主和官员，这类难以逃避的沉重负担激起了他们的反抗。这次暴动同样被镇压了下去，但农民们的举动揭示了匈牙利社会各阶层间长期存在的鸿沟。
直到11世纪中后期，匈牙利才从这种以王朝战争和民众暴乱为特点的内斗中恢复过来。而此时，我们也能看出伊斯特万的成就。传播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设施还在，尽管教会的财产受了侵害，但各教区都有教区神父服侍。虽然从1046年的事件看，异教势力仍然不小，但大多数匈牙利人似乎都已真心实意地接受了基督教信仰。1061年的暴动敲响了警钟，社会内部的断层也由此显现。尽管如此，在伊斯特万之后的国王们依然能够利用他留下的遗产，建立起维持匈牙利统一与独特性的意识形态堡垒。拉斯洛一世（Ladislas I，1077—1095年在位）统治时期，政府努力对法律进行了改革，并试图改善国民的经济状况。拉斯洛还成功地团结起他的人民，抵御了威胁匈牙利的库曼人（Cumans）和其他信仰异教的未开化草原游牧民族。在他和他的继任者卡尔曼一世（Coloman，1095—1116年在位）任上，匈牙利成功地扩张了领土，踏入了克罗地亚所在的地区，最终将这个国家彻底吞并。1100年时，似乎那传说中的运气已经回到了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身边，只不过此时他们信仰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异教神祇。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北部和南部信奉天主教的人群因共同纽带而组成了一个联合实体，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拉丁基督教世界。尽管如此，在11世纪欧洲的许多政治体中，将多种不同文化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依然脆弱。在北部的许多地区，人们依然在基督教和异教信仰之间摇摆不定，至少表现出将要如此。而在南部，还没有看到穆斯林势力逐渐消退的迹象，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拜占庭人的势力必将撤出地中海中部地区。教皇自称在属灵领域拥有无上的权威，在这段岁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样的说法虽然不是空话，但也因为各式各样的教廷丑闻，以及教皇卷入意大利本土政界的家族对立、领地纠纷而大打折扣。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这一切都将经历一场变革。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形态会得到彻底的重塑。这场转变就是“12世纪改革”（Constable，1996年），这场激进的改革就是本书下一部分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