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件事持负面看法的人，应当自觉惭愧。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

在医学院上学时，我在一间酒吧工作；在暑期，我的工作是准备人体解剖。酒吧的工作让我了解人生，而解剖工作——我最初以为——会让我了解死亡。我并不觉得解剖是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反而会给人启发——它让我的胃变得更强大，也让我对解剖学有了透彻的理解。不过，对于死亡，它却什么都没有教给我。

只有当我具备行医资格后，我才开始进行医生最令人伤心的任务：告知病人绝症到了晚期或告知其亲人患者死亡的消息。经常在医院病房工作的我也开始惯常地见证死亡的时刻：庄严地站在急促呼吸的临死病人旁边，或者抢救失败后察觉到皮肤渐渐失去温度。似乎很奇怪的一点是，在生死转变的时刻，并不会发生物质变化：死亡的躯体和几秒前还活着的身体，都是由同样的元素组成，只是时刻交织形成生命的动态过程静止下来了而已。

人们曾经认为，人死亡时，灵魂会从张开的口中溜走。“你的存在仅由一线相牵，”法国作家蒙田写道，“仅仅连在你的唇尖。”这根线有时强健牢固，有时软弱松垮。在蒙田看来，死亡就是从生命的织布机上扯断了这根线，开始了解开织线的新过程。而反过来看，受孕只是系上了一根新线，在生命的锦缎上开始新的编织。

达·芬奇曾写过，他最早的记忆是一只红色的风筝，像是以腐肉为食的鹰一样，俯冲至他的摇篮，用尾巴打开了他的双唇。风筝是特技飞行大师——其尾部形状影响了古罗马船只的设计——达·芬奇在设计自己的飞行机器时，也仔细观察了风筝。对这份摇篮记忆的解读各有不同：有人在其中看到了达·芬奇创造力天赋的火花，有人看到了他对自身杰出能力的感知，也有人认为这与他的同性恋取向有关。

大约在1503年，他画了一幅画：圣母马利亚坐在母亲圣安妮的腿上，伸出手来，仿佛想把耶稣拉回家人身边，但耶稣避开了，骑在羊羔身上，羊羔在传统上象征着等待耶稣的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牺牲。

在达·芬奇的时代，人们长久以来都一直相信马利亚是有感而孕，并且越来越多信徒认为马利亚的母亲也是一样。当时的教皇让这种想法得到了教会的认可。在那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圣安妮一直是中世纪生育教派的中心人物——在早前的绘画里，她和三个丈夫生下三个女儿，每个女儿都叫马利亚。在那个女性一生往往怀孕20多次的时代，圣安妮的多次怀孕使她成了一位受到追捧的圣人。

不过对于并非圣人的寻常人而言，创造新生命也是超出人类理解的神圣奇迹。显然，性与之有关，但具体机制依然是个谜。但是，达·芬奇决心要理解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一直到生命的起源。他有一幅非常著名的草图，时间是在圣安妮画像的十年前，他尝试画了一幅在受孕瞬间男女大腿部位的X光透视图。

在他之前有过几个先例。虽然他对解剖非常热衷，但这幅草图里对性活动的生理描述，大部分是编造的。他对身体的设想是，体液通过热量和活动在彼此之间交换。他所画的子宫有根管道，与乳房直接相连（他认为乳汁是由经血转变而来），子宫还有管道直接连至脊髓，接受流入的女性体液。他对男性的性器官生理构造也一样颠覆了当时人们的认知——他画了一根管道，从心脏连接至浸润脊髓的体液，还有其他管道，将精液从大脑传输至脊柱的同时直接传输至阴茎。睾丸只是将管道固定的悬重物而已。他肯定还有着一种幽默感。他在这张受孕草图上写道：“我让众人看到，人们存在于世的第一个，可能也许是第二个理由之起源。”

达·芬奇绘制那幅圣安妮画像20年后，一位名为奥伊夏尔·罗斯林的德国医生受到了《创世记》第3章第16节的影响：“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他提出，“男女间唯一的自然愉悦”是对生产婴儿的痛苦的赔偿，并且对两性而言，都是对不可避免之死亡的一种慰藉。

到了18世纪，德国生理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已经知道人类卵子来自卵巢，但认为性活动会让输卵管变得僵硬，“围绕着卵巢并强烈压缩，将成熟的卵子挤出并吞没”。直到70年后，另一名德国人卡尔·安斯特·冯·贝尔才真正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细胞（狗的卵细胞），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人类才在女性输卵管内看见人类卵细胞，开始了现代对受孕过程的理解。

我的大部分工作都与生育和不育有关：受孕、避孕，有时是流产。女性来寻求帮助，要么是为了终止妊娠，要么是鼓励妊娠；要么是为了促进排卵，要么是为了阻止排卵。我提供建议，开具药物，绘制两性生理结构不专业的草图。但哪怕在今天，生育的许多方面及其机制都仍然不为人所知。

创造新生命的过程往往不会令人注意：一些女性在排卵时会感觉到转瞬即逝的阵痛，但胚胎最快在24小时后就能孕育，而无论是受孕本身，还是着床在子宫里，都不会产生任何感觉。从一个人开始怀疑自己怀孕，可能需要好几周后，感觉才会强烈到需要外出购买验孕道具，确认自己怀孕。

会诊有时充满欢喜，有时充满沮丧：女性走进我的办公室，坐在桌边，说“我怀孕了”。凭借说话的语气就足以判断出这是喜事还是坏事。我会做出猜测，然后慢慢地回答说：“……那你感觉如何？”—只是为了确认一下。有时我会听到“很开心！”有时是“糟透了！”有时对方会打开一个包，然后桌上满是她急匆匆购买的验孕棒，结果全都是同样的一道蓝线或两道红线。我们会仔细检查，对着光从各个角度来看，确保没有看错结果，然后从我自己的柜子里拿出一根，再做一次测试。随着尿液渗过试剂区，我们低下头看着，脸上要么是紧张和沮丧，要么是兴奋和期待。

现在的检测道具都非常灵敏，所以许多女性在受孕几天内就能知道结果，这时的胚胎只是一个胶状圆盘上细如丝线的一串细胞——这串细胞就是未来的脊椎。当房间里的气氛是兴奋和期待时，这种时刻就是一种享受，无论这个宝宝是渴望已久还是意外惊喜。在其他情况下，当房间气氛沮丧时，我的问题会更急切一些：上次经期是什么时候；平时月经是否规律；受孕时间可能是什么时候；之前是否怀过孕。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怀孕就是一种原始的提醒：身体的变化往往在我们控制之外；身体有自己的节奏、落脚点和固定的目的地。对某些人而言，最为恐惧的一点就是怀孕无可挽回的特性：怀孕这一异体过程，对女性而言，一旦开始了，无论是继续还是终止妊娠，一切都和之前不一样了。

在英国大部分地方，女性如果觉得怀孕会给自己的生理或心理健康带来风险，并且两位医生签署文件同意这个观点，那么她可以提出终止妊娠。转诊过程非常迅速和隐秘——我转诊过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并非自己丈夫的已婚妇女，以及如果被父母发现自己怀孕便会大难临头的少女。现在这种情况较过去已经有所减少：感谢性教育和避孕措施的普及，英国青少年怀孕率在20年里已经减半。

我曾亲眼观看过体外受精：精液经由移液管滴落在玻璃皿上的卵细胞上，几乎立刻就完成了受精。卵细胞留在橱窗里进行增殖，增殖的细胞在每次分裂后变得越来越小，直至最初的胚胎变成了一个大小与原来的卵细胞相当的空空的球。新生命发展在一开始并没有体积或重量上的积累——精子和卵子里已然存在的化学元素只不过是交织成了一种新的图案。看着人类受精过程既让人觉得惊奇不已，又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就像看着蜜蜂给花授粉一样。

一个世纪前，马萨诸塞州一位医师邓肯·麦克杜格尔在父母过世前后都立即给他们称了一次重：质量的减少，也就是灵魂的重量，在他计算下来，是21克。他的方法存在错误：生命的死亡或孕育过程都不存在任何重量上的改变，在质量上没有增多或减少。仅仅是令我们生命存续的一切过程的终止或启动，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过程。

我和汉娜·莫利尔见面时，她24岁。她的长发束在头上，在每次会诊时，头发像交通灯一样变换着颜色；她穿着齐脚踝的紫色或蓝色长裙。她和丈夫亨利是从威尔士山谷里搬来苏格兰的，说话口音很重，我常常需要她重复她说的话。一天在诊所里，她打开包，三根验孕棒掉在我桌上。“我怀孕了。”她说。

“你感觉如何？”我问。

“不在计划中——如果这是你想知道的答案的话，不过我要留住它。”我们谈了维生素、助产士、超声波扫描和晨间孕吐的事，然后我将她转诊到了产前检查诊所。

在她整个孕期，我都会定期见她。她感觉很糟糕：高血压，恶心、胃灼热，背痛到无法行走。“生了这一个，我就再也不要孩子了，”她用抑扬顿挫如唱歌一般的口气对我说，“一个就够了。”

生产6周后，她把宝宝带来给我看——较弱的小女孩，深色的眼睛如墨点一般，体毛细软半透明。在给她女儿完成筛查体检、查看她剖宫产伤疤的愈合情况后，我们讨论了一些可能的节育措施：她离开时，带着一张避孕药物的处方。“这些药物的失败率大约是1%，”我对她说，“每天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服药，这一点很重要。”

三个月后，她回到了诊所，前面推着婴儿车。当我去候诊室叫她进来时，我发现她坐在我的另一位正在尝试第三次体外受精的病人身边。

“我又怀孕了！”汉娜说，一边将婴儿车推进门内。她坐下来，一只手继续摇着婴儿车。

“你感觉如何？”我问。

“真是场噩梦，不是吗？我还没从上一次恢复过来。我是立马知道了：感觉恶心、乳房酸胀……”她停顿了一刻，意识到我发问的意图后，表情有了些变化，“但我们要留住它，亨利和我——我们已经决定了。”

汉娜第二次孕期比第一次还要让她耗尽心力——我们每两三周见一次，为恶心、胃灼热、背痛和不断恶化的坐骨神经痛开药。到了最后，她变得尿失禁，离开公寓都有困难，几乎难以入眠。她血液里的血小板数量降低，血压升高，妇科医生建议再次进行剖宫产。我去见她时，她软弱无力地在公寓里走着，对我说：“我绝对不会再要孩子了。他们做手术时，就不能顺便把输卵管结扎了吗？”

“我问问。”我说，然后写了封信给妇产科。

两周后，我收到了回信：“不建议给汉娜这样年轻的女性做绝育，后悔率很高。我们建议在她出院时进行节育器植入。”

一直到19世纪，医学才跟上了达·芬奇的研究，一系列妇科医生（大多是德国人）仔细思考了受孕过程的生理结构。他们仔细审视了性交期间的生理变化，对这些变化对受孕可能性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猜测。他们探究了哪种性姿势拥有最佳成功概率，以及孕期性交是否危险。他们彼此之间用理论说明女性在高潮时子宫本身是否会改变形状或位置。这些医生中没有一位是女性。

1933年，正当生理学家们开始理解人类生育和排卵时机时，美国放松了色情方面的法规，新泽西州一位名为罗伯特·迪金森的医师发布了其研究成果。迪金森认为，解剖科学需要从解剖室的死尸里跳脱出来，转而研究活着的人体。他是一名妇科医生，每天都面临为何一些夫妻难以受孕的难题，他意识到社会不愿自由讨论性问题，这不仅引起了巨大的痛苦，甚至也是不孕不育的原因。“也许，”他写道，“这份不情不愿是源于，这类研究肯定无法摆脱个人经验的扭曲、个体的偏见倾向，以及暗含的好色心理。”他在《性交生理》一章开头指出了性行为在永续的人类生命中的中心地位：“人类没有哪种身体行为和性交一样，单一活动能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或是在短时间的行为里造成各种各样的可能的结果。在这单一活动里，区区几秒钟就能决定是否形成新的生命。”

最令他上心的是“没有形成新生命”的问题——无论对象对受孕存在期待还是规避情绪。他的书里有一章介绍了避孕设备以及堕胎方法。一段内容描述了如何同时进行堕胎和绝育。一次剖腹手术进行两项内容，女性身上只会留下一道疤，而且对许多秘密前来找他的女性，他说这样能提供“更好的借口”。其中一幅示意图和达·芬奇一样试图粗略描绘出每个人最重要的一段旅程，即母亲的卵子与父亲的精子相会。

迪金森的研究最后一部分介绍的是不同性交姿势的生理构造，尤其是这些姿势如何影响精液在子宫颈的聚集以及受孕的可能性。他认为多样的性生活有助于受孕，但他关心的不仅仅是这个问题：

艺术可以避免单调。这不仅限于动作的多样性，也要怀有冒险精神，让气氛和环境也能提供无限种可能。比如，大海与天空无边无垠、春木与月光雅致翩翩，这些都为狂喜之心和壮丽之事提供了背景和环境。

在迪金森之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了更为精准的受孕生理呈现，因为直到那时才有了精确的核磁共振检查仪。一位荷兰生理学家、放射学家、人类学家兼妇科学家征求了7对情侣的帮助，这些情侣同意在核磁共振检查仪里进行性交（这位人类学家和她的伴侣也自愿参加了）。论文一开始就指出，人类对性活动的生理原理知之甚少，甚至在迪金森之后60年，科学研究还因为害怕被人认为是荒淫之事而受阻。文章展示了女性在性唤起时子宫位置的变化，并且注意到迪金森对阴茎在性交期间的形状的观点存在错误。文章还惊人地展现了阴道在性交期间的血液供给变化。

在所有参与实验的情侣中，只有这位人类学家和她的伴侣维持了足够长时间的性交，让检查仪能够拍下准确的图像。“原因可能是他们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者，”论文总结道，“从研究伊始就参与其中……而且他们就像业余的街头杂耍演员，受过训练，也习惯于在压力下进行表演。”

汉娜生下第二个孩子后，我再见到她时，她正推着一辆双人婴儿车。我问她两个婴儿怎么应付得过来——她大女儿刚满14个月，她空洞地笑了笑。“我们应付得来，”她说，“他很棒，我的亨利——我们一起忙得过来。”她的二女儿比大女儿还要闹腾，晚上汉娜和亨利总是被吵醒，两人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但他们还是勉强能笑出来。她热切地让我看她植入了节育设备的地方：左臂上方的皮肤下面，和一根火柴一般大小，光滑且有弹性。“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节育，”她邪邪地笑着说，“我们俩现在完全无心去想性方面的事。”

当她的二女儿大约四个月大时，我上班后在桌上看见了一张便笺，上面写着：“联系汉娜·莫利尔，事情紧急。”

“你肯定不会相信这件事，弗朗西斯医生，”她在电话里说，“我又怀孕了。”

“……那你感觉……”

“我不能再经历一次，就是做不到，我的身体承受不住。”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我讨厌堕胎这个想法，但我必须这样做。上次我几乎走不动路，睡不着觉，还有尿失禁。我需要堕胎。从医学角度来看，你不觉得我需要堕胎吗？”

她还处于孕初期，可能是前几天受孕的。我打电话给妇产科解释了她的情况：她的两个宝宝、她怀孕期间背痛得无法做任何事，以及节育措施的失败。堕胎诊所会将预约情况送到转诊的诊所，而不是家庭地址（仍然有太多女性需要秘密堕胎），所以第二天，我给汉娜打了电话，告诉她参加被称为“早期医疗”堕胎的地点和时间。她见了一位医生，医生向她介绍了各种选择，对她解释说，她会拿到阻隔怀孕激素的药物，然后在第二天，会在她的阴道里放入栓剂，用以刺激子宫内壁的脱落。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进行了通话。“你永远都不会想到，”她对我说，“没用，我依然怀着孩子。他们说这样的概率是千分之一。”

她与医生再见面了，又吃了一次药，又把栓剂带回家使用，这一次依然没有起作用。

“算起来，我这样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她说。我不知道栓剂是否没有生效，或者汉娜到家后是否觉得无法使用栓剂。

我在接下来的一周见了汉娜，她回到诊所取出了手臂里的节育植入物。医生提议进行确定性的绝育手术，但她拒绝了。“我决定了，就这样吧。”她说着，一边来回摇晃着双人婴儿车，一边问道：“为什么那些药片没有起效？”

“不知道，”我摇着头说，“可能你是对的，你就是那百万分之一。”

“好吧，既然这个孩子这么想留下来，也许我就该放任他留下来。”她说话的口音抑扬顿挫，就像缝纫机上起起伏伏的针头一样。 qFF+KposIf3CA7loIGtQ0sGjbb19GuLWC0U8YyU0gzVN10cax5hcvZa6EAQRYi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