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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波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他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对和合的看法和观点，并将自己对和合的理解应用于其治国理政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对和合思想的相关论述及其在治国理政中的和合理念，构成了习近平的和合观。
关键词： 和合观；传统文化；治国理政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他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对和合的看法和观点，并将自己对和合的理解应用于其治国理政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对和合思想的相关论述及其在治国理政中的和合理念，构成了习近平的和合观。认真梳理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和合观，对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许多突出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的和合观内涵丰富，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习近平认为，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依凭他对传统文化的广博深入的理解，对和合思想进行了他的解释：“‘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不仅如此，习近平还结合工作、生活中的具体事例对“和合”加以解释。如他以“班子里的其他成员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这样‘和’然后‘合’，大家团结和谐，就能形成合力”来说明“要‘和’才能‘合’”；以“选商引资要做好‘融合’、‘结合’与‘和合’三篇文章”来说明“选商引资要努力形成一种‘和合’文化氛围”；以“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部门之间以‘人和’为乐，以团结为贵，以协作为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来说明“乐在人和”等等。习近平以这种小到人际关系，大到社会关系、官场生态，对“和合”的内涵作出的独到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其解释比学者的解释更为直白清楚、更为通俗易懂。
习近平以自己的理解与表述风格，赋予“和合”许多现代的内涵，显示出他对和合文化的接受从理论层面转向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应用。相对传统和合而言，他的和合内涵范围更广，和睦、和谐、和平、中和、泰和、合作、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与“和”或“合”相关的，均在他理解的“和合”范围内。之所以这样解释，与习近平长期从事实际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要考虑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应用到实践中，因而对和合内涵与功能的解释尽可能地贴近实际，并为实际所用，这是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现代性转换。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内容与功能的科学概括，使对传统和合思想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
从文化的视角看，习近平总书记揭示出了“中国梦”深含的和合意蕴。“中国梦”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也是中国古代大同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话语表达，是对中国传统“尚和合、求大同”的理想追求的弘扬和发展。“中国梦”首先是“和合”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说到底是全体中国人共同利益和价值的聚合。实现“中国梦”，需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建立一个“天下为公”、人人友善的和谐社会，也是中国人的梦想。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从文化渊源看，崇尚和谐，企盼稳定，追求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平安社会、和谐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梦”就是“和合梦”。其次，“中国梦”就是“求大同”。“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实际上也是“大同”理想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因此，“大同”理想的根本目标与“中国梦”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中国梦”是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大同理想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句话深刻揭示出“中国梦”与“求大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习近平总书记还揭示出“中国梦”在国际层面上所包含的深刻的和合意蕴。他指出，“中国梦”也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追求和平、追求幸福和奉献世界的梦。中国既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也将秉持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理念，分享发展红利，给世界带来机遇、和平与进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维护世界的“和平梦”、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进步梦”是和谐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的和合观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强调“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他的讲话中不断地出现，如他在2006年3月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人合一，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中列举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2014年5月4日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中，列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2014年5月的国际友好大会上他又说中华文化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习近平之所以多次强调“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是因为“不和谐的发展，单一的发展，最终将遭到各方面的报复，如自然界的报复等”，“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在他看来，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有限供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必须解决好“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的矛盾，达到“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的意境，绝对不能“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
习近平总书记并不是简单重复强调“天人合一”思想，而是对其进行提升、升华，着力创新发展理念，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如他提出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观点，彰显出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他提出的“生态就是生产力”的观点，作出了生态就是生产力的科学判断，突出强调了自然生态在生产力系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他提出的生态环境“生命共同体”的观点，从更大尺度、更广视角回答了治理自然生态系统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为解决复杂的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他提出的“两山论”，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也是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深刻变革，引领着中国发展迈向新境界；他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既是对生态产品的准确定位，又是对民生内涵的丰富发展等等。
“和而不同”是习近平和合观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他多次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和讲话中讲到“和而不同”。他认为“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习近平以科学的方式阐释了“和而不同”的内涵：“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但习近平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以一种更为宏大的视野，将“和而不同”创新性地在实践中加以运用，那就是他提出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明交流互鉴观。
习近平总书记按照“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一原则，提出了他关于如何处理和对待文明交流互鉴的一系列新观点、新理念和新论断。他在多次讲话中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观的主要内容：一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人类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应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二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不要搞自我封闭或唯我独尊。三要进行文明学习借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流动的、开放的。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在这里，习近平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思想，深刻揭示出了文明之间应尊重差异、包容并蓄的基本原则，深刻指出了文明之间只有存在多样性，才有可能在交流互鉴中得到“和合”；只有在交流中承认并尊重文明存在着的不同，不同文明才能够并存共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习近平对外交往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习近平认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始终追求和平、和睦、和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他认为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将继续通过平等协商处理矛盾和分歧，以最大诚意和耐心，坚持对话解决分歧。由此，他还特别将“亲、诚、惠、容”，作为睦邻、安邻、富邻的我国周边外交方针的“四字箴言”。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应构建起“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认为：“‘合则强，孤则弱。’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又说：“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新思维。”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他多次引用老子“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之语，强调各国要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实现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为实现“合作共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习近平设想通过各国携手迈向不同的命运共同体，进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设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合”为核心价值观，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国际交往准则，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为基础，主张逐步构建全球经济与政治、文化与文明、命运与生命共同体，从而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类永久和平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说是他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最全面的运用和最与时俱进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和合观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和平、和谐思想，同时又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和平、和谐思想的创新发展，是超越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合观。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他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而“和合”作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理念与首要价值，理所当然会被习近平总书记所推崇，并被应用于其治国理政的实践。因此，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大量地引用关于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经典。他特别提及《左传》中记录了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习近平总书记以此来说明“和”的含义。而“和为贵”至少被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六七次之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直接体现和合意蕴的中国传统经典则被习近平反复提及。这些关于和合的传统思想，则成了习近平和合观的主要思想源泉。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和谐的思想也是习近平和合观重要的理论来源。世界和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并把世界和平问题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等相关论断，为习近平的和平观奠定了理论基石。此外，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和谐思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胡锦涛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的典型代表，他系统阐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及和谐世界的理论，成为习近平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世界和平等和合思想重要的理论来源。可以说，习近平揭示“中国梦”中的和合意蕴，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创新文明交流互鉴观念，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设想等等，应该说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和平和发展外交理论的框架体系下，作出的科学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的和合观突出之处不在于他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和谐理论的继承，而在于他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和谐的理论相结合，创新发展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和合思想、和合理论。如他把“和合”的内容概括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从而将传统和合思想由理论层面转化到具体可操作性实践层面；他将中国传统“求大同”的价值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理想相结合，以“中国梦”的形式在当代中国予以表达，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追求以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赋予“中国梦”以“和平梦”、“进步梦”的内涵，使之能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他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结合起来，并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就是生产力”、“生命共同体”、“两山论”、“生态民生观”等许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为当代中国能更好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引领和指导；他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提出的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一系列新观点、新理念和新论断，对中国的文明观、世界观和文明交流理念进行了重大宣示和深刻阐释，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这既是中国传统“和而不同”思想在文明交流实践中的运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进一步发展和弘扬；他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以超然阶级、国家的姿态，将整个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既是对中国传统“协和万邦”的超越与发展，也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的和合观以自己独特的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新鲜有力的语言，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和谐的思想相结合，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进行改造，使中国传统和合思想实现了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现代转换；另一方面，又通过中国传统和合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和谐的思想转换为符合中国人传统习惯的理论话语体系，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的形式，以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和合观是超越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合观。
习近平和合观融合了传统中国优秀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以中国恰当的话语和形式，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五千年一脉相承的和合思想和文化，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习近平和合观既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反映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又展现了其世界蕴含，不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风采，张扬了“中国风”，而且也让全世界了解中国道路、中国立场、中国机遇和中国精神。他的“中国梦”中的和合内涵，宣示了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是和平而不是动荡，是进步而不是倒退，既是对中华民族负责，也是为世界文明作贡献。他的文明交流互鉴观鲜明提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和文明多样性的国际主张，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处理国际事务、实施国际战略中的独特优势。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的理念，并愿意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公共产品。应该说，习近平以和合为核心价值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向世界宣示了“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中国角色，展示了中国对世界的责任担当，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友善的国家形象，有力回击了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责任论”，因而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这有利于推进中国在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流中加深理解，扩大共识，增进友谊，推进合作。
利益问题是造成军事扩张、争霸或称霸、对抗、冲突等等国际关系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习近平认为，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要从思想上确立和平发展的理念。因此，为世界提供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理念”、“中国方略”就成了习近平和合观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内容。习近平倡导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从人类共同的利益出发，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同时，还要积极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提高合作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多作贡献。按照这一设想，习近平“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今国际关系的根源问题。因为它要求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时，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它要求通过和平、合作、综合、可持续，实现各国之间的双赢、多赢、共赢。因此，习近平以合作为核心价值构建起来的“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习近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以全球视野面向未来进行的战略思考。他提出的建立利益相融的命运共同体，回答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且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重大课题，为解决国际争端、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建设和谐世界贡献了“中国力量”。
习近平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通常，国际社会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这些难题没有有效的根本性解决办法。而习近平给出的解决答案是，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具体地说，习近平是用中国的和合思想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如强调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等等，就是用和合思想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实际应用。在此着重提出的是，为解决人类长期面临文明冲突的难题，习近平提出“和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观，向全世界表达了每一种类型的文明发展并不排斥其他文明的发展、不必然地以其他文明的衰亡为前提的观点，阐明了它们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可以从其他文明中吸取养分，可以给其他文明以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破解了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文明优越感，这是对文明对抗、文明冲突论、文明霸权论的有力回应，也是对文明不可调和论的有力澄清，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寻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勾勒出了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路线图。总之，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运用中国的和合思想，针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以全球视野进行理论思考并提出了“中国方案”。这一思考不仅直视人类面临共同难题的本质，而且所提出的具有“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也具有巨大的穿透力，这是区别于国际社会传统解决方法的，它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的根本解决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新的方法，因而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苏州科技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