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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南
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最为壮丽的日出。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自诩为真理的理论学说经不起实践的大浪淘沙，纷纷昙花一现，马克思主义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伟大的认识工具和实践工具，闪耀着真理的璀璨光芒。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需要从时代性维度、规律性维度、实践性维度、价值性维度、整体性维度、开放性维度等六大维度展开。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反映时代矛盾、时代需要、时代特征和时代使命的时代性紧密联系起来，与反映客观世界规律特别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规律性紧密联系起来，与来自社会生活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实践性紧密联系起来，与体现人类社会价值和自然界价值相统一的价值性紧密联系起来，与思想体系完整严密的整体性紧密联系起来，与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思想内容而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全面而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关键词： 六大维度；马克思主义真理性
任何理论学说的真理性必须体现时代性，只有反映时代特征并具有时代使命的理论学说才具有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其产生的特定时代密切关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体现在直面时代矛盾和时代需要，正确地回答了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对时代特征的正确反映和对时代使命的高度概括。
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就是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需要、时代的声音和时代的使命。正是时代的矛盾和时代提出的突出问题，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既是时代的召唤和时代孕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又推动时代的发展，并开辟了新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却陷入了自身无法克服的深重社会矛盾的时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服务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争取政治权益、经济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这一整体权益服务因而体现了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科学体系。按照唯物史观，“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尖锐矛盾，为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和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阐明这些矛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现实的客观条件，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提出了现实需求。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以及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创新，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无产阶级正确地认识时代问题和解决时代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时代的产物，是最为完备深刻而无片面性的学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任何理论学说的真理性都体现在对于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和深刻总结提炼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只有那些如实反映客观世界规律特别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学说才具有真理性。规律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蕴涵着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只有充分揭示并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有助于指导人们认识规律、从事实践的理论才会体现出真理性。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都因为如实地反映和概括总结了自然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的解放规律而具有深刻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进行了如实反映，而具有历史辩证法的意蕴。在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所谓时尚思潮而具有真理性，就在于它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这样深刻概括和高度评价马克思的贡献：“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的内在矛盾中，得出了私有制的丧钟必然要敲响、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这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仅体现在对于社会规律的认识上，还体现在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规律，提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构成的有机体协调发展的规律，阐述了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的规律，分析了人类不尊重自然界必定遭到自然严厉报复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都建立在认识规律、顺应规律和按照规律办事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
任何理论学说的真理性必须具有指导实践的功能，只有那些始终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并具有指导实践功能的理论学说才具有真理性。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功能的认识，尽管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但是不管人们如何从不同角度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功能，都不能忽视马克思墓碑上镌刻着的一句既生动形象又极其深刻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重大价值诉求的话，这是马克思1845年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最后一条提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向世人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以改造世界使人类获得解放为己任的学说。
为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区别了新旧唯物主义不同的立脚点在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创立他们的学说，不是为了用来炫耀自己知识的广博，也不是为了洋洋自得地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更不是为了将自己的理论束之高阁、藏之名山，而是为了用真理性的知识武装人民群众和指导社会实践，使之成为指导人们自觉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和实践工具。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联系实际和指导实践的功能，还在于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实践活动的主体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就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最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他们代表了社会形态发展的未来，他们在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的开头就提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自马克思阐述这个学说以后，全世界的事态发展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这个学说呢？”列宁提出的问题已经被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证实。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行动的指南，不是空谈之论而具有鼓舞无产阶级为实现历史使命而奋斗的真理性，因此，人类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理论能超越马克思主义。
任何理论学说的真理性必须具有价值性，只有那些体现价值、实现价值和创造价值的理论学说才具有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来自价值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体现为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重要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性的必然结果和归宿，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只有将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紧密结合起来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价值是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双向生成性和互益性关系之契合程度的一个重要范畴，价值体现出主体与客体在对象性关系之中具有的一定的功能和意义。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的矛盾和需要协调的关系看作两大类，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关系。重视并主动地协调好这两类矛盾和关系，就体现出社会价值和自然价值，以及两者在统一中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在人—自然—社会的关系系统中论述了自然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规律，在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整体性解放逻辑进程中论述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由和解放的前提条件、主要内容和基本路径，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诠释了自然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有机联系的整体理论体系中显露出了精辟而深刻地将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结合起来的思想，从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实现社会价值、人的价值和自然价值三者价值统一的追求。
在追求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然价值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的思想，“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的思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的思想，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位一体中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思想，就是将社会价值与自然价值紧密结合起来思考的典型。
任何理论学说的真理性必须体现出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只有那些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严密的话语逻辑、深刻的分析论证和具有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学说才具有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来自对自然、社会和人作为客观而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性存在状况的客观如实的反映，体现了一种辩证系统思维的方法论特点。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整体性的重要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这样高度地评价：“马克思的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整体性，才彰显其高出其他思想学说一筹而具有的真理性。马克思从1843年到1883年用了整整40年时间呕心沥血写成的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最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资本论》写作的相关问题时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包括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具体到抽象、现象到本质、简单到复杂，以及将唯物主义的逻辑学和辩证法、认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的方法群，其中，唯物辩证法的整体性思维和整体性研究方法是其最基本的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同时体现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资本论》揭示了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变化发展是由社会全面生产决定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人口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生态环境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解放、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解放的整体性解放过程。
正是因为《资本论》富有整体性逻辑和整体性思维，使该书既是一部理性地探讨宇宙整体变化规律的哲学著作，也是一部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社会经济现象、经济过程内在本质必然趋势，以及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并最终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客观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一部系统地论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总之，《资本论》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统一起来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的标志性著作。
任何理论学说的真理性必须表现为开放性，只有那些时刻追随着历史发展踪迹而不断地在实践中丰富自己的思想内容而达到与时俱进的理论学说才具有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宣告自己已经穷尽了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真理，从来没有将自己当作一个封闭僵化的思想体系，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学说当作一种包治百病的良方和机械的教条。相反，总是以十分谦逊的态度反复强调自己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更不是可以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照搬照抄的教条，而是不断地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不断地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多次指出，任何将理论当作僵死不变的教条的做法，都是阻碍理论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的错误举动。
恩格斯晚年针对德国有些人“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遥远的距离”的错误做法，在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的信中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认为，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和实践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实践的局限性，超越时空的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正如歌德在其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长篇诗剧《浮士德》中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实践是丰富多彩的，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实践的脚步往往走在理论的前面，实践给理论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养料。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终结真理发展的道路，而只不过为真理发展的道路开辟出更加新的境界。毛泽东同志曾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总是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检验、修正和丰富完善自己的理论，才使马克思主义在时代的变革中一直充满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始终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而永葆其真理性。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