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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勇
建设美丽中国，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为美丽中国梦凝聚价值认同、形塑生态道德、提供行为规范，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永续发展。从人类文明史高度看，当代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具有丰富蕴含，这集中表现在：生态和谐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绿色生态是当代中国的有机构成；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贡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来认识和理解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指标性意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和谐；绿色生态；生态文明；制度优势
众所周知，生态系统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前提，是社会有机体得以延展的基础。寰宇全球，在经历了数百年工业文明的辉煌成就之后，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已成为人类社会跃迁的巨大障碍，生态危机成为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中心议题。因此，当代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从人类文明史高度来看，当代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跨时空的丰富蕴含，这集中表现在：生态和谐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绿色生态是当代中国的有机构成；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贡献。从人类文明演化的世界历史性高度来认识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具有标志性意义。
自然界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两个部分，两种自然对人类存续具有重要意义，人化自然可以提供人类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自在自然可以提供人类必须的自然物质基础和良好生态环境。在马克思之前的全面科学和哲学，都没有正确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要么只研究自然界，要么只研究人类社会，从而陷入或者自然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马克思认为，历史“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人类历史和自然界历史是处于辩证的交互作用之中的。因此，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文明演化面临的两大基本问题，“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在过程中始终都要面对和思考并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范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认识和对待自然的理念不同，由人与自然不同的交互关系呈现出人类文明各个阶段的不同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看，人类文明的演化总体依次经历了“崇拜自然”的原始时代、“依赖自然”的农业时代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时代三大发展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样态。在漫长的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在自然面前显得十分弱小，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环境，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自然中心主义”；在农业文明时期，虽然人类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人类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是自然主导型，“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了自然规律，并根据自然规律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因此，在原始文明时期和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自然力超过人的生产力作用，自然界处于主导地位，人的能动性发挥受到极大限制。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尤其是人类发明了蒸汽机以后，人类社会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即工业文明时期，这一时期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了强大武器，人类逐渐摆脱自然界的束缚，成为自然的主人。因此，在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对自然界的改造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然而，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形态主要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利润追逐必然导致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必然导致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生产规模而进行的资本扩张。这样一来，人的发展程度和自然的承受能力就被遮蔽，盲目扩张导致大量生产，而生产的过度发展又必然导致消费的异化和产品的浪费，这就是工业文明时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后果就是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本质上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中，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资本性、私有制和市场性都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将其唯一目的定位于对利润的追求，这也形成资本主义制度唯一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是唯一驱动，人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处于从属地位，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进而导致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紧张，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必然要求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替代，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并维护人类的持续发展，这种替代方案就是选择社会主义及其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对于人类本身的和解具有基础性意义，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认为，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根本出路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实行完全的变革，实现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理应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解，这既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也是人类解放的真正复归。基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态系统遭受严重损耗的场景，恩格斯告诫我们，虽然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下，工业革命使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界的俘获性胜利。然而，“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他们例举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给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生态系统损毁后带给人类自身的危害，分析了自然生态危机背后的制度根源。他们提醒我们“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明形态，以实现和满足人的各方面能力需求为旨归，其前提和基础就是人与自然在统一的生态有机体内实现和谐共生。因为自然界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机体，也是人类存续的可靠屏障；人类存续的前提条件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态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只有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能量交换，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并达到两者在生态有机体内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具有内在契合性和价值一致性，社会主义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文明形态，为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嵌入了制度基础。因此，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生态和谐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生态文明建设标识着社会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友好共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与持续发展，这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中央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复兴梦”过程中，一直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认识水平的思想限制以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曾出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违背生态有机体和谐的情况。21世纪以来，面对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现状，党中央充分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出要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绿色化，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因此，把绿色生态作为社会总体布局的有机构成，标志着我们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有机体演化图景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社会总体布局是一个不断延展的历史进程，对于总体布局认识的每次延展既标志着我们对于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理解的逐渐明晰，也体现了对社会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思路，这是最早关于社会主义布局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推进。在这一阶段，确立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一系列制度措施，标志着绿色生态建设进入从无到有的萌芽阶段。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概念，提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且努力促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围绕“三位一体”这一总体布局，从中共十二大到中共十五大，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在这一阶段，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以制度和法律保障生态环境，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重视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国际合作等，“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标志着绿色生态思想呼之欲出。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有机体图景认识的不断深化，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从而形成“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围绕“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对生态建设进行了深入探索，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强调把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高度提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生态思想逐步成形。中共十八大进一步延展了对总体布局的认识，在“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基础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提出社会有机体的各个要素、结构和过程的协调发展，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演进路径。围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遵循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落实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战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绿色生态建设思想。
总体布局问题，在理论上是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有机体的认识问题，在实践上是对国家战略和未来趋向的部署问题。将绿色生态建设纳入总体布局之中，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整体性、持续性和协调性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将绿色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过程之中，这就要求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经济建设必须以绿色生态为原则。在生产环节以循环经济代替粗放式经济，以生态型经济代替资源消耗型经济，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绿色工业和绿色服务业；在消费环节，努力倡导绿色消费和生态保护，大力提倡资源节约和循环使用。第二，将绿色生态建设融入政治建设之中，这就要求坚持把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与绿色生态理念结合起来，把政治制度建设与绿色生态制度建设对接起来，才能不断实现人民对绿色生态的期盼，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诉求。第三，将绿色生态建设融入文化建设之中，这就需要不断培育公民的生态文明观念，以绿色生态意识丰富文化内容，以绿色文化促进生态建设。以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伦理学等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绿色意识、绿色思维、绿色价值观，形成人人崇尚绿色生态的社会新风尚。第四，将绿色生态建设融入社会建设之中，这就要求建设绿色社会，实现人与社会的绿色关系。工业文明时期实行的是资本专制主义战略，这必然导致人与人的社会危机，也会导致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面对人均资源储量占有量少、非再生性资源可用量少、生态系统环境瓶颈压力大的趋势，“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必然越来越高”的历史境遇，当代中国必须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生态建设。
绿色生态建设涉及生产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在当代中国，绿色生态建设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人民群众是绿色生态建设的主体力量。绿色生态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民群众是绿色生态建设主体和最终目的，要在绿色生态建设中不断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所有社会成员“都要提高环境意识，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人民群众既是绿色生态的建设者，也是绿色生态成果的享有者，只有实现“现实的人”与绿色生态的交互作用，才能不断达到人与自然在生态有机体内的和谐。第二，坚持法治化是绿色生态建设的保障机制。绿色生态建设是一场涉及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必须把绿色生态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建立系统完整的绿色制度体系。近四十年来，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涉及绿色生态建设的法规，如《大气污染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同时还加入诸如《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推进世界绿色发展的国际条约，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必须采取“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形成绿色生态提供可靠保障机制。第三，以科技驱动和创新驱动深化绿色生态建设。绿色生态建设需要科技支撑，既需要对原有科技进行“绿色化”改造，也需要应用和开发新的“绿色”科技。如依靠科技进步改善生产模式，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科技含量高的平台上构建资源能源消耗较低、自然生态污染较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再如依靠科技进步改变生活方式，通过能源资源技术推广节约技术，改变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逐步形成节约型的消费观念和方式。正如习近平所指认的，“必须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绿色化……大幅度提高解决绿色化程度，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人类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活动及其成果，它表明人类社会的不断开化和进步的结果和状态。文明既是一种活动状态或实践结果，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生存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文明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和文明形态不断跃迁的过程。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具有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作用，还具有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永续发展的重要功能，生态文明是当代中国对全球有机体的生态安全和人类文明形态跃迁的世界历史贡献。
生态文明是社会有机体演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文明跃迁的高级形态。人类迄今为止已历经了三种主要文明形态，目前正处于传统文明向生态文明跃迁的过渡阶段。生态文明是人类通过对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诸多弊端的反思，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特征，对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后提出的一种文明新形态。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经指认：“第二次浪潮本身有两个变化，使工业文明不可能再正常生存下去。第一，征服自然的战役，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生物圈已不容许工业化再继续侵袭了。第二，不可能再无限地依赖不可再生的能源。第二次浪潮文明两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补贴：廉价的能源与廉价的原料均将消失。”美国生态学家布克金进一步指出：“一切发展必定是自由地寻求其自身平衡。自发性，不但不引起混乱，反而有助于释放发展的内部力量、寻求发展的真正秩序和稳定……应将社会生活中的自发性与自然中的自发性结合，从而为生态社会提供基础。”由此看来，生态文明不仅是人与自然的文明关系的产物和反映，而且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和反映，更是人更自觉地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实现自然化人、人化自然的产物和反映。在实践中，生态文明是人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文化行为和社会生活的生存基础，人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文化行为和社会生活呼唤绿色生态提供环境安全保障。同时，绿色生态也要求人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文化行为和社会生活遵循自然规律，将人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文化行为和社会生活行为限制和规范在不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范围内，促进个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类与自然的整体和谐。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逐步和解，即从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利用关系、掠夺关系等不合理状态逐步行进到人与自然在生态有机体内实现和谐的合理状态。这是因为：“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树立人与自然的平等观和整体观，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生态有机体的整体利益出发，把人类发展与生态系统紧密结合起来，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前提下推进人类发展，在人类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生态系统，实现人类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正如狩猎文明只能是人依赖于自然的原始社会产物，农业文明代表着人利用自然的封建社会产物，工业文明基于人掠夺自然的资本主义产物，生态文明在本质上只能属于人类与自然实现“天人合一”式和谐的社会主义。可以说，生态文明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态有机体实现和解的必然选择，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态有机体达到和谐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既是当代中国对社会演化规律的重要探索，也是对人类文明形态的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有着和谐的制度基础，在本质上体现出其生态优势。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主义形态，应该“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遵循人、自然、社会、人类都置于同一个生态有机体的理念，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类与生态的和谐。正如美国环境论理学家彼特·S.温茨所说：“尊重自然就增进了对人类的尊重，因而服务于作为群体的人类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关心自然本身。”当代中国，把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内在构成和奋斗目标，提出核心价值、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绿色化，努力促进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实现和谐生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制度优势。诚如罗马俱乐部2013年报告中指出的：“我们无法预测，2052年的中国将采用何种体系。但是，可以确信的是，2052年的中国政府将积极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这种思想在解决21世纪重要问题上将非常有效，可以将目前的资源密集型、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对全世界都能产生长期福利的产业。”当代中国，清醒意识到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有机体，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生态有机体之中，把和谐生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向未来的新型文明，它辩证汲取并有机整合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等，在这些文明成果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文明形态，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形态跃迁的认识和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贡献。
（作者系扬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政治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