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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原则的结果。如果说，过去我们要摆脱教条主义，解放思想，那现在，我们就要重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 主线意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中国特色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与顽固的教条主义、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坚决斗争才得以实现的。解放思想是我们开拓进取的观念前提，大胆破除陈规旧制是我们开拓进取的实践特征。然而，我们无需讳言，在解放思想时，一些人渐渐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原则“底线”，当我们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时，却模糊、排挤甚至否定“社会主义”本体。习近平同志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的结构特征，严肃正视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共产党人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入思考了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已经近百年，社会主义建设也走过了60年，习近平同志又响亮地重提了一个已经对国人、甚至在党内都有些许陌生的口号“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个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习近平同志的坚定信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他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的主线或红线。2012年11月17日，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结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他同时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就一般逻辑而言，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想避免走弯路，就要将反思党及其事业的本质设定贯穿于党的建设和实践的全过程。所谓反思自己的本质设定，就是牢记自己是谁、要到哪里去。习总书记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历史思维，目的就在于此。所谓历史思维，也可以称为历史本体论思维，就是人对自身及其相关事物的本原、本质、根本目的的持续追问，用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说，就是追问和牢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对个人是这样，对国家、民族、政党都是这样。习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如果在“我是谁”的认知上出现偏差，将会在“我到哪里去”的过程中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就会离经叛道，发生变质。
对于特定的社会实践主体而言，“我是谁”不是一个自然主义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选择与理念前设问题，正是主体的价值选择和理念前设规定着自身及其事业的社会本质。德国哲学家康德说：“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对个人而言，心中的道德律是根本的，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而言，核心价值观是根本的，核心价值观事关国家、民族的性质，规定了政党的性质和宗旨。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他把价值观选择比喻为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如果穿衣服时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全扣错。为此，他深入思考了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提醒全党全国人民牢记本原，保持本色。
中国共产党是谁？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2013年8月19日，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是陈独秀、李大钊等首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观念之根，存在之魂。马克思主义给予共产党人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实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造不合理的旧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共产党之所以为共产党，就是因为它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就变质了，即使它还叫共产党，也已名存实亡。在当代中国，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所以习近平同志把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置于“高于天”的位置。
然而，正是这个命脉和灵魂，却在一些党员、党的领导干部那里逐渐淡忘、丢弃甚至否定。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一句话，他们背离了自己的政治誓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甚至走向了对立面。“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习总书记甚至还作了这样的假设：“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我们的党、捍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需要全党以实际行动持续作答的试题，时刻都在检验着每个党员的政治和道义水准。
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翻译就有问题。“共产主义”这一译法出自朱执信根据日文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20世纪50年代翻译家许渊冲就提出，把《共产党宣言》中的communisme译为“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原意中没有“产”的意思，按照原意，应当翻译为“共同主义”。最近又有学者把这一观点翻了出来，从理论源头上为消解共产主义提供文本佐证。这是典型的望文生义的翻译主张。《共产党宣言》的主题与核心是共产主义，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再到《共产党宣言》，一直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只有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即“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通过消灭私有制来使“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阶级差别，实现人与人的社会和自由，使社会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因而“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说明：“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毫无疑问，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舍此，就无科学共产主义可言。因此，将communisme译为“共产主义”，最能表达马克思的理论本质，译为“共同主义”却无法表达科学共产主义宣言的目的和本质，甚至有子虚乌有之感，让人感觉莫名其妙。
强化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已是当务之急，不打下这个牢固的观念基础，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不为外力所打断，也将自我中断。这绝非耸人听闻之言。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得出的基本结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30多年的成长发展，今天又遇到两大挑战：一方面有人以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有人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搞新自由主义，置换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这两种挑战都会造成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面对各种挑战，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对这些新进入中央的领导同志，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了澄清和说明。一方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后面这句话的目的和重点是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了。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什么？这个看似早已心知肚明的老问题，其实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还是若明若暗的，有的甚至讳莫如深。习近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的“决定意义的差别”上，将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概括为五个主要方面：一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二是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三是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四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五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等。应当说，这些基本原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源头。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新世界”，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来说是一种选择和信仰，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决不是书斋中的理性玄想和观念建构，也不是善良意志的价值偏好，而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发现了客观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机制中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与物的价值颠倒，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论证了对资本主义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既占据了“理论制高点”，也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是反复强调，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坚决反对教条式地规定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原则的结果。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愿望、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最本质、最准确、最科学的概括。“理论逻辑”，是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对于实践主体所具有的“应然性”或“应该如此”的张力，遵守“理论逻辑”是社会实践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根本形式；“历史逻辑”是社会历史条件对实践主体实现目的理想的内容、程度、方式的“必然性”制约，使特定的实践主体“只能如此”；当“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辩证统一于具体实践中时，才能保证科学理论成为兑现主体理想目的的根据。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共产党人所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创造性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提炼概括，主要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包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他强调，“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我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民族复兴的能力和信心”。仅就经济发展来说，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只是日本的1/20，到2015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67.67万亿人民币，是两个多日本的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13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7800美元左右，跨入了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际金融危机后，虽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主要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滑，重大安全事故频发；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消除贫困任务艰巨；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建设有待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有待加强。
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突出问题的鲜明并存表明，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并没有与生产力的快速增长相适应。党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认为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生产力相对落后，于是，我们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调整过去被人为拔高的、超越生产力实际水平的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虽然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党确立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过了初级阶段，在生产关系维度上也应当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还有30多年，这对于我们的生产关系调整将是一个艰巨任务。
我们改变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改变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融入世界经济、借力世界经济，我们适应WTO规则，形成了与世界接轨的现代企业制度；告别安贫乐道与小富即安的思想观念，为创造和积累财富注入观念动力。应当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都是这些改革的结果。
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严重存在，已经暴露了我们的生产关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严重不足。比如，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跨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可是，我们的贫困人口截止到2015年底，仅农村就还有大约6000万，而且我们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2800元的低水平；我们的一些发达城市已经步入高度现代化水平，可我们的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处于前现代化水平。当前的产能过剩和大量的库存，也是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的集中暴露。比如房地产库存问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近7亿平方米。与此并存的是数以千万计的家庭不能安居，据2016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基本建成772万套，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601万套，农村危房改造432万户，总计1805万套（户），按每套（户）60平方米计算，约为10.83亿平方米，远远超过现有商品房库存，也就是说，相对于住房需求而言，待售商品房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实际上是虚假库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如此大量的“棚户区”“危房”的存在，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极为不相称的。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更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未来也不会走劫富济贫之路，但是，毕竟，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的先富后富一定是“差别适度”原则，否则就是普遍的两极分化了。
大量有需求而无支付能力人群的存在，是产品过剩的根本原因，共建共享、共同富裕是解决市场产品过剩的根本出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市场经济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有局限的，它自然趋向高经济效益而未必是高社会效益；而且市场经济对企业的优胜劣汰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这种分化既体现在普通劳动者身上，也体现在企业主和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上。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劳动和积累财富的动力，但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会造成人对劳动的消极态度和社会的怨恨，也会造成商品过剩，使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可持续性中断。构建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经济社会体制，是任何市场体制的国家都必然面对的课题和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双向并轨”的大思路，他说：“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在2016年5月1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他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集体，认为“扩大中等收入集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到一个核心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为什么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是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15年他在吉林调研时指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为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内容、途径和形式，在奋力推进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公平公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向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
一是补齐短板。贫困人口的存在和民生问题，是我们的最大短板。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的小康，是所有人、所有地区“一个不能落”的小康，我们必须通过“十三五”的奋斗，让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让他们与所有人一起步入全面小康。
二是提高起点。通过健全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使全体人民都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使我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成为高起点上的差距、共富基础上的差距。
三是缩小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但是，不断缩小差距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追求。中央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探索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就要求要提高劳动在全部生产要素中的收入分配比重，现时提倡和促进民营企业回报社会。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的主体，非公有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的非公有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非公有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听党话、跟党走，致富思源，义利兼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
四是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历史的大趋势。要实现这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正如恩格斯晚年所指出的，需要经历无数个历史的“中间站”。这其中需要一定的自觉的曲折和迂回，但总的趋势无疑是不能违背的。如果说，过去我们要摆脱教条主义，解放思想，那现在，我们就要重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国家企业精神”，由注重“中国特色”到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本体；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走向“统一公平与效率”；由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走向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并使之制度化。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它意味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