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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培文
话语权是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话语体系，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是凝练了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国发展战略话语体系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完整性，是对中国经验的全面总结，是中国实践特色的话语体系，是中国战略、中国愿景的话语顶层系统设计，为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建构了一个规范性话语体系。
关键词： “四个全面”；话语体系；影响力
话语是语言对思想的表述形式，但话语权却不同，话语权是语言对思想和行为规则、规范的表述、表达和解释权。法国学者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利。谁拥有了话语权谁就有了规则、规范的表述和解释权。在国家内部，话语权自有法律或道德规范，话语权的意义作用不是根本的。但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话语权问题就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国家形象、政治安全利益、国际经济贸易价值的重大问题。谁拥有了世界话语权，谁就拥有塑造国家形象话语权，谁就有了关于世界政治安全、经济规范等的制定、表述、解释、评价的自由裁量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话语权则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国际排位。这一严峻形势倒逼，我国理论界没有理由不高度重视这一问题。问题是，究竟如何才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话语权是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话语体系，不具有规范性的话语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力。规范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思想逻辑来规范，一种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规范。马克思主义不否定思想逻辑、价值规范的重要性，但是，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思想价值规范话语体系，才具有可靠性和可信的真理性。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是凝练了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对中国经验的全面总结，是中国实践特色的话语体系，是中国战略、中国愿景的话语顶层系统设计，为我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建构了一个规范性话语体系。
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举世公认。但是，国外有些人总是读不懂中国，有的甚至把中国误读为威权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认为中国实践、中国经验没有普遍规范意义。这是十分错误的。
中国的成功来源于中国实践。中国实践，最为根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的实践。如从真理标准讨论至实事求思想路线的确立，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问题是，中国实践的中国经验究竟是什么？虽然学术研究中不乏有见地的观点，但总的来看，缺乏准确、全面、精致的凝练、规范和总结。“四个全面”来源中国实践，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对中国实践经验从目标、动力、保障和支撑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准确精致的理论规范和全面总结，是国际社会亟须听到的中国声音。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实质上是“四个全面”的实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道路、制度和理论实践的总的目标。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20世纪末的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现代化经济实践的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政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是中国政治实践的目标，改革开放的一切举措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目标机制明确，这是中国实践成功的基本经验。
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机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直接驱动力是经济的，政治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了直接驱动力。适应经济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党政一体到党政分工改革，从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到政府不介入市场微观领域的改革，从政府管理体系到政府服务体系的转变，再到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立。这种涉及经济、政治领域的全面改革，是世界其他国家政府无法做到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对三十多年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精辟总结。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保障机制。中国实践是民主法制的实践，中国经验包括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中国的民主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中国的法制维护和保障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活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已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共237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基本形成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全面从严治党，为三十多年中国实践提供了可靠的领导支撑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小康社会唯一可靠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但是，面对市场经济物的诱惑，一部分党员干部犯了软骨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从严治党，如世纪之交开展“三讲”活动、“三个代表”的教育活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教育活动等。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活动，治疗了个别党员的软骨病，保障了党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坚强领导。在当代国际政党制度下，这些举措是其他政党无法复制的经验。
可见，“四个全面”作为话语体系来源于中国实践中国经验。问题是，中国实践为什么可以取得如此成功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能否成为规范的话语体系？这好像是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经验如果不包含普遍规范意义的价值，中国实践就是一些无意义的实践，也就不可能上升为话语体系。任何缺乏价值内核的话语无非只是一些语言的碎片。中国实践不是无意义的实践，中国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实践。中国实践的独到价值有两个方面：
一是有正确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自由自觉的实践。苏联解体以后，西方一些人乘机颠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权中，社会主义几乎陷落到“失语”状态。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而马克思主义由于苏联的失败从此寿终正寝。这是错误的。苏联解体只是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解体，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原本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从事实的联系出发来把握事实”，列宁概括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毛泽东将其中国化为“实事求是”。中国实践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价值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这24个字是指导中国实践的价值，也是经过中国实践的中国经验凝练的价值。“四个全面”对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全面总结，已经蕴含了对中国实践、中国经验是如何凝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结。
二是中国实践适合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里的国情不只是经济的，也包括政治的、文化的。中国的国情是中国道路、制度和理论实践的根据和逻辑前提。中国从近代社会开始近两百年以来，由于我国国力羸弱，所有国际事务的国际规则总是发达国家先我而设，我国处于失语状态。甚至属于国家主权的谈判，也是如此。如“一战”胜利后的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被列强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的来看，中国还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点为中国制度选择的实践提供了根据。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适合了中国的国情，中国实践与中国文化血脉、基因相适应，这就是成功的价值和意义。中华文化的整体、和谐、爱国、勤劳、俭朴、敬业、诚信、友善等伦理观为中国实践提供了基本价值理念。
“四个全面”对中国实践经验的规范总结，全面阐述中国经验特殊的独到价值；“四个全面”对中国实践的话语规范诠释了中国经验在国际上的普遍意义。
“四个全面”不仅总结了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独到价值，而且全景式地向国际展现了中国实践的愿景价值。
在国外，有人质疑中国的愿景不透明，尤其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后，有的国家不是积极欢迎，而是忧虑、担心和害怕，质疑中国是不是要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方式推广到全世界？诸如此类的曲解是错误的。“四个全面”的核心是全面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是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追求的中国梦。小康社会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中历来就有的话语元素和基因。中华民族追求小康梦，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诗经·大雅》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就是说，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秉性，而摆脱终日劳苦、接近小康生活在古代就成为先民的梦想追求。《礼记·大同》中，记述了儒家孔子追求小康社会的大同理想。在那里，大同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而小康则是一个以礼仪为纪，谨于礼法诚信，从善去恶，君臣、父子、兄弟等级关系和谐，制度秩序井然的社会。近代的西方社会，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社会不平等的罪恶，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了理想的大同和小康社会的梦想，如太阳城、“乌托邦”。虽然这种梦想是一种空想，但这些反映了人民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受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1902年康有为在印度写作《大同书》，描绘了一个由小康进而大同的愿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处处贯穿了他所追求的以民生为首要，建设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小康社会梦想。尽管他们的梦想皆无果而终，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为全体华人和国际社会所认同。这些说明，小康社会的中国梦渊源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历久弥新的话语元素和基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含了中华文化元素和基因，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赋予了小康梦崭新的时代内涵：其一，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其二，小康社会内容不是单一的，而是全面的。
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来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79年根据国际水准，结合我国国情，邓小平就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1987年邓小平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邓小平从国际视野赋予了小康社会的时代内涵，不过当时指的小康社会是经济的，尚不具有全面性。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后，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愿景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概念：第一步到建党100周年，即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到建国100周年，即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是在前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两个100周年”战略结合起来，小康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和有机统一的社会。可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又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话语元素的价值愿景。
“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中国梦话语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引领中国梦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以富强为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突出表现。富强是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元素，繁荣富强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理想。“富强”的价值观，按一般的理解，就是民富国强。但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赋予了富强的价值理念鲜明的中国特色。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国情，我国的富强实践，不同于有些发达国家通过战争对外扩张或掠夺战败国财富的富强方式。我国只能走内原式富强为主，以外原式发展为辅的道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还要解决几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和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我国富强观的含义是，走内原式富强的道路，民生富裕、国力强盛，劳动致富、创新图强、共同富裕、协和友邦、合作共赢，而不是靠资本剥削致富，为富不仁，恃强凌弱等。这就是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中国梦，不是政治的、军事的，不是对外扩张或用战争来掠夺，而是通过经济建设的道路来实现。富强是目的，手段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路径选择上突显了中国特色。这个路径就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改革一切不适合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激发社会活力；所谓开放则是学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问题，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激发了每个中国人自主经营、自主创业的活力，为我国通过内原式发展为主导的建设小康社会找到了一条根本出路。所谓外原式发展，就是充分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通过自由交换、平等互利的方式，吸收了外来资本和技术。那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为“搭便车”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市场经济是自由贸易、自由平等交换、自负盈亏的经济，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搭便车”，至少犯了常识上的错误。事实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国际话语体系的热门话题，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价值认同。
中国梦话语体系核心概念的表述是富强。富强的最终落脚点和立足点是人民的福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一个战略布局，展现了中国梦话语体系的价值内核是对人民福祉的价值追求。中国人民福祉的实现方式是，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还要解决几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和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是一条比任何国家都要艰难的道路。
首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每年公布的胡润财富榜中，中国的富人并不比其他国家少，全球知名财经媒体《福布斯》中文版联合宜信财富发布最新调研成果《2015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表明：参考国际通行标准，福布斯中文版定义的大众富裕阶层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60万人民币至600万人民币之间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2014年末，中国大众富裕阶层的人数达到1388万人，同比增长15. 9%。预计到2015年底人数将达到1528万人。2014年上榜百亿富豪人数已经达到176位，十年前只有1位。千亿富豪人数从2013年的2位增加到6位，马云以1500亿财富首次问鼎中国首富。十亿美金富豪人数从2013年的315位增加到354位。
其次是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共同富裕比任何国家更艰难。为了实现人民的福祉，中国的扶贫实践为世界作出了典范。由于旧中国积贫积弱，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年平均值仅为3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 25美元（2005年）的贫困标准，1981年全球贫困人口19. 38亿，到2010年减少到12. 12亿，全球贫困人口减少7. 26亿。同期，中国的贫困人口由8. 35亿减少到1. 57亿（2009年），贫困人口减少6. 78亿。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93. 3%来自中国。在2013年4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比尔·盖茨表示，中国30年来6亿人口脱贫，农民收入翻15倍，是了不起的奇迹。中国为人类共同建立起更加和平、繁荣的世界作出了贡献。中国建立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医疗保险制度。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实现了全民9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甚至令那些天天高喊个人自由口号的发达国家也为之汗颜。阿马蒂亚·森说：“社会安排对确保并扩展个人自由可以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中国成功地利用了市场经济，但是从社会准备的角度看，中国之所以比印度超前，是中国的社会安排为个人自由的发展准备了自由的“可行能力”。他说：“当中国在1979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识字水平已经相当高”，而“当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半成年人口不识字，而且至今这一情况没有多少改善”。①诚然，中国的教育发展给了人民实质自由，即提升了中国人的自由的“可行能力”，不过要有自由的可行能力，更需要具备自由的可行素质。可行素质是指每一个人实现自由的基本素质，它包括人的物质（身体）素质与精神素质。中国通过制度安排，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基本国策与举措，不断加强教育、就业、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社会建设，即通过提高每一个人平等和自由的可行素质，以提升平等和自由的可行能力。可见，中国道路的成功，中国的制度安排提升了每一个人自由的可行素质与可行能力，获得了实质的自由和平等。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的话语权为什么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崛起呢？比如美国美中贸易委员会前主席柯白就说：“中国的崛起并不包括特别的道德或规范意义，迄今及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向世界呈现经济与军事的力量，但它们不可能包含高调的哲学理论与意识形态。”柯白完全抹杀了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这是片面的。但是，从柯白所谓中国崛起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中国崛起仅仅只有经济军事实力的呈现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学术上对中国崛起话语规范意义上的研究和建构。缺乏规范意义的话语体系建构，也就缺乏中国崛起意义的中国话语表达、解释。“四个全面”是一个具有规范意义的话语体系。以“四个全面”建构一个规范意义的中国道路、制度和理论话语体系，才有可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道路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但是，中国道路作为一个话语体系究竟具有哪些话语元素，在学术上还很少专门涉及。“四个全面”是中国实践的全面总结与中国道路战略布局的系统顶层设计，以“四个全面”规范中国道路话语体系，主要涵括了几个基本话语元素，即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之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之路、中国全面依法治国之路、中国全面从严治党之路。这就说明，读懂中国并不难。要读懂中国，必先全面读懂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不只是为经济而经济的建设之路，中国崛起的秘密，在于中国道路的全面性、系统性。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要求中国道路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整体推进的道路。全面深化改革，要求中国道路必须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一条不断适应经济发展要求，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体制改革之路。全面依法治国，要求中国道路必须是一条科学立法、严格司法、公正执法、全民自觉守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之路。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中国道路必须是一条执政党通过自我治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适应时代要求，发挥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纯洁性，成为担当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强领导力量的党的建设之路。以“四个全面”规范中国道路话语体系，中国道路就具有了规范意义，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话语语料库的话语元素，也必然成为国际话语体系中最为常用的话语概念和命题。
制度之美，不在于看似形式之美，而在于实质是否真正很美。西方一些政治家把资本主义形式说成很美，那是片面的。苏联解体以后，福山等一批西方学者，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最美的无可替代的历史终结地。这是错误的。制度之美应该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苏联的解体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美，苏联的解体恰好证明片面追求共产主义制度形式之美之错误。共产主义是美的，但她不只是形式上的“一大二公三又纯”，更为重要的在于是否真正具备了表现形式的内容，如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等。“四个全面”规范中国制度话语体系，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形式之美和内容之美的和谐统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包含了物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全面发展和政治民主全面发展、一部分先富和最终实现共富、形式的自由平等和实质上的自由平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那些失去财产所有权的大多数劳动者，无论统治者把他们的自由民主说得多美，那都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式与内容是一对矛盾，虽然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目标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但是，内容与形式相互不适应的情况是一种常态，而适应总是相对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过程。通过自我完善、自我调整，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形式与内容上实现和谐之美，这既避免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严重脱离内容的失误，也超越了现代资本主义片面追求形式之美，而忽视美的制度之实际内容的制度设置落后性缺陷。
“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具体化、民族化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四个全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所谓民族化是指“四个全面”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底色，将马克思主义通过民族文化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所谓时代化即“四个全面”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引领和规范当代中国理论话语体系和行为实践活动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一是以“四个全面”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突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系统整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始终还缺乏一致的共识。在论述什么是共产主义理论话语体系时，恩格斯说：“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按照恩格斯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就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实现中国梦的条件学说。实现中国梦是一个整体系统，“四个全面”就是这个系统的四个基本条件或要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目标条件，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条件，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保障条件，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支撑条件。这就突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系统整体性。所谓完整性，是说“四个全面”在实现中国梦的整体设计中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在实现中国梦的整体中，包含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生态等诸多个别。这些个别的每一个方面，虽然各有其特殊性，但它们决不是孤立的。个别只有作为整体的个别，这个个别才是整体中的个别，一个个别如果离开整体，这个个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四个全面”作为整体，它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实现中国梦这个整体目标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完整性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含义，即整体大于个别、部分之和。整体不是个别的简单相加。整体协同了各个方面的功能作用，整体的功能大于各个部分相加之和。“四个全面”体现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四个全面”的协同创新的系统性、完整性，是加快实现中国梦的科学战略决策和战略布局。
二是以“四个全面”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具体形式结构，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构世界话语体系的特殊性和普遍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具体形式结构，是如何用话语表述、表达、解释、传播、接受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基本条件。缺乏形式结构的价值观，必然无法形成价值观话语国际影响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式结构不是单一个人层面的，而是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相统一的价值观。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国家富强、社会富足、个人富裕的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现形式上是上升的、渐进式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的目标是提升核心价值观践行的广度和深度，但是核心价值观的实现是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价值观“应当”的追求，必须建立在中国国情、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和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等“是”的实际基础上。这就是说，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形式是渐进的，决不可以错误地沿用一步到位的所谓“休克疗法”。全面依法治国，是说社会主义核心观既是依法治国的引领，也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形式不能脱离法律的轨道，法制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践行提供了可靠保障。全面从严治党，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践行者和领导者，必须成为社会主义价值观话语体系形式结构中的支撑力量。
可见，价值的“应当”必须建立在“是”实际基础之上。价值观的话语形式必须根据具体的内容来规范，离开具体内容的话语形式，是空洞的虚幻的。以“四个全面”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具体形式结构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形式是中国特色的话语形式，这就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构世界话语体系上的特殊性。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形式，实现了价值的“应当”的话语与“是”的中国民族实际话语的辩证统一，这就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构世界话语体系上的普遍意义。
三是以“四个全面”规范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在世界的影响力。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以后，国际社会有的学者，把一带一路说成是“马歇尔计划”，是企图重建“宗藩体系”，严重地歪曲了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四个全面”体现了中国发展战略话语体系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完整性。一带一路只是中国发展战略整体话语体系中的一个话语子系统。这就要求，必须以“四个全面”规范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根据“四个全面”对中国发展战略话语的顶层设计：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内原式富强的和平发展方式，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实现机制是自由、平等互利共赢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运行轨道是由法制来保障的，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盲目地冒进，而是有一个自觉性、先进性、纯洁性、成熟的、坚强的政党来领导。“四个全面”规范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说明，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和重建“宗藩体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这就是说，以“四个全面”规范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并深刻地批判一些人对一带一路的话语歪曲，有破有立，才能提升一带一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