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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向阳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它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有着强大的现实逻辑，是以解决深层次现实问题为指向的；有着清晰的未来逻辑，它展示了中国未来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未来逻辑
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2015年4月28日，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作为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包含着历史、现实、未来三大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就是始终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始终沿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前进。历史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列宁曾经讲：“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懂得历史逻辑，搞清楚历史逻辑，才能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科学内涵。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历史逻辑体现在它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习近平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这些观点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回答。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习近平提出：党内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打招呼的必须打招呼，该履行的职责必须履行，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这些观点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创新性回答。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习近平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是要靠科技力量；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这些观点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创新性回答。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历史逻辑还体现在它沿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变化不断向前发展。这一思想没有割断历史，更没有否定历史，而是以历史为前提和基础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小康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的思想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为基础的，是对这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从邓小平的“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的论断、江泽民“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的结论、胡锦涛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的判断走出来的，更是从农村改革突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跟进、全方位改革深入的实践创新中走过来的；全面依法治国是从邓小平强调的“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江泽民强调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胡锦涛强调的“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更好地治国理政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发展起来的；全面从严治党是从邓小平提出的“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江泽民阐述的“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胡锦涛论述的“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思想中发展出来的。
所谓现实逻辑就是始终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现实逻辑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我国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就是攻坚克难的思想，就是敢于和善于啃硬骨头的思想。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现实逻辑就是要找到深层次问题、问题发生的机理以及解决问题的出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深层次问题之一就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最早出现于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报告》。它是指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特别是达到6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结构转型、政治体制转化，经济增长出现乏力，人均GDP长期甚至几十年徘徊在6000美元左右，由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2013年1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讲：“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信心来自哪里？来自于中国的全面改革。时隔一年，习近平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再次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深层次问题之二就是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实则并非修昔底德本人的发明，而是西方学者面对中国崛起创造出来的概念，意在强调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最初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阿利森。其基本含义是，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强国必然对古老的霸主发起挑战，从而触发世界范围的冲突，犹如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和斯巴达。冲突的结果也会是灾难性的，像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一样，两个强国都走向衰落。2014年1月22日，美国《世界邮报》刊发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其中习主席专门谈到在当今世界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时说，我们都应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司法问题。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立法工作中较为突出的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解决比较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解决仍然存在的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解决较为突出的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等。全面依法治国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都指出过这些问题：我们的一些律师和法官、检察官相互勾结，充当“司法掮客”，老百姓说是“大盖帽，两头翘，吃了被告吃原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少数干警缺乏应有的职业良知，许多案件，不需要多少法律专业知识，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但一些案件的处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预个案，甚至让执法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的事；对执法司法状况，人民群众意见还比较多，社会各界反映还比较大，主要是不作为、乱作为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是全面依法治国着力要解决的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彻底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滋生在党的机体上的病症和毒瘤还是比较多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比较严重的，从上到下，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的，违规占用公家车辆的，以各种形式侵占公共利益的，违规侵害群众利益的，明里暗里为亲属升官发财奔走的，以权枉法的，这样的干部不乏其人；很多人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会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多少机会；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处理一些应该由中央和上级组织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时，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斩而不奏；有的变着法儿把一件完整的需要汇报的大事情分解成一件一件可以不汇报的小事项，让组织程序空转；有的领导班子既有民主不够、个人说了算问题，也有集中不够问题，班子里各自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互不买账，互不服气，内耗严重；有的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在纪念国庆65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所谓未来逻辑就是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时代变革的大趋势中把握走势。马克思主义能够强有力地把握未来的逻辑。列宁曾经在20世纪初生动指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有着清晰的把握未来的基本逻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现了未来五年中国的宏伟景象，给人们以鼓舞人心的力量。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这是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实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国家，是建成了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国家，是完善了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国家，是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国家，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国家，是建立了学习型社会的国家，是拥有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国家，是创新型国家。这是一个给人民带来幸福的国家。实现了这一目标，就为今后的路开辟了新的空间。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得到科学的回答，从而为实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是面向未来的事业，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事业。全面深化改革能够使我们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要明确政府的两条绿线和四条红线：第一，两条绿线。职能绿线：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政绩绿线：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第二，四条红线：生态红线，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安全生产红线，安全生产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是不能踩的“红线”。耕地红线， 2013年12月12日—13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优化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法律红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通过绿线和红线的确定，一方面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发挥好政府作用，从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万代计、长远谋的事业。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它是深深影响中国未来的宏伟战略，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全面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战略是深远影响中国未来的部署。例如，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立法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防止因为公权力的侵犯和政治上的原因，经济组织和自然人的合法财产权被侵犯。再例如，强调法治建设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将使中国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习近平十分重视依法解决公平正义问题。习近平在向十八届四中全会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讲：“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是确保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未来工程，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从严治党永远没有休止符。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当代中国，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很多，例如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会带来某种消极影响。习近平在2014年1月1日发表的《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文章中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可能存在消极的一面。消极的影响是什么呢？ 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作了回答：“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把渗透到党内生活中的商品交换原则牢牢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防止政治逻辑市场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