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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题突出了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品质，突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贡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需要从严治党使自身永葆先进性，通过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努力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从广义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照此看来，不论在广义还是在狭义上，以“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题似有割裂二者联系之嫌。但这恰恰突出了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品质，突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贡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起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19世纪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表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种斗争赋予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这样，科学社会主义便以“人的解放”为主题开始了它的世界历史进程和思想进程。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科学社会主义越出欧洲一隅，不仅传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传播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仅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战争与革命”的岁月，社会主义是许多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争取自身独立、自由、解放的旗帜；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社会主义又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尽管对它的理解不同，但这个事实说明，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指明的历史进步方向，所提出的客服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案，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同情、理解和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
继承了革命的成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呈现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因此从中引申出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带领人民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解决了这个矛盾，建立了新中国。又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高昂代价，终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契机，以亿万农民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改革实践为动力，又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代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基础之上。“革命成果”主要是指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以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正是这些成果使当代中国社会成其为“社会主义”社会，并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使其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
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实践。科学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紧密地联系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反映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革命实践，从而成为科学。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一旦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就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这些国家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正是因为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清醒，才致使党的指导思想一度出现严重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由此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历程。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构筑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特征，又反映了中国实际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实现了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脉相承。
再现了“人的解放”的主题。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中，“人的解放”首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即从资本的束缚和统治下解放出来，目标是工人阶级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道路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一主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则表现为实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而在当代中国则要求实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中国人民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并从新旧社会的对比和亲身经历中体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者邓小平，立足中国国情，结合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和现实形态，用中国人喜闻乐见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再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为此，还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成革命的未竟事业，破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各种体制机制弊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社会活力，逐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的社会和谐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人的解放”这个主题实现了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脉相承。
“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这两个概念的提出，规定了社会主义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合理性，就必须带有中国色彩，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要做到始终是社会主义，又必须在一个并非纯属中国人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站稳脚跟。然而，要兼顾这两方面互有抵触的需要来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就必须解决几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同其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同其普遍性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同其远大理想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正不断地得到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主张二者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当今人类社会仍然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还将经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还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压力之下，但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在影响着世界的格局，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矛盾和态势，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使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历史环境实现了统一。在这个视野中，中国必然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不是平行而是交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对立统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当然，和平与发展并不否认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在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强调社会主义没有一套固定的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即把社会主义的特征概括成“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是“教条主义”或“传统观念”。其实这种概括恰恰揭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本来面目，而且中国共产党人也从未屏公有制、按劳分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外——“计划经济”另当别论。离开公有制、按劳分配这个“一般”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但它将实现到什么程度，是否要有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与之共存，还要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定。过去指导思想失误的表现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抽象谈论生产关系。因此，关键在于找到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要求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从而使公有制、按劳分配在当代中国得以具体化。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社会主义建设应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远大理想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最高理想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经典描述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关于共产主义特征的经典表达。有学者断定：“这里包含自由主义价值（每个人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价值（一切人的自由）的社会理想的精辟而言简意赅的表述，迄今为止尚无人对此提出有分量的反对意见。”尽管事实如此，在现阶段还很难搭起实现这个目标的制度框架。尤其在中国，更是受到了基本国情和国际环境的制约。当年，按照这种设想建立的“人民公社”因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解体。但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仍然是党领导人民自觉创造历史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人当前的实践也代表着运动的未来的思想，为其赋予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通过现代化建设不断培育社会主义因素，实现了小康社会、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了从革命到建设、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也使科学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发生了重要的转换，即实现了其基本概念从“阶级”到“人民”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并不是指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是填补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有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方面的空白。
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初反映的是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因此以“彻底革命的意识”的面目通过《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公布于世”。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提炼出“阶级”、“斗争”、“革命”、“专政”等基本概念，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自由人联合体；围绕这个基本线索展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要实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无产阶级”这个主角必须形成本阶级的政党——党的建设理论，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手段——战略策略理论，必须争取农民的支持——工农联盟理论，必须处理好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关系——统一战线理论，必须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国际主义理论，必须处理好与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民族宗教理论。列宁以及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前又对这个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基本上也是围绕这样几个概念展开。所以，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被选为《毛泽东选集》的篇首，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起点。但是，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改造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无产阶级”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社会关系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尤其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下，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问题在前人的著述中找不到系统的论述，或者以往在探索的道路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初步比较系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主体。1956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已经消除了社会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划分，消除了这种划分的经济前提，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尽管当代中国社会还没有达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境界，“人”还没有完全进化为共产主义“新人”，但是已经成为全新的“中国人民”。基于自然属性，他们要生存，要发展；基于社会属性，他们要民主，要平等。他们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些都是“人的解放”最起码的要求以及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使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有了新的出发点，使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有了现实的客观依据，即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最终归属和所有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围绕这些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具体展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当代中国，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阶级关系，又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不同职业的分工协作关系，体现出相互适应、相互配合、彼此尊重、彼此平等的性质。但是，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差别以及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也具有斗争冲突属性。由此便引申出规范竞争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引导社会关系从冲突、斗争向合作、互助、团结、友爱的方向发展，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社会和谐并不否认社会矛盾，也不否认社会成员利益上的差异，相反，要在人们的“交互活动”即市场交换过程中达到动态平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引入竞争机制，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还要通过全面依法治国，通过法律这个治国之重器，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矛盾和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党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日益加剧、国家利益凸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首先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根据本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通过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巩固长期执政地位，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这需要从严治党使自身永葆先进性，通过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努力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