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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江苏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贸易投资便利化、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集聚发展要素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具有江苏特色的对外开放新平台。上海自贸区运行一年以来，以制度创新为着力点，先行先试，已形成可供复制的一系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进入“新常态”，应抢抓上海自贸区建设契机，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相对于整体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转型阵痛期和改革攻坚期，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面临增长速度放缓、贸易摩擦频发、竞争优势重塑、开放路径转变的“新常态”。
外贸与外资进入中低速增长期。江苏外贸加工贸易比重大、对外资依赖性强，受到外部市场需求下降的冲击更为显著。相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年均35%以上的外贸增长速度，江苏外贸在危机后的年均增速急剧下降至8%，2013年出口增速仅为0.1%，2014年前7个月出口增速也仅调整到5.7%。这意味着江苏外贸已经从高速增长期进入中低速增长期。同样，受国际直接投资低迷的影响，江苏利用外资从入世后井喷式的高速增长进入平稳增长的通道，近两年均呈现“微增速”的态势。
贸易摩擦与争端显著增加。在经济危机与复苏不稳定时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江苏出口产品遭遇的贸易壁垒也急剧增加，特别是前两年欧美相继对我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实施“双反”调查，使得江苏的光伏产业成为“重灾区”。新一轮以各国争夺新兴产业制高点为出发点的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江苏在传统产业出口受阻之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将遭遇国际市场的阻击，政府与企业产业必须尽快适应并利用国际贸易投资的相关规则。
从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向竞争新优势转变。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是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与贸易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以低成本的要素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瓶颈约束、环境恶化，江苏的低成本优势已被其他国家与地区超越。江苏必须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从国际分工的从属地位向掌控全球价值链的“链主”演进，实现由“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江苏服务”的结构性转变。
由单向的“对外开放”进入“双向互动”。江苏历年来都是利用外资最多的省份，重视外资“引进来”。随着地区经济的增长，江苏已进入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周期，有竞争力的企业已具备跨国资本运作实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企业“走出去”的条件日趋成熟，2013年江苏对外投资总额已名列全国第三。另一方面，随着江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迫切需要通过跨国投资整合全球生产要素，借助外部市场与国际分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上海自贸区旨在探索扩大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以开放促改革，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自贸区挂牌运行一年来，在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开放制度、综合监管制度四方面稳步推进创新，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破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短期内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贸易转移效应。随着自贸区贸易自由化措施、通关便利化措施的实施，跨国融资租赁业务逐步展开，大宗商品国际交易市场纷纷落户，自贸区对转口贸易、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进口、保税物流等业务吸引力大大增强。江苏特殊监管区的诸多业务可能因此转至自贸区进行，这对增长疲软的江苏货物贸易而言是个挑战。
要素虹吸效应。自贸区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投资便利化措施，同时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再加上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推进，使得企业注册运营成本大大降低，跨境结算、资金融通更为高效便捷。航运、物流、会展等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总部经济将向自贸区集中，而这些产业正是江苏产业转型发展的方向，对江苏服务业利用外资必然产生分流效应。同时自贸区实施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的优惠政策，对高端人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江苏的人才引进计划有所冲击。但长期来看，上海自贸区作为长三角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为江苏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为江苏构建与全球合作发展的新平台创造了机遇。
制度创新示范作用。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为江苏创新贸易投资管理模式、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供模板。特别是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方面，自贸区海关的14项监管创新制度已在长江经济带的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开始复制，为江苏提高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提供可操作的实践经验。自贸区实施“先照后证”的工商登记制度，企业注册资本改为认缴制，“一表申报，一口受理”的模式极大地简化了企业的注册程序；对外资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以内的投资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对企业的监管由事前向事中事后转移，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公报制度。这些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又适应国情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为江苏招商引资政策的修正定下基调，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探明了路径。
高端要素集聚作用。随着上海自贸区服务业扩大开放，金融国际化步伐的迈进，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推行，自贸区对国际资源和要素的配置能力大大增强。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将向自贸区集聚，长三角地区在整个国际投资体系中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但上海自贸区28.78平方公里的有限区域内，商务成本高企，自贸区将作为跨国总部、地区研发中心、服务外包集散地向外发包，江苏可以承接更多的高端制造环节、研发项目、服务外包订单，为江苏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提供更多的市场机遇。
跨国投融资平台作用。上海自贸区最引人瞩目的是金融创新，一年来，“一行三会”先后出台关于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开放的条例和实施细则。开设自由贸易账户，分账核算体系落地运行，建立跨国企业人民币“资金池”，自贸区与国际市场的资金融通和货币兑换渠道已经基本建立，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账户体系也已经基本搭建，利率市场化已经启动。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强调服务实体经济，为企业资金的融通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江苏企业可以通过自贸区金融机构进行国际资本的融通，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利用自贸区便利的跨境直接投资平台，开展海外直接投资、股权并购业务。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为江苏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江苏经济“升级版”提供了思路。江苏应用足上海自贸区建设红利，适应“新常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接轨国际规则，创新贸易投资便利化体制机制。江苏应借鉴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成功经验，推进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全面推行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投资注册模式，积极探索多部门协调工作的组织形式，建立涵盖商务、海关、外汇、质检等不同部门的协同管理机制，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前置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同时调整外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改变地区间竞相财政让利招商的不合理现象，以要素升级、制度保障为引资优势，将引进外资的工作转移到提升层次和水平上来，改善投资软环境，培育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攀升价值链高端，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江苏要突破价值链低端的陷阱，就必须创新贸易方式。在现有服务外包产业的基础上，建立上海自贸区服务外包的承接机制。发展本土配套产业，延伸自贸区的产业溢出效应，构建完整产业链。引导企业提升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抓住国际市场低迷的机遇，并购具有较高科技水平的公司，利用交叉转让、联合研究开发项目等形式，投资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和营销网络，获取关键制造环节的科技成果，从而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融入国际分工。同时强化自主创新，打造高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实现从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到以市场和技术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完美转型。
集聚全球要素，构建对外开放新平台。学习上海自贸区综合管理模式，推动江苏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高地。可以实施若干开放载体试点，加大对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功能整合，支持全省出口加工区升级为综合保税区。规划在南京、苏州、连云港三个国际商务中心、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先行先试，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推进资源整合集聚，积极申报设立自由贸易园区。抢抓投资便利化先机，巩固发展苏港、苏台、苏新合作，深化“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建设。此外，参考上海自贸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政策许可范围内，试点对高层次人才的税收激励制度，形成引进高端人才的长效机制，建立优质高效的人才储备。
借力“走出去”，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江苏企业。江苏应整合区域经济合作优势，充分利用自贸区投融资平台，从吸引外资转为着力培育江苏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多元化企业“走出去”模式，支持江苏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联合重组等方式收购国外的优质资产和技术。增强本土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在价值链的最佳环节安排最合适的生产。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机制，政府应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管制过渡到服务上来，创造良好的信息、金融服务，推动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从宏观层面保护企业国际化的投资收益。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开放，形成优势互补和共赢，从而极大地提高江苏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带动本土产业转型升级。
（执笔人：杨志琴。原载于《群众》2014年第10期）